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崇祯于煤山自缢，明朝宣告灭亡，但诸多学者认为明实亡于万历。只是因为一个人的改革，国家社稷才得以延续，这个人便是张居正。

关于张居正改革，历来众说纷纭，评价改革的前提是了解。而了解张居正改革，我们需要读懂三个关键词。

1.效率：传承与革新

张居正进士及第，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他出生之时，明代大儒王阳明正处于晚年，两人未曾谋面，但却有着丝毫联系。

因为张居正的恩师是徐阶，后者师承王阳明高足聂豹，所以张居正是王阳明的曾徒孙，两人有着一定的思想传承。

王阳明先生

明朝仕人多有议政传统，但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禁止文人批评朝政，为此他下令禁毁各名山书院，甚至杀掉同属于王门中人的何心隐。

两人同属阳明学派，但是张居正反对的何心隐的做法，其思想集控政策更加倾向于法家。

要解释这一切，需要读懂第一个关键词：效率。

思想激荡固然有助于文化繁荣，但对于张居正来说，要实行改革，必须坚持一个中心，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而法家的集控政策可以实现思想上的统一。

张居正

对于效率，张居正有着自己的看法：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在众，断之在独（张居正《陈六事疏》）。若想推行好新政策，谋划必须严密，执行要有力度，众人意见可以参考，但必须自己做决定。

张居正还认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相比较于事先策划，执行力更加重要，相比较于话语，张居正更加重视行动。

所以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并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这种做法一方面简化了征收手续，另一方面促进了白银流通。

“考成法”也是如此，其目的就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为此张居正构筑了六部—六科—内阁的行政监察体系。中央六部所有工作都要记录记造册，之后抄录两本,一本交给相对应的六科 ,另一本交给内阁。

六科根据考成簿核查六部工作，同时提出奖惩意见，表现不合格的官员要受到降职与罢黜，原先的铁饭碗变为了合同制。

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向内阁负责。

内阁对六科奖惩意见做出批示，言官受到监管，没有时间打嘴炮。此外，内阁半年一小考,一年一大考，根据表现裁撤不合格的官员

考核官员

自此，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展现行政体系构建完成，工作效率极大提高。而内阁掌控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首辅的地位空前提高。

2.规则：丁忧与夺情

1577年，正当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张居正收到父亲病逝的消息。按规矩，张居正需要回乡“丁忧”，为父亲守孝三年。根据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一旦父母去世，官员应当立即辞官回乡，守孝到期后，再复职做官，便是“起复”。

但是为了避免突发情况，国家也制定了不成文规定“夺情”。如果遇到行军打仗等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情况，皇帝就可以发布命令，要官员坚守岗位。

张居正

明朝讲究“以孝治天下”，理论依据便是儒家“天地君亲师”，这五种力量是支配社会运行的永恒制度。一个人只有孝顺父母才会服从于君王，换句话说，不孝顺父母便是十恶不赦的奸臣。

在这个逻辑之下，丁忧制度成为一种不可讨论的禁区，除了执行别无他法，一旦违反便意味着与天下人为敌。

张居正父亲名叫张文明，但是言行做法一点也不文明，凭借儿子的地位横行乡里。这一点是张居正所承认的，他在与友人信中写到：“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而且根据后人考据，他与父亲已经19年未见面，两人关系实属一般。即使张居正不想回乡，但也必须遵守“丁忧”制度，尤其是身为首辅，他必须做出姿态以笼络天下读书人。

张居正

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如果此时离京，刚刚开展的改革便会毁于一旦，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将会失去内阁首辅的地位，“自以握权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明通鉴》），权力是政治家的生命，失去权力对于张居正来说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张居正不想，也不能回乡“丁忧”，他只能寄希望于万历降下圣旨为他“夺情”。而此时的万历皇帝还未成年，对张居正非常依赖，于是下旨“夺情”，让张居正留任。

为了把这出戏演好，张居正递交了《乞恩守制疏》，为自己辩护。张居正尽量说的光明正大，但其中的某些字句还是暴露出他的真实想法，他认为自己“非常理所能拘也”，所以“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

廷杖

言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平日受张居正节制的官员也纷纷上奏，反对“夺情”，要求张居正回乡。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接连上奏，但无一例外地遭受廷杖，部分官员遭到贬谪。邹元标一条腿被打断，落了终身残疾。

在这场博弈中，张居正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他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所有人都认为张居正是一个无父无母，大奸大恶之徒。

张居正打破了旧体系，但依然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他可以利用个人权威进行压制，但始终无法重塑整个制度。

3.权力：首辅与皇帝

张居正的改革始终无法绕开一个人，那就是万历皇帝。张居正可以笼络高拱成为次辅，也可与冯保结成同盟推行改革，但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围绕皇帝才能进行。所以张居正对万历进行严格的教育，希望万历能够成为理想中的尧舜式君王。

老上级高拱

张居正努力改革，但面对皇帝之时走了老路。

对于万历，他完全按照儒家经典进行教育，在他眼中，万历不是皇帝，也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个完全按照儒家模式进行的实验。他极其强调道德教育，希望万历皇帝能够实行自律，如此便将天下兴亡安危系于一人。

万历刚满十四岁，张居正就把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之后不停进呈各种枯燥无味的文件，如《四书直解》，《大宝箴》等。他忽视了万历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就连万历喜欢的书法也严格限制，理由便是“帝王之学，当务其大”。

年轻的万历皇帝惧怕张居正，即使贵为皇帝也使不敢直呼其名，每次见面都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张先生。

万历皇帝

张居正的高压政策收到了成效，一切都按照他的设想进行。改革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万历皇帝正在逐渐成长为一个贤君，大明朝四海升平，“东至四海，西至甘州，五千里几无烽火”（《罪惟录》）。

如果就这样持续下去，张居正将成为千古第一“相”，万历皇帝也会成为贤明君王。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没有法律制度限制皇权，仅仅通过道德自律是无法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旦万历皇帝长大，他便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治国理政。

对于这种现象，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曾提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皇帝金丝翼善冠

扭曲的君主教育造成了万历的逆反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对张居正的不满也在逐渐增加。

张居正不仅限制万历的书法爱好，甚至在大臣面前厉声指责万历的语句错误，但这些不是最关键的，真正让万历皇帝心生不满的是罪己诏事件。

1579年万历皇帝与宦官张鲸出去游玩，万历皇帝穿窄袖小衣，持刀嬉戏，李太后知道之后勃然大怒，训斥万历：“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承耶”，并且罚万历长跪。张居正为皇帝写了罪己诏，言辞激烈。

万历皇帝颜面尽失，皇帝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管张居正是什么人，也不论他做出多大贡献，单凭功高震主这一条，张居正必死无疑。

张居正功高震主

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终于能够君临天下。他要运用自己的权力，与张居正彻底决裂。张居正劝以节用，在万历看来是贪恋财物；张居正以严刑治国，万历便以峻法驭臣；张居正实行的各项政策，在万历眼里都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之后万历下令籍其全家，张居正改革宣告破产，万历一代，严禁提及张居正。

最后的评价

对于张居正，这位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来说，任何评价都难以让众人信服。

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海瑞式清官，两袖清风。他也不是严嵩式的奸恶之徒，残害忠良。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循吏，他渴望权力带来的无上荣耀，也享受物质产生的无限快感。

在国家腐朽，社稷倾覆之时，他用高压政策维持了体制的完整，换来了国家十年的稳定发展，在封建制度的框架内，他做到了极致。

张居正故居

我们民族不缺乏改革家，但缺乏对改革家的尊重，张居正的成就被选择性遗忘，在史官笔下成为私德欠缺的奸邪之徒。但对于张居正来说，自登上政坛的那一刻起，便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献祭给了庞大的体制。

就像他所说的“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张居正死后24年，明朝灭亡。当大明再一次遇到亡国危机之时，崇祯发出感叹：“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但世间再无张居正！

参考文献：

张廷玉等：《明史·张居正传》中华书局1974版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14版

夏燮《明通鉴》 中华书局1959版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版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版

查继佐：《罪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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