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知县作为一县之长，对辖区内的一切事情都负有责任，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官，也是司法官和税务官。在知县的诸多职责中，最重要的是赋税和司法，这是知县政绩考核评估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承平年代，知县除了迎来送往之外，最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赋税和司法，前者关乎一县的繁荣，后者关乎一县的稳定，这两项工作直接关系一县的兴衰治乱，也间接影响整个帝国存亡发展。今天单说知县的司法工作。

在清朝，司法案件大体上也分为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两者的性质和严重性不可同日而语。民事案件知县可以全权处理，一个人说了算。“知县统管全县的一切民、刑案件，并具有对民事案件进行全权自理并作出法律判决的权力。如户籍、婚姻、田租、土地、差役、赋税、债务、水利、斗殴、偷窃等之类的事情，即《清律》五刑中的苔、杖等轻罪案。”

清朝的刑事案件则实行县、府、道、省四级终审制，知县只有初审权。当然，前期侦查和结案之后的执行，也是知县负责。

一、民事案件

清朝处理民事案件的原则也是“民不告，官不理”，这很好理解，比如有一家人，子女分家产出现纠纷，如果当事人不上诉，知县当然不会主动管这些事。

秦朝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提倡德治教化，不提倡刑罚（德主刑辅）。一般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告到县衙后，县衙都会建议私了撤诉，俗称“和稀泥”，无法私了的，县衙会预告审案时间，到时候原告被告到齐，衙役们把证人和相干人员传唤到衙门，由知县进行审理判决。

民事案件的上诉时间有限制，春节假期（腊月十九到正月十九）知县不上班，农忙时节（四月初一到七月三十）知县要劝课农桑、组织和督促农业生产，不受理轻微民事案件。每年农历腊月十九之前，如果县衙还有未结之案，知县会派人传唤双方当事人和证人到场，突击审案，结案了事。如果涉案人员无法到齐，知县会让三班六房吊销案件签票，等过完春节假期上班，再出票传讯重审案子。

中国人向来害怕官司缠身，这其实是有缘由的。在古代，普通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一般会找族长、里正、乡绅等有威望的人调解，调解不成的才告到县衙，而案子一告到县衙，则意味着司法成本大增。

找人写讼状要花钱，衙役上门要打点，进城要交通食宿费，进了衙门又得打点书吏、门子等人，如果审期更改，上诉人不仅要再花一遍钱，还要交纳准理规费等。一场官司下来，输了的赔钱受罚，赢了也往往倾家荡产。

衙门里，书吏衙役等人能收好处费，喜欢老百姓打官司，而知县往往不喜欢老百姓打官司——事情太小太多太杂，浪费自己的精力，也浪费公家的人力物力，行政司法成本太高。光绪年间内乡县知县章炳涛就曾规定：凡遇百姓告状，有理没理先各打四十大板，然后再问事由。对于轻微案子，有理的判赢，得向县衙捐款，无理的判输，得向县衙交罚款。

通过这种手段，知县能有效减少民事案件上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于民事案件，只要当事人不上诉，知县无须呈报上司复核，可以当即执行，知县只需要每月填报《循环簿》登记，以备上司查核。

二、刑事案件

县里如果发生了拐骗、讹诈、邪教、私盐、窝赌、人命、强盗等刑事案件，知县须负责侦破、缉捕、查赃、勘验、递解、初审、监押人犯、保存和向上呈转初审口供笔录。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命案。

命案分为两种，一种是案情简单、事实清楚、凶手确定的命案，知县接到告状后，必须立即派出捕快缉拿凶手，然后再验尸、审判。一种是案情复杂，需要侦查破案，查出凶手后再逮捕审判。

如果遇到第二种情况，知县要立即同时带上仵作（类似于法医）、刑书（县衙六房中负责司法的头目），以及随身携带呈词、口供、尸格（验尸单格）、《洗冤录》、银针等文件、工具，亲自前往验尸。这个过程不会带大队人马前往，以防止书吏和衙役们收钱做手脚，干扰查案。

在知县的现场监督下，仵作验看尸体，查明伤口颜色、深浅、尺寸、凶器，判断死者有无疾病，死因如何，死亡时间等，刑书负责记录验尸结果，填写尸格。有了初步尸检结果后，知县开始传唤涉案人员及证人，讯问案情细节，包括案情缘由，时间地点，参与人数，动手几人，打伤几处，何物致死，死亡几日，凶器何在等，拿到供词后，再与尸格比对，看有无出入。

如果供词与尸格没有出入，案情没有疑点，那么查案阶段到此结束，接下来知县回到衙门，准备升堂审案。这时候，鞭炮响起，官吏和衙役两边排开，凶犯和人证上堂，知县问供，书吏记录，完事后犯人画押，押入牢房，案件进入判案阶段。

判案阶段，知县根据相关法律和具体案情，对犯人定罪量刑，称为拟罪。由于是初审，知县拟罪没有法律效力，但是会成为更高级别审判的基础。终审的时候，都会以知县的初审作为依据和参考，没有疑窦的，一般都不作更改。

值得一提的是，知县办理重大刑事案件，不受农忙时节的限制，主动投案自首者，可以酌情减刑。

拟罪之后，知县要将案件卷宗和人犯移交上级（知府），供知府进行查阅和复审，从这里开始，案件就脱离了县级司法范围，逐级转到刑部甚至三法司。

三、限制条件

在清朝的司法实践中，知县对民事案件能全权处理，对刑事案件也有较大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知县可以为所欲为，不作为或者司法不公，都是要被问责的。

根据《吏部处分则例》规定：寻常命案限六个月，盗案等限四个月，田土户婚案限二十天，逾限，例有处罚。这意味着知县处理普通命案的时限是6个月，盗窃等案件的时限是4个月，土地田亩家庭婚姻案件时限是20天。超过时限，要受到惩罚。此外，还规定重大案犯必须在一个月内抓捕归案，过期意味着知县失职，也要面临处罚。

如果知县规避责任，拒绝受理诉讼案件，属于失职行为，根据《吏部处分则例》规定，这种行为要罚俸禄一年。

清朝对对刑事案件尤其是命案，处理极其慎重，知县初审之后，还要经过逐级审转复核，督抚、刑部等三法司甚至皇帝，都会参与其中，如果发现事实不清、律例适用错误或者比附不当的情形，案件会重新审理或直接改判，知县也会受到相应处罚。

另外，知县在受理司法案件时，也要遵循回避制度。《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听讼回避》中规定：“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及婚姻之家，若授业师及素有仇隙之人，并听移交回避，违者，笞四十。若罪有增减者，以故出入人罪论。”意思就是如果审判官和诉讼人有亲戚和姻亲关系，或者老师、仇人关系，应当主动回避，否则鞭笞四十，如果因此加刑或减刑，以故意“出入人罪”（不依律断罪，适用法律错误）论处。

清朝禁止老百姓越级上诉，《大清律例》规定：“军民人等遇冤抑之事，应先赴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意思就是让老百姓按程序走，只有在知县审理不公时，才找知县的上级，如果还是遇到不公，才允许进京告状。

最后提一下讼师。受影视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讼师是古代的律师，能帮助当事人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大清律例》明文禁止讼师存在，各地方官员对讼师的打击也不遗余力，讼师一直处于一种非法地位，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帮弱者伸张正义，并且使案情事实清楚，才会免罪。所以，讼师明目张胆收钱帮人打官司情况，不太可能存在。

四、评价

中国司法制度经历两千多年演进，到了清朝，已经到达了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在县级司法运作中，知县有完善、详细的法律实体和诉讼程序可以依靠，而且审案的时限要求强化了司法官员的责任，提高了司法效率，回避制度也提升了司法的公正性，另外对于刑事案件，知县只有初审权而没有判决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冤假错案。这些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相比现代司法制度，清朝县衙司法制度显得野蛮落后，其最大的弊病在于当事人的权利毫无保障，比如敲诈勒索，随意拘禁，人格侮辱，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等等，而这些无疑会影响司法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