《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继承大舜的王位，成为天下之主。大禹“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圣贤明君，深得百姓拥戴。大禹登基十年后，“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在东巡时病逝在会稽。大禹死之前，继续实行禅让制，把王位传给了德才兼备的大臣益。

但大禹的儿子启，与益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之争，最终“启攻益而夺之天下”，成为大夏王朝的新一代君主。启的登基违背了大禹的遗命，有一个强大的诸侯国有扈氏起兵造反。启为了跟巩固皇权，发起了平叛之战。

《尚书》记载，启在出兵开战之前，进行了一次有名的战前动员演说《甘誓》，激励将士们奋勇作战。其中有这么两句：“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

这段话现代人看来，可能感到莫名其妙，什么左攻右攻的。但实际上，这是启对于当时军队主力战车兵的训话，意思是说：战车左侧的将士如果不努力进攻杀敌，战车右侧的将士如果不努力杀敌，中间驾车的将士如果不能使车马按正路行驶，都算抗命不遵，会受到军法从事。

启的这句话，被视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使用战车作战的最早的第一次记录。按照中国古代战车的战斗标配，一辆战车配属三名军人，“车左”是弓弩手，负责远射，“车右”是长戈手，负责近攻，中间是“御戎”，负责驾驭车马，相当于司机，故此启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战车自从夏朝问世以来，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古代战场上的主角，有古战场之王的美誉。战车的应用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顶峰期，各个国家纷纷大力扩建战车数量，围绕战车展开了“军备竞赛”。战车的单位是“乘”，“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成为军事强国的代名词，楚国、晋国等大国，都曾拥有过4000乘以上规模的战车集群。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曾经让各国趋之若鹜的战车，却最终谜一样消亡不见。汉武帝北伐匈奴时，卫青霍去病带领的军队主力，骑兵已经取代战车扮演主要角色。战车冲击力强大，机动性优越，是一种威力极强的重武器，为什么会被古代军队抛弃，被骑兵所顶替？

第一个缺陷，是因为战车的作战范围与适应性较差，对作战环境要求苛刻，无法实现全地形全天候作战。战车实际上仅仅适用于平原旷野，如果遇到山地、河流、泥泞、沙漠等特殊地形，战车的应用会大受影响，甚至连基本的通行都困难。而在这一点上，骑兵的战马适应性要比战车强得多，大部分地形和气候都能顺利适应。

第二个缺陷，战车无论是制作成本还是使用成本，都太过高昂。从出土的秦国战车实物来看，一辆战车多达上千个精密的零部件，需要大量上等木料、青铜器件、皮革，需要大批熟练工匠的费时费力的投入。

而战车使用成本也近乎“奢侈”，一辆战车需要配备2匹到4匹马，2个到3个成员，其中必须有一名技艺高超的“御戎”也就是驾驶员。辛辛苦苦打造出的一批战车，很可能一场大战后就所剩无几，只能重新制造车辆、训练马匹和驾驶员。大部分国家无法长期承受这么“奢侈”的重武器带来的沉重负担。

第三个缺陷，战车在实战中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坚不可摧，相反却显得很“脆弱”，很容易导致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而丧失作战效能。比如古代战车使用硬质木轮，即使在平原上作战，战车在高速行进中，硬质木轮如果碾压在石块或者地面凸起上，很容易剧烈颠簸而翻车倾覆。其次，在古战场上激烈搏杀中，一旦负责驾驶战车的“御戎”受伤或者中箭，极有可能导致战车失控。在长百上千辆战车集团冲锋时，一旦有一辆车发生故障或者失控，就可能引发后方或者左右两侧的战车的连锁冲撞，挤成一团。

战车的三大缺陷，成为它难以克服的软肋，最终难以在战场立足，被抛弃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