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王燕妮、刘世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口述王谦宇 （原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党组书记、副总指挥，兼香港中旅集团副总经理）
整理王燕妮（资深出版人，严肃的观察和写作者）、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历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责编许嘉芩 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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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成立生不逢时
作为成立华侨城来说，当时的形势是很不利的。有人说，华侨城是生不逢时。省委书记林若对建立华侨城是不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支持的。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建议成立华侨城的时候，梁灵光还当广东省的省长，但是，梁灵光没有把建华侨城的事情拿到省委会议上去讨论，省委书记林若和省委的班子并不知情。梁灵光后来作了解释，说是他忽略了。在省委班子里就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梁灵光个人的行动，并没有征求省委的意见，这是第一；第二，林若本人不主张在深圳专门搞一个华侨城，不主张在政策上给予华侨城优惠，他有两个理由：一、现在正在下放权力，为什么你侨办要把深圳的华侨农场收回去，由你自己来搞呢？！二、更何况，吸引外资，吸引侨资，在全国哪里都一样，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广州，为什么非要到深圳，为什么非要到你华侨城来？况且，难道就要给予你华侨城特殊的优惠吗？这也说不过去吧。 因为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梁灵光做得不是很周到，另一个是认识上的不同，就造成了省委对华侨城的成立不支持。而且还造成了后来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当国务院特区办和国务院侨办发文，正式批准成立华侨城，要广东省转发这个文件时，广东省不转发，说是上头并没有提出要转发；另一个是，后来华侨城在与原来沙河华侨企业公司（原来沙河这里有一个企业，叫沙河华侨企业公司，这个公司是属于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的，也就是属于省管的）接收和移交时，在土地和原有企业移交的两个方面，省里拖延了很长时间。 因为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结果就造成土地的划定和企业的移交拖延了很长时间。土地的问题和企业的移交问题，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的，实际上在开始移交时，土地就一直已经在开发了。原来的土地是4.8平方公里，有5-6个企业，300多个干部，近2000多名职工，不到4000的人口。从1985年一直拖延到1991年才达成协议，最后到1993年才总算解决了。 我最初酝酿起草文件时，估计大概需要4-500万块钱，叫做自筹资金。因为我当时找到一个文件，国营企业之间相互转换主管单位，由于都是国营企业，没有太多的经济补偿问题，特别是土地，都是国家的，你能要求什么太多的补偿呢？！开始的时候，以为我们准备4-500万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后来我调回北京去编廖选以后，他们继续在谈，后来又提高到了900多万，但还是达不成协议。到我1989年回来华侨城，廖晖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们又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当时是由广东省的省长林伯唐和另一个副省长两个人主持会议，双方的代表坐在桌子的两方，两边面对面，针锋相对，我唱白脸，廖晖唱红脸。最后，最早开发的那个4.8平方公里土地，我们终于1991年达成协议，以1000万美金正式买断。 这个问题从1985年开始谈判，一直到1993年才正式解决，差不多谈了8-9年时间。这个在下面讲到具体问题时，我还会谈到的。 华侨城成立期间，形势是越来越困难，特区不特，一些特殊政策都收回去了。特区搞了5年，国家对建立特区的目标是什么都搞不清楚，1985年年初一个月的时间，香港的信报连续发表了12篇文章挖苦深圳，看看文章的题目：《建筑在假大空的基础上》；还有的题目叫《有关特殊书写的争论（其内容是讲繁体字、简体字的）》；《万病缠身的深圳特区》；《由上至下大发改革财》；《外商洽谈项目多而投资少》等。外面对特区评头论足，有众多议论；而里面的意见也听到很多：“除了一面红旗之外，整个深圳都变成资本主义了……”很多在党校学习的老同志都痛哭流涕，他们说，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用铁丝网围起来，连我们自己都进不去了…… 对华侨城的成立，我们自己内部的很多人也不看好，广东省特区办的主任对马志民说，华侨城是生不逢时。香港中旅的员工也认为：由香港中旅出资来开发华侨城，会把港中旅拖垮掉。有些员工说，糟糕了，我们的年终奖金可能没有保证了。因为在香港，如果公司经营得好，效益好，年终就会给员工发“双粮”，即发双薪。效益特别好的企业，年终还会多发几个月的工资，多发三个月、或者四个月、五个月工资的都有。 当时我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上次有讲过，我开始时不愿意来，后来被廖晖感动了，既然下来就不能退缩，一是鸭子上架，一是卒子过河。所谓鸭子上架，是因为我原来没有搞过经济工作，现在既然下了决心要做，就要克服困难，像卒子过河一样勇往直前。当时还有那么一种要做成一点事情的想法，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浪费掉了，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最后这么一个机会，再搏一搏，争取要做成一点事情吧。 我当时已经57岁了，参加革命几十年，运动不断，道路坎坷，很多时间被浪费了。1978年我50岁调进党校，我就跟党校的组织部门说，我已经50岁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你们说清楚，我调到党校，究竟是否有这样的环境，让我能够比较安心地做工作，不再折腾。当然，我这个话说出来也比较幼稚。当时搞组织工作的人就对我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有教训了，不会再折腾了吧。行吧，这样我才到广州去搬家，把手续转到北京中央党校去。但不出所料，1978年去中央党校，到1985年王震进党校，又开始折腾了。50岁折腾到57岁，刚刚想安定下来，又来深圳了。所以，这是我最后一站。 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一片依山面海的土地上，要建设一座城，任务重、困难多、压力大，可想而知。廖晖既然这么重视，我还是下定决心，尽我所能。 我在给原来我工作多年的湖南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李界夫写的信中说，为国为民能做一点事情，自己做一点牺牲也是值得的。
王谦宇先生与女儿王燕妮（右）及小女儿（左）合影
过河卒子勇往直前
在华侨城成立大会上，马志民和我都讲了话。马志民因为是在深圳工作过的，那是在建特区之前，所以他讲了他在深圳修水库的情况。当时搞群众运动，4万人上阵，搞兵团作战，用了99天，修筑完成了一公里长，30米高的水库大堤，也就是给香港供水的水库大堤。那时候，修深圳水库是一件大事。马志民说，当前我们建设华侨城，跟我搞水库的时候不一样，不能光凭热情，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需要更多地尊重客观规律，需要智慧和冷静。他这个话说得不错，我比较欣赏，他思想是积极的，但是他态度比较冷静，比较谨慎，比较实事求是。
我的发言讲了五点：第一，要有一个经济发展的计划和一个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我当时叫做经济发展的战略和城市建设的规划。关于总体规划，我讲了这样一句话，华侨城的建设，不能像以前农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既是所谓：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几个“边”字。过去内地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华侨城不能再走这条老路了，华侨城起点要高，我们要引进新的规划思想，华侨城要先规划，后建设。同时我告诉大家，现在领导已经做了决定，要请国外的专家做规划，华侨城在城市建设上，要走出一条新路来。第二，我讲了要认真学习蛇口和深圳的经验，主要就是两条：坚持开放，坚持改革；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第三，我们叫做华侨城，要面向华侨，服务于华侨。第四，干部。要抓好干部的调配、培训。我提出，人才问题，是决定性的问题。第五，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的、团结的、有战斗力，高效率的领导班子。我用几句话结束了我的讲话：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我们的前面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在中央、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就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沙河这片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画出一幅又新又美的图画，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决心。 在成立大会开过之后，布置了工作，我回北京去跟廖晖汇报。对领导班子开大会发言的情况，表示了我自己的看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搞华侨城，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我们现在不同于蛇口和深圳当年，开始的时候难度大一点，要把困难看得多一点，但是，我们要高要求、高起点，我们要学习深圳和蛇口，但是要高于深圳和蛇口，因为我们是后来者，可以避开他们走过的弯路。同时，我也对廖晖说了，除了他说的起点要高，16字方针外，我还提出，建设的速度上要稳中求快等。廖晖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 这样，我们就正式开始工作了。原来的沙河企业公司，在这里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条件还很差，虽然我们不是说平地起家，但其实所有的工作都要从头做起。万事起头难，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都要开始进行。 我当时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七项工作：第一个，要制定总体规划和第一期的细部规划。因为，4.8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概要分为一期、两期、甚至三期来开发。第二个，要建立机构。上面提出要建立华侨城建设指挥部，那下面还要注册一个公司，叫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底下还要成立若干个企业。最后是有8个公司，一个总公司，七个子公司。第三个，沙企的接管和移交。一家一家地去清帐，去接管，解决他们原有的问题。接管还包括，沙企原来的机构和班子，都要做适当的安排。第四个，是要调派干部。原来的干部有300多人，全部需要安排，要各得其所。主要的干部逐个找他们谈话。第五个，整顿原有的企业。这个遗留的问题也不少。第六个，开始搞基建，平整体地，即所谓的五通一平。第七个，落实侨务政策。要调动所有职工的积极性，落实侨务政策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七项工作没有先后，都要齐头并进。 当时，马志民是中旅集团的总经理，又是华侨城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兼总经理，香港的任务比较重，所以他两头兼顾，每个星期，他星期六早上进来，星期六一整天，星期天一天在这边工作，利用周六和周日，来开会解决比较重大的问题。平常的日常工作都由我来处理。如果平常有比较重大的问题，等不及他周末来处理，就用电话直接沟通，不然，就要等到他周六回来开会来解决。所以，当时对我自己来说，负担是比较重的，每天早上先开个碰头会，开完碰头会之后，大家就分头去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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