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沛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18JZD01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提要】在民粹主义思潮与“后真相”交织的当下，新闻业与政界和公众日益紧张的关系引发学界与业界的关注。以批判揭丑，单纯追求“冲突性”为立足之本的新闻业实践越来越无法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积极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在社会思潮与媒介环境变迁的语境下重思新闻业的价值与发展路径。本文立足于“建设性新闻”这一理念，通过梳理其历史溯源、理念演进及其在世界各国的实践案例，分析这一理念如何重塑新闻业与社群、个体之间的关系。“建设性新闻” 作为一种强调问题解决导向、弘扬正向价值的新闻理论，为“后真相”时代的全球新闻业的角色重塑和价值重构绘制了新的路线图。
【关键词】新闻业 建设性新闻 冲突性 积极心理学 社会角色
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与主流新闻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媒体战”。特朗普斥责CNN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为“假新闻媒体”，而包括《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在内的350家媒体则在2018年8月集体发表社论，向特朗普长期以来对媒体的恶意攻击“宣战”。这一幕剑拔弩张、愈演愈烈的“互怼”可谓前所未见。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已对新闻媒体失去信心。正如德国前总理、《时代周刊》（Die Zeit）的联合发行人施密特早已预见到的那样，“（西方）媒体过多的负面报道将会加剧公众的认知偏差，同时也会威胁到民主政治的根基”。
在民粹主义兴起，智媒推送的“后真相”放大了社会分裂，威胁到以精英主义立足的传统主流媒体的生死存亡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业需要对自身的社会价值与角色进行反思和定位。如果单纯地揭露、批判与对抗已经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如何在新的媒介和政治环境下重塑新闻业的社会价值？学界开始聚焦于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这一理念，通过引入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视角，探索和绘制重建新闻业的路线图——即如何从曝光揭丑、放大反常和冲突转变为发掘新闻事件的积极意义和强化解决问题的导向。
本文通过对近期学界和业界对“建设性新闻”这一理念的分析和实践进行讨论，通过梳理其历史溯源、理念演进及其在世界各国的实践案例，分析这一理念如何重塑了新闻业与社群、个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智媒时代重建全球新闻业的重要意义及其可行路径。
一、从冲突到融合：建设性新闻的历史溯源
在西方学界有关新闻价值的讨论中，冲突性始终被置于重要的位置上。换言之，冲突的形式和对立的观点呈现应当是新闻的首要任务。从19世纪末的“黄色新闻潮”到20世纪初的“扒粪新闻”运动，专业记者和编辑在“市场驱动型新闻”（market-driven journalism）的总体框架下，致力于发掘新闻中的冲突性要素并将其放大。对于冲突性及其所蕴含的“戏剧性”的追求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惯习”。当相关事件的报道中缺乏冲突和矛盾时，其新闻价值就会因为缺乏故事性而大打折扣，往往遭到编辑的否决而无法进入公众视野。简言之，对于深受西方新闻理念影响的从业者而言，“报道”与“故事”是同一个词（story）。
事实上，学界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过度强调冲突性对于新闻业的危害，并提出需要通过建设性的报道理念调和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作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创院院长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早在上世纪初叶就在其著名的《报人守则》（Journalist’s Creed）中就曾提出，“我们相信成功的新闻业是……建设性的”。虽然报业大亨普利策旗下的《纽约世界报》因为引领“黄色新闻”潮而臭名昭著，但在赚得“第一桶金”后，他开始反思新闻业公共服务的价值，并且在普利策新闻奖中专门设立“公共服务奖”，将其视作最有分量的奖项，以激励记者积极投身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中去。
由此可见，建设性新闻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理念，这种强调积极性、参与性和社会责任的新闻报道形式在历史上一直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和反思。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就曾提出，“与其激发公众的愤怒或冲突，还不如利用沟通技巧来动员他们为和平而努力”。BBC资深主播刘易斯（Martyn Lewis）在反思了数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后认识到，新闻业存在着过多负面导向和冲突驱动的新闻，受众更加需要的是具有正向价值观和建设性意义的报道。
新闻传播史上还出现过一些与“建设性新闻”类似的理念和实践。“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面向新闻报道中对于暴力、战争和冲突的偏好，要求新闻业将冲突进行“晶化呈现”（crystallization），为不同群体提供发声机会，并以创造性的方式化解冲突和暴力。和平新闻的实践主要集中在有关国内外各类战争和暴力冲突的报道中，关注媒体是如何呈现多元的声音和推动了冲突的化解的。“解困新闻”（solution-based journalism）则力图通过新闻报道传递正能量，要求媒体不仅要呈现社会问题，更要在报道中引发公共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相比于和平新闻对国际关系议题的关注，解困新闻更多聚焦的是“犯罪”“贫困”“教育”等与公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
不论是和平新闻、解困新闻还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公民新闻等理念，其本质都是在推动新闻业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进步，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这种积极的行动主义逻辑一直以来与“反常/冲突放大（amplification of deviance/conflict）”的理念并行，成为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两条主线之一。近年来，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背景下，学界逐渐完善了“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框架，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力图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来重塑危机四伏的新闻业。
二、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演进
（一）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
“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是由兼具记者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海格拉普（Ulrich Haagerup）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新闻评论中正式提出的。他曾经担任丹麦广播公司（DBC）新闻部执行主任长达十年之久，是该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五年前他转向学界，在奥尔胡斯（Aarhus）大学创办了“建设性新闻研究所”。他从多年的新闻实践经验出发，致力于推动适应智媒时代的新闻价值理念和评判标准的建立，从而取代包括“冲突新闻学”在内的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传统新闻理论和实践体系。在另一位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丹麦媒体人凯瑟琳·戈尔登斯泰德（Katherine Gyldensted）看来，记者们总是“挥舞着大棒”，但却很少为社会提供“胡萝卜”。她提出，新闻业应当从积极心理学中汲取灵感，从而减少新闻报道中的愤怒和偏见。
积极心理学为建设性新闻提供了学理基础。为此，戈尔登斯泰德本人也修读了积极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其研究聚焦于幸福感、美德、正能量、爱和未来展望等心理机制上，关注人类在个体、社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积极体验。研究表明，当信息带来积极的情绪并减少恐惧和愤怒等负面情绪时，它将有助于人们的福祉。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借鉴了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强调新闻业一方面应当提供准确和富有吸引力的报道，另一方面则需要用希望取代愤世嫉俗，用积极的公民参与取代冷漠，用辩论减少两极分化，从而提高社会福祉。积极心理学对正面信息与个人正向心理反馈的分析也成为构建“建设性新闻”这一理念重要的学理依据。
科瓦奇等人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强调，当代新闻社会学的主流观点是，新闻业的作用是培育积极而健康的舆论氛围，向公民提供民主决策的有用信息，而非单纯揭丑曝光，甚至加剧公众的愤懑与惶恐情绪。因此，建设性新闻在理念上与当前主流的新闻理论发展一脉相承，力图打破冲突新闻学的观念对于新闻业的钳制，从受众的心理体验层面出发分析怎样的新闻报道能够为受众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进而推动整个社会舆论健康良好运转。
回顾近年来学界的相关讨论和研究，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问题解决导向：建设性新闻借鉴了解困新闻学的理念，要求新闻业不仅能够揭示问题，同时也需要提供“问题解决导向”的报道框架。
2、面向未来的视野：建设性新闻在报道新闻事件的过程中，需要在传统新闻报道的5W1H的基础上加入“现在怎样”（what now）这一元素。不同于“扒粪”一类的调查性报道追溯“过去发生了什么”，建设性新闻立足于当下的情势，更加看重未来的发展趋势。
3、包容与多元：建设性新闻力求在报道中涵盖多元的声音，跳脱传统报道中秉持的“官-民”、“富人-穷人”、“施害者-受害者”这类极化的二元对立框架，调和新闻事件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冲突。
4、赋权：建设性新闻需要通过报道为民众“赋权”，通过广泛的采访充分了解民意，并通过他们与官方、精英和专家的对话和互动，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避免既有的冲突被进一步放大。
5、提供语境：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在报道争议和冲突时充分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充足的背景和语境，引导公众全面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张力，倡导舆论场的理性讨论。
6、协同创新：吸纳了公民新闻的理念，为了避免主流媒体被商业利益捆绑，要求新闻业吸纳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合作，以实现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共识的维护。
作为近年来“羽翼渐丰”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形式，建设性新闻与传统的突发新闻和深度调查报道在报道目标、风格、内容聚焦、记者角色上都有所不同。表1通过比较概括了三种主要新闻报道形式的差异：
近些年来，调查新闻在新闻业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它对于公权力和市场经济的监督与批评也为新闻业被视作社会的“第四权力”奠定了基础，代表了民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力量。但回溯以“扒粪运动”为代表的调查新闻起源不难发现，这种新闻报道形式背后蕴藏的是与生俱来的怀疑主义价值，总是带有批判性的视角和“有罪推定”的假设来报道新闻事件，制造“施害者-受害者”的对立框架。因此，调查新闻在实践的过程中热衷于将视野投向负面的、冲突性的议题。这使得调查新闻的记者很容易将批判社会不公并与之对抗视作自身的使命。批判性价值主导的调查报道充斥媒体版面和新闻推送中，会使得受众产生严重的消沉和沮丧情绪，陷入到对政治和社会的深刻怀疑与否定中。
相较而言，建设性新闻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具有面向未来的视野，以及开掘可能的解决路径。它打破了突发新闻紧盯当下和调查新闻追溯过去的视野局限，通过吸纳解困新闻、公民新闻等相关理念，推动新闻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希望新闻从业者秉持着“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变好”而非“为什么情况这么坏”的思路展开报道，从而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和批判现向着推动人类进步的维度转变。
（二）建设性新闻中的职业角色
建设性新闻要求从业者在新的媒介和政治环境下重新定位自身的职业角色。正是基于“看门狗”、“把关人”、“策展人”等角色设定，西方新闻理论为记者和编辑明确了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能够帮助后者厘清和协调好自身与受访者、新闻事件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新闻理论中，客观性原则作为新闻业的“不死之神”，对于记者的角色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性原则约束记者成为新闻事件的“局外人”和“观察者”，限制自己只能够——或者只需要——报道社会现实而绝不干预。另一方面，作为调查性新闻的经典隐喻，“看门狗”的角色体现了媒体将报道框架聚焦于冲突和批判的功能定位。但在报道过程中，媒体却倾向于简单地将事件框选为“正义-邪恶”、“进步-落后”、“施害者-受害者”等这类非黑即白的模式，而缺乏对社会问题深层次原因和解决方案或路径的发掘。
建设性新闻理念则力图打破传统的职业角色设定对记者的束缚，要求记者承担起行动者的角色和解困的思路。CNN对2013年菲律宾海燕台风灾害的报道可以被视为“建设性新闻”早期探索的范例。记者没有停留在悲天悯人和煽情催泪的层面，也没有在报道中一味指责政府的处置和应对，而是更多聚焦于医护人员和救援队员的献身精神和灾民互助自救的感人故事，并且介绍了其他国家在遇到类似灾害时的应对措施，进而探讨如何让当前的救援更加快捷高效。类似这样的建设性新闻不仅在灾害期间提升了民众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为未来如何应对类似灾难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从职业认知的角度来看，建设性新闻的意义在于它力图改变记者对于“什么是有价值的新闻”的理解，拓展了有关新闻业角色的想象。如果说记者在调查新闻中的角色是“看门狗”，在突发新闻中的角色是“局外人”和“观察者”，那么建设性新闻中的角色则应该更接近于“解困者”、“推动者”和“倡导者”。这些角色会促使新闻从业者更加积极地介入新闻事件，推动事件发展或寻找解困方案，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新闻从业者“墙上的苍蝇”“扒粪工”的刻板印象及其袖手旁观或愤世嫉俗的态度，以乐观向上和鼓舞人心的叙事推动人类社会的切实进步。
（三）有关建设性新闻的争议
虽然近年来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愿景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但相关的争议和批判一直没有停歇。其中，建设性新闻与客观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是争议的焦点。经过近百年来理论和实践的锤炼和锻造，客观性已经成为全球新闻业的核心价值，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制度化话语体系，要求记者以“非人格化”的方式进行报道，从而能够“真实地描述现实”。这一理念已经成为现代新闻业不证自明的通则，在很大程度上型塑和指导了新闻实践。在其批评者看来，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有悖于客观性法则，在报道中掺杂了记者个人情绪和价值取向的风险，从而使建设性新闻成为“偏见性报道”的“保护伞”。
但是，回溯客观性原则的滥觞可以发现，它最早是为了纠偏19世纪初叶充斥偏见、攻击和虚假信息的“党派新闻”（partisan journalism），力求为公众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为公共利益而非特定群体的私利服务而逐渐确立起来的。那一时期确立的客观性原则旨在拯救新闻业于水火，追求进步主义的价值观，这与建设性新闻纠正“后真相”时代新闻业的陈苛积弊、重塑进步主义价值观的愿景并行不悖。
对于客观性和建设性的关系，建设性新闻力求在报道中保持真实准确，不应为了倡导或者推动某种价值的形成而扭曲事实，做到“对细节保持中立”。但在面对客观事实的背景下，解决“现在如何”的问题时，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以社会共识和公共利益为导向，为公共议题的解决寻找有效的出路，同时为社会进步和公共美德的形成提供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的正能量叙事。建设性新闻并不排斥关注负面信息和社会问题，但它所追求的是以理性的姿态和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和解决问题，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入点和分析框架。与此同时，这种倡导“积极”和“建设性”的理念与党派报刊时期服务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的目标截然不同，它所追求的是功利主义强调的“至多人之至大福祉”（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的解决方案。
此外，建设性新闻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其概念边界的模糊性。目前学界和业界对其也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理解。特别是在早期的“行动新闻”和后来的公共新闻、和平新闻、解困新闻和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等相关概念的“包围”之下，作为核心概念的“建设性新闻”的意涵和边界亟待进一步的厘清和界定。例如，建设性新闻的问题导向和解困意识与“解困新闻”相互重叠，而建设性新闻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则与“公共新闻”这一概念互有交集。但建设性新闻如何巩固其在这一组概念群的核心地位，还需要做更为深入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
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概念边界的模糊性也具有积极的一面，概念上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可以避免建设性新闻像新闻客观性那样演化成为一种“仪式策略”，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新闻从业者因地制宜地探索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媒介规范的建设性框架和报道方式。但这种边界的模糊性并没有影响对建设性新闻的核心价值的界定，上文中所概括的六项原则对于建设性新闻的核心关切已经做出了清晰的阐释。显而易见，积极向上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报道和多元包容、面向未来的视野是“建设性新闻”这一理念的立足之本。
三、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
（一）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是同步进行的，其代表人物——例如前文提到的海格拉普和戈尔登斯泰德——横跨学界和业界，有意识地跳脱“美国中心主义”的影响，其理念逐渐渗透进入了各国新闻媒体的实践中。由于这一理念的早期倡导者大多来自北欧国家，其实践成果也更为丰富。丹麦广播电台（DR）将其纳入到了新闻采编室的工作准则中，鼓励记者和编辑从建设性的视角切入新闻报道。丹麦电视二台（TV2）开办了一档晚间新闻栏目“我们能做到” （Yes We Can Stories），以建设性的思路践行电视新闻的正能量叙事。
除了北欧国家之外，其他欧美国家也紧随其后，将建设性新闻的理念融入到新闻生产流程中。荷兰新闻网站“记者网”（De Correspondent）在新闻采编室中专门增设了“建设性新闻记者”的岗位，以提升此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将这一理念纳入新闻报道中。《纽约时报》在其网站上开辟了“修复”（Fixes）栏目，从对相关成功案例的深入报道入手，积极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国际报道领域，BBC世界台则开辟了“BBC世界服务”（BBC world service）的专栏，栏目的名称恰好与其台名相互重合。CNN也开办了“大事记”（Great Big Stories）栏目，报道各国具有示范和启迪意义的凡人创举，探讨针对各类陈疴积弊的“解困方案”，履行其作为全球媒体的社会责任。
建设性新闻在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经历了种族屠杀的卢旺达，记者倾向于在报道中突出积极的进步意识和融合理念。由于大屠杀造成的严重创伤，与其他国家相比，卢旺达记者更加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弥合族群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判断，并将其融入到新闻报道中，使得卢旺达的新闻业呈现出积极向上和富于建设性的倾向。这种建设性不仅存在于卢旺达一地。一项范围更广的全球性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社会中，记者会更积极地介入新闻事件，以自身的力量推动事件发展和社会变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建设性新闻的理念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二）“建设性”的多重意涵
比较不同国家的相关实践可以看出，“建设性”作为一个开放的理念，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媒介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各有不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学界普遍认可“建设性新闻”概念所具有的模糊性和开放性，这样能更为有效地为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找到最契合其公共福祉所需求的“建设性价值”。例如，西方国家的建设性新闻实践更多突出了“解决问题“的导向，融合了西方新闻业“看门狗”的角色设定与建设性新闻理念中所蕴含的进步主义价值观；而对于卢旺达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建设性”则更多体现为弥合冲突与促进和谐，这与其后殖民语境和族群冲突的集体记忆密不可分。
卢旺达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他们所界定的“建设性”理念首先要凸显民族复兴与社会发展，如果单纯批评卢旺达的记者缺乏“看门狗”的批判特质，完全是一种“去语境化”的不公平的偏见。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建设性并不是一个预设的理念，而是一种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实践。新闻业应当能够瞄准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关切，适应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和语境，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也应遵循这一思路。这种具有开放性的“建设性”理念就避免了建设性新闻重蹈“发展传播学”的覆辙，后者因陷入“语境剥离”的困境而遭到了学界的批判。从目前的情况看，“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顺应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其所秉持的是一条“再语境化”的正确路径。
（三）建设性新闻中国实践：以非洲报道为例
建设性新闻的实践起初是在国内或本地报道领域中铺开，近年来逐渐拓展到了国际报道和国际传播的实践当中。实证研究发现，CGTN（原CCTVNEWS）的涉非议题报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报道框架是建设性的，特别是“非洲面貌”（Faces of Africa）栏目对于其发展现状的报道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和富于建设性的立场。这就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非洲贫穷、战乱和冲突的负面报道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CGTN的非洲报道体现了不同于西方“冲突新闻”的导向，凸显了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包容多元色彩和解决问题的路径。
为了更为清晰地地阐述这一点，本文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所统计的脸书媒体账号的高点赞报道为依据，进一步对中西媒体的涉非报道进行比较分析。该刊梳理了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在脸书中获得点赞最多的非洲报道，本文选取前5位的脸书贴文如下（表2）：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虽然都是以非洲国家为对象的新闻报道，但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报道视角。CNN和BBC吸引受众关注的报道集中于自然奇观（稀有黑豹、大象“皇后”）和社会奇观（富可敌国的西非领主）等内容上，虽然具有很强的“吸睛”效果，但其报道视野仍然没有摆脱萨义德所批判的带有浓厚东方主义色彩的“他者化”倾向。相比之下，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因缺乏“冲突性”和“戏剧性”而被排除在了西方媒体的视野之外。
相较而言，中国媒体涉及非洲的报道则明显体现出更强的建设性。不论是分析非洲猪瘟疫情并讨论防控措施，还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倡议与中非农业和汽车技术合作，首先都将非洲置于一个存在社会经济问题但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框架内，对于非洲社会所面临的卫生疾控、社会安定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并且讨论中非合作对于非洲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相比西方媒体，以CGTN为代表的中国媒体在涉非报道中力图将长期以来被神秘化和妖魔化的非洲“正常化”，直面非洲民众所面对的困境和发展的前景，并尝试探讨潜在性的“解困方案”。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习惯用“他者化”的方式将非洲建构成为“神秘的自然世界”和“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存的“异域”或“秘境”。相形之下，中国媒体的报道框架一方面正视了非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但另一方面则积极地关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潜能和国际合作的前景，力图平实准确地反映非洲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媒体截然不同的正能量叙事。由此可以看出，建设性新闻并不完全等同于狭义上的歌功颂德式的“正面报道”，而是提供符合特定语境的报道话语和框架，从而能够为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提供切实的支持。这也是建设性新闻强调“再语境化”的具体表现。
总的来看，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想要能够推动国际传播秩序走向公平，打破国际新闻报道话语权的失衡状态，就应当将建设性的理念引入到国际新闻报道中，这对提升智媒时代新闻传播的品质，改变全球信息流动的不平衡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结：重思建设性新闻的当代意义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强调问题解决导向、凸显发展理念、弘扬正向价值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对于当前进入“后西方”“后机构”“后真相”时代全球新闻业的角色重塑和价值重构绘制了新的路线图。不同于当前西方主流媒体所倡导的对于冲突性和戏剧性的追求，建设性新闻建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架构，彰显正能量叙事和积极体验对促进人类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倡导建设性和发展性的报道框架，以及鼓舞人心的正向叙事模式和追求问题解决的现实导向。这种新闻报道理念的革新力图避免新闻业滑向两败俱伤的政治缠斗和犬儒主义的无所作为，并重新将新闻业型塑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引擎和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源泉。
面对着广泛存在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冲突，建设性新闻的复兴可谓恰逢其时。无论是陷入政治内斗的美国、面临英国脱欧和一体化危机的欧洲、发展机遇与现实困境并存的非洲，还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努力承担更重要国际角色的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实践都能够有效地推动智媒时代的新闻业在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完成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转型与重塑。全球新闻业通过纳入积极向上、面向未来和解决问题的理念，能够彻底超越市场驱动机制所推崇的“冲突新闻学”和“看门狗”角色之藩篱，基于建设性的价值取向不断提升新闻品质，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社会进步贡献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Gallup. Indicators of news media trust: a Gallup/Knight foundation survey, 2018.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reports/indicators-of-news-media-trust
Posetti, J. Constructive News: The next mega trend in journalism?. 2014 https://blog.wan-ifra.org/2014/11/14/constructive-news-the-next-mega-trend-in-journalism
Mast J, Coesemans R, Temmerman M.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oncepts,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Journalism, 2019, 20(4): 492-503.
Golding P, Elliott P R C. Making the news.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79.
Bro P.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ponents,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Journalism, 2019, 20(4): 504-519.
Williams, W The Journalist’s Creed. http://www.journalism.missouri.edu/about/creed.html. 1914
Lasswell H D.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Ravenio Books, 1927.
Lewis M, Rowe D. Good news–bad news. RSA Journal, 1994, 142(5446): 33-44.
Galtung J. Peace journalism. Media Asia, 2003, 30(3): 177-180.; 金苗《和平新闻:和平框架、战争批判、理论反思与变革契机》，《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36-143页
Lee S T, Maslog C C. War or peace journalism? Asi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confli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5, 55(2): 311-329.
史安斌, 盛阳：《社交媒体时代的 “正能量叙事”——“解困” 型新闻分析》，《青年记者》2015年第28期，80-81页.
于泓洋：《让媒体解困的 “解困新闻学”——基于美国 “解困新闻学网络”报道内容的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1期，50-55页
Campbell W J. Yellow Journalism: Puncturing the Myths. Defining the Legacies, 2001.
Haagerup U. Constructive news: How to save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with journalism of tomorrow. ISD LLC, 2017.
Gyldensted C. From mirrors to movers: Five elemen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Lexington, KY: GGroup Publishing, 2015.
Sheldon, Kennon M., Todd B. Kashdan, and Michael F. Steger, eds. Design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aking stock and moving forwa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18.
McIntyre K, Gyldensted C. Positive psychology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 12(6): 662-678.
Hermans L, Gyldensted C. 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 Journalism, 2019, 20(4): 535-551.
Gyldensted C .Spgelset fra Watergate – Nixon ud af nyhederne [The ghost from Watergate – Nixon out of the news]. In: Haagerup U (ed.) En Konstruktiv Nyhed [A Constructive News Story]. rhus: Ajour, 2012, pp. 185–198. 转引自 Bro P.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ponents,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Journalism, 2019, 20(4): 504-519.
王沛楠, 史安斌：《西方新闻业的社会角色:理论想象与实践探究》，《中国编辑》2019年第4期，4-10页
哈克特, 赵月枝：《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史安斌, 钱晶晶：《从 “客观新闻学” 到 “对话新闻学”——试论西方新闻理论演进的哲学与实践基础》，《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2期，67-71页.
Moeller S D. Compassion fatigue: How the media sell disease, famine, war and death. Routledge, 2002.
Gyldensted C. From mirrors to movers: Five elemen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Lexington, KY: GGroup Publishing, 2015.
Broersma M. The Unbearable Limitations of Journalism: On Press critique and journalism’s claim to tru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0, 72(1): 21-33.
Gyldensted, C . Innovating News Journalism through Positive Psychology. MAPP Capston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1
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Merritt D. Public journalism and public life. National Civic Review, 1995, 84(3): 262-266.
McIntyre K, Sobel M. Reconstructing Rwanda: How Rwandan reporters us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o promote peace. Journalism Studies, 2018, 19(14): 2126-2147.
Hanitzsch T, Hanusch F, Mellado C, et al. Mapping journalism cultures across n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8 countries. Journalism Studies, 2011, 12(3): 273-293.
晏青, 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 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 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编辑之友》2017年第8期，5-8页
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 “西方理论, 中国经验” 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34-39页.
申文静, 戴佳：《新闻中的 “他者”: 新华社, 美联社和路透社埃及政治危机新闻比较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2期，21-42页.
Zhang Y, Matingwina S.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 new journalistic paradigm of Chinese media in Africa, in China’s media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6: 93-105.
孙皖宁, 赵文才：《借船出海: 中国媒体 “走出去” 战略背后的公共话语》，《全球传媒学刊》， 2016年第2期，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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