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歴史上，隋唐兩朝相繼取得政權，結東了魏晉南北朝的戰亂和分裂局面，使國家走向統一，並建立了强盛的帝國。而兩朝在建國的初期，都重新制定禮儀。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對於制度的來源及其繼承關係加以總結，他指出：“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日(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日(西)魏、周。”

又引證《唐會要》和《新唐書》關於唐前期禮儀的制定曰：“《唐會要》及《舊唐書》之所謂古禮，參以《新唐書》之文，足知即爲隋禮。然則唐高祖時固全襲隋禮，太宗時制定之《貞觀禮》即據隋禮略有增省，其後高宗時制定之《顯慶禮》，亦不能脱此範圍，玄宗時制定之《開元禮》，乃折中貞觀、顯慶二禮者，故亦仍間接襲用隋禮也。既＇後世用之不能大過＇，是唐禮不亡即隋禮猶存，其所從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禮而長存也。

陳寅恪先生對於隋唐制度和禮儀繼承關係的论断，至今仍然是研究隋唐禮制的綱領。由於從開皇、大業到貞觀、顯慶直至開元，是國家從兩次統一到走向興盛的過程，因此禮制在多次重新修訂的同時逐漸脱離其原有的狹隘地區特征，而體現了國家大一統之下的兼收並蓄，並不斷將古禮和漢魏相沿制度加以有機的結合與更新，達到爲現實服務的目的。

《貞觀》、《顯慶》、《開元禮》是從“貞觀之治”走向輝煌的“開元盛世”之際修成的，它們是唐朝文物典章集大成的代表。但禮制的修訂又是與政治要和社會變革密不可分的，這使得《顯慶禮》較《開皇》、《貞觀》出現了更大的變化，而三部禮書中的最後一部《開元禮》，在“折衷(中)”《貞觀》、《顯慶禮》吸收漢魏南北朝制度的同時，也通過“改撰”《禮記》的做法建立中古禮的新經典，唐代“前期結東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的變化，實也孕育於禮制進化的過程中。

唐代後期一方面仍以前期禮制爲綗，沿用並落實《開元禮》的原則，但同時也根據現實要擴大了禮制的改革。這些改革通過制敕格式不斷頒布，反映在唐後期的禮書中，具有更爲實用化的意義。另一方面，自開元、天寶以後，道教禮儀和祭祀名目作爲皇帝祭祀的內容逐漸與儒家禮儀並軌，使國家禮儀和皇帝禮儀以不同的性質同存並立；而唐後期和五代亦通過不斷的改革触入禮制的新觀念，從而使得其内容面貌相對古禮和《開元禮》有了重大的突破，顯示了唐宋過渡時期禮制的新特色。

對於唐朝禮制，特别是貞觀一開元禮的研究作爲一大課題當今正在不斷拓展，除了陳戍國、任爽等的通論性著作之外，相關專題性研究也在不斷深入。臺灣學者高明士從朝廷的立國政策出發，對隋代的制禮作樂，以及《貞觀禮》的制定和變化内容進行討論。他並結合禮法，指出隋制納禮入令，違令入禮和唐承隋制依法爲治的特徵。

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一一以〈大唐開元禮〉爲中心》書，從文獻學角度研究《開元禮》的起源和編纂、流傳版本、内容編排等。他並有《唐宋禮書研究一一從公禮到家禮》一書，對唐宋之間禮典和禮書撰作及性質、形態的變化作了探討。另外，還應提到的有日本學者島一對貞觀改禮與《禮記正義》關係的討論剧，石見清裕關於《大唐開元禮》官僚喪禮儀式構成的硏究，都是其中突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