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们在退休之后选择“告老还乡”,更多的还是一种“衣锦还乡”、“叶落归根”、“荣归故里”的情节所在。

中国从古至今都有着一种独特的“根文化”。

不管是官员也好,百姓也好,在外闯荡的根本目的,就是能够非常体面的回到自己的故乡,因而也有了诸如许许多多用以形容思念家乡、渴望回到故里的诗词与成语。

古代的官员也是如此。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读书人的地位不断升高,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和不断完善,给了各个阶层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而读书、做官一方面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光宗耀祖”,给自己的家族添彩。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传统,让官员们在退休之后,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

即便是因为种种原因克死他乡,也会让家人将自己的棺椁运回家乡,葬入祖坟、牌位进入祖庙几乎是所有人的心愿,古代的官员们自然也就不例外。

而很多官员们,特别是职级比较高的官员在任职期间,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致使归乡做着准备。

首先,他们的大部分产业都会选择在老家,而不是京城和任职地。

《大明王朝1566》中的严嵩、严世藩父子就是如此,在截留了部分江南盐铁税银后,没有将这些银两运到北京供自己消费,而是直接运回的是江西老家,去置办产业,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告老还乡,能保证晚年生活的衣食无忧。这些官员们也基本都是通过大量购置耕地的方式来保证自己退休后的营生,同时,他们还会在老家为自己修建规模庞大的宅院庄园来提升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地位,这些都是在他们还在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的。

而不得不说的是,皇帝们对于大臣们进行封赏,也大多会选择在朝臣们的家乡来兑现,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朝臣们“光宗耀祖”的心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京畿附近基本都是皇室宗亲的产业,实在是动不得,也没有多于的可供赏赐给大臣的了。

其次,“同乡互助”的思维非常盛行,因而这些官员与家乡当地的官员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官场之上,非常讲求的是同乡之谊,因而许多官员在外做官,特别是做到级别很高的大官之后,必然会与家乡当地的官员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家乡官员也会对其家族和家人进行必要的照顾。

即便是回到了家乡,这种关系依然可以很好的保留,毕竟尽管人已经退休致仕,但终归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也会得到当地官员的尊重与照顾。

“伴君如伴虎”,官员退休之后更希望的马上逃离官场是非之地,而不是去逗留其中。

俗话说“半句如伴虎”,古代官场之上的险恶程度是非常之高的,一着不慎,丢掉的不仅是自己的性命,甚至全家都要遭受牵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

特别是官员们退休之后,权势皆无,一方面要考虑到皇帝会不会因为某些事情对自己翻脸,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那些曾经的同僚们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坑害自己,那些曾经的对手们会不会打击报复,还有那些曾经没有人注意的失误和细节,这些都有可能让这些已经退休的官员们不仅不能得到善终,甚至还会遭至身败名裂的结局。

因而,退休之后马上回到老家,让自己消失在皇帝和这些官员们的视野之中,不失为一种自保的方式。

况且,即便是有些人已经回到了老家,但是仍然无法摆脱被翻旧账清算的命运。清朝名臣张廷玉就是其中的典型,原本已经向乾隆辞职回到安徽老家的张廷玉,仍然被余怒未消的乾隆皇帝抄家彻查,最终以非常悲凉的结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当然,还需要说明的古代官员们的退休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想退就能退的。

官员们的退休制度形成于汉朝时期,按照根据《礼记.曲礼》中''大夫七十而致事”的记载,将官员们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在了其实岁,随后的唐、宋、元等朝代也都基本沿袭七十岁退休的制度。而到了明清时期,则把官员们的退休年龄提前到了六十岁。

但是这仅仅是规定,或者说仅仅是针对于一般的官吏或者级别比较低的官员,对于那些朝中的大员或者治世能臣,退休的年龄还是由皇帝说了算的。

比如之前所说的严嵩,八十高龄了仍然担任嘉靖皇帝的内阁首辅的职务,而他的继任者徐阶担任首辅的时候,也已经超过了六十岁,清朝康熙初年的首辅大臣索尼,也是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被委以了辅政重任。而康熙朝名臣于成龙在六十八岁时死在了两江总督的任上,雍正朝时期的名臣田文镜则更是以七十二岁的高龄死在了任上。

所以,想要退休,想要还乡,最终还是需要皇帝来定夺和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