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理性的选择——樊纲的“经济人生”|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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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履历：

　　1953年樊纲生于北京；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
　　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
　　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
　　1982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系；
　　1985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樊纲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两次入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连续两次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卷入“上山下乡”运动；70年代末重新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建立新型智库，成为政府核心智囊……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历史给樊纲带来了机遇，他也通过自己的拼搏抓住了机遇。

他有意或无意地投入到了时代变革的洪流中，成为了参与和影响中国改革的人。时代变迁影响着其中每个个体的命运。而国家命运的变化，投射到樊纲身上，开启了他的“经济人生”。

为什么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樊纲：我们当时是下乡的一代，我下乡了一共八年半，1977届考大学，1978年初上的大学，1978年这个年份是正式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

张媛：那个经济学专业是你自己选的？

樊纲：自己选的，也是因为第一关注了经济问题，我们老说经济有人就能够有创造价值，我们怎么那么多人到了那会建设兵团，一下加了几倍的人，怎么反倒亏损，这就是问题。农村为什么挨饿，当时也感觉是经济问题。加上自己读杂书，读马列，政治经济学，哲学什么的，就对经济学感兴趣了，所以我大学三个志愿报的都是经济学，那时候所有的经济学可以报的都报了。

那时候实行“工分制”，我还写了文章去反驳，然后还请我到兵团总部开会，就开始有这种兴趣，想讨论这些问题。

张媛：然后后来就上了大学，读了硕士，然后去哈佛。

樊纲：那个经历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哈佛东西开的课比较前沿，对于整体思想，对于我将来能干什么，能干出什么，这个经济学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比较快的提升。

张媛：那个时候就很清楚了自己要做一个经济学者了吗？

樊纲：应该是吧，当时我们不像你们现在各种选择。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么深的问题，当时觉得兴趣就是做研究，既然做研究，将来是去社科院，去大学，一步一步去这么走。

归国，这是一种使命感

张媛：没想留在美国吗？

樊纲：没有，这事我后来在自己一本书里面还好好分析过，各种原因吧，首先你得做事，你能做什么事，当时首先我还是比较清楚的认识到我能干什么，中国经济那么多问题需要分析，这就是所谓的学者的贡献。

张媛：使命感。

樊纲：对。

第二，就是说你毕竟对中国的事情熟悉。

第三，就是一个情结问题，毕竟中国是我自己的事情，美国那些事再怎么着跟我好像没有关系，国际上的事情跟我好像没有关系，无非就是一个相对好的生活，可是有什么意思呢？

　　1996年樊纲离开社科院，改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998年参与创办中国经济50人论坛；
　　2006年兼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创办中国经济50人论坛背后的故事

张媛：回来之后您做了几件事情，搭建平台，比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樊纲：还是以研究为目的，包括成立研究所，还是想用新的方式组织大家进行研究。50人论坛也是这样，当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需要各个方面的人大家聚合到一起，能够有一种机制有一种机会，不同背景的人，政府的人，学者，我们一块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更多是政策导向的问题。

张媛：怎么把这些人聚集起来，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让它有效？

樊纲：中国有一个特点，政府官员在政府部门里面要长期运作，有很深的了解和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就出现一个情况，有些官员他很有学术背景，因此，有官员在论坛机制当中作为正式的成员，而且经常参加讨论。这是一个好的中国特色，在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下，能发挥大家聪明才智参加各种讨论的一种机制。所以我们主要的发起人也是政府内部的人，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张媛：所以后来看到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等，怎么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樊纲：我个人从事研究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学术研究，第二类是所谓政策研究，学术研究更偏重于理论、方法，政策研究就是当前大家面临的这些事。比如我现在负责的两个研究所，一个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我们每年参与政府的五年规划落实的评估，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些分析；然后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就更侧重于地方政府的很多问题，现在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国家高端智库就要给国家提出各种政策建议，这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要组织大家做。

樊纲：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重点，我早期当然比较重视理论，这个也是需要的。我现在一直建议我的学生，在你上学的期间，特别是你开始你的职业生涯的初期，一定要高度重视理论。要读书，要读理论书，要读你将来那些没有时间再去读的文献，这样打好一个基础。

十年积累哈佛求学让自己有了融会贯通的感觉

张媛：您从什么时候发现通了，就任督二脉全通了？

樊纲：这个是学了十年之后，在哈佛读书期间，我觉得我有那种感觉。

张媛：幡然醒悟。

樊纲：这个“悟”不是说是上天给的，是你前面积累的结果，是你不断去读，不断去想，不断去思考，不断去琢磨，一直没有琢磨通。但有时候读一些经典的论文，突然它的方法启发了你，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这么研究。

张媛：你认为这是天生的还是有方法论的？

樊纲：首先因为积累，首先因为你学，因为你学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人跟人大概是有点差别，我自己是有这个感觉的。我在农村的时候，当时也是文学青年，当时也在地方的各种报纸杂志发表不少东西。

张媛：你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樊纲：不是，我那时候觉得不一样在哪儿呢？我那时候已经对理论很感兴趣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做文学就不如周边的人，就不如其他那些搞创作的人。比如我们同时到外面看到了一个事，一个故事，他们会天花乱坠地形容和描述，可以说半个小时，我回来一句话把这个逻辑抽出来，一句话说完了。而且我当时一读理论的东西，写理论的推理，很兴奋，我写那些小说我不兴奋，这时候你觉得你跟他们有点差别，你可能不适合做这个文学的事情。你是抽象思维的，他们是形象思维，我相比于这些搞文学的人，抽象能力强一点。

为什么建议每个人都该学点经济学？

张媛：说到经济学的这个领域，你认为要是进入到这个领域，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你建议每个普通人都应该了解经济学。

樊纲：西方国家他们在高中生的时候就开始学经济学了，高中生考A—level（英国学生大学入学考试课程），那么多学科里面就有经济学，经济学的教科书这么厚，相当于我们本科一年级的教科书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好处的，不仅仅是理解现实，经济学它是一种分析方法，刚才说的抽象是一种分析方法，你学会这个方法，你看现实，看很多问题，你都能够更加深入。

我是建议更多的普及经济学的知识，就像我们必须有哲学的背景，我们也必须有文学的背景，我们必须懂一些社会学，这也是相通的。

经济学不研究自己怎么赚钱

而是研究社会怎么赚钱

樊纲：经济学是研究别人怎么赚钱的，研究这个社会怎么赚钱，这个国家怎么赚钱，不同的人群怎么赚钱，经济学是不研究自己怎么赚钱的。经济学可能更关注的是政策层面，政策对这个市场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讲这个市场的风险都在什么地方。

　　樊纲的脸上看不出那个艰苦年代的痕迹，更多的是儒雅、平和与云淡风轻。
　　考大学、读研究生、公派出国、成为核心经济学家，樊纲似乎幸运地踩准了人生选择的每一步节奏。
　　如此经历后，他如何看待现代人的焦虑感？他自己还会有焦虑吗？

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焦虑与挑战？

樊纲：大家都还在追求更高的目标，都对现状仍然不满意，这就是社会发展动力，你只有大家都不满意，都要改善自己，这个社会才能改善。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可能我焦虑半天没有出路，我挣这点钱，房价涨的快很多。这时候，从国家来讲要调整政策，你就应该改善这些地方的供求关系了。如果确实一个社会是固化的，我买不起房永远买不起房，那就会成问题，怎么能够给大家提供机会，怎么能够机会均等，怎么能够不使这个差距拉的太大，这是一个社会要思考的问题。

张媛：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面临新的问题，移动互联网时代，跟80、70、60年代的人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有他们新的烦恼新的焦虑，您认为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烦恼和焦虑有什么共同点？

樊纲：共同点有的焦虑是发展中的，有些社会发展速度更快，那么有些时候发展速度很慢的话反倒停滞，你改变不了现状。对我来讲，我宁可像年轻人这样面对多的变化，我不愿再面对50、60年代下乡那时候，那时候固定的固化的死气沉沉的那种情况，我宁可看到现在每天都有新东西出现，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但是你会焦虑，你会每天面对新问题，还是这个生活更有意义，更丰富。

欢迎而不是抱怨新事物

樊纲：个人努力总是需要的，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这么一个概念，你自己得奋斗，自己得努力，别人睡觉了，我点着油灯看书，这种事总是要做的，你没有一些你特殊的努力，大概你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成就。

你得要去欢迎新事物，而不是天天去抱怨新事物，新事物新技术会带来新问题，你不会把每天带来新问题当做负担，反过来来讲当做你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其实这些挑战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挑战就没有新东西，你生活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用这种态度来看，大家就更乐观一点。

播出信息：

21:40 @东方财经-浦东频道（歌华有线136频道）

22:10 @第一财经、香港NowTV（#338）同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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