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在槐柏树街胡同中的生活,就不能不忆起与胡同相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 槐柏树街有21条胡同,街南侧由东向西为南头条至南11条,街北侧由东向西为北头条至北10条。

街南侧的服务设施有: 南头条的物资回收公司废品收购站(紧邻宣武公园西门铁栅栏外),门脸是三开间的平房。 南二条属交通要道,路东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杂货铺。 南五条北头临街位置由东向西呈凹字型建有公用传呼电话站、民主水站(俗称公用水管子)、槐柏树街食堂(小食堂)、槐柏树街副食店。 南六条(原南宽街)在紧靠副食店的西门处,建有公共厕所。 南六条至南八条的北头是一片旷场,拔地而起的四五棵参天古槐以浓密的绿茵将其覆盖。 树旁便是槐柏树蔬菜售货大棚和广内菜站泵房。 其间的南七条把口位置有一个别样的门庭院落,门前悬挂着广内医院槐柏树街门诊部(小医院)牌匾。 南九条北头有一处公厕,南头是广内香厂,厂区外成排的架子上常晾晒着绿色盘香。 南十一条南头则是槐柏树街煤厂(煤铺)。

街北侧的服务设施有: 北二条南头临街的槐北居委会。 北三条南口是私营剃头棚,剃头师傅姓冯。 旁边有一处公厕。 北四条南头街面有一间牛羊肉部,胡同里路西开有一家私人诊所。 北五条(原北宽街)南口东侧的街面房屋,设有公用传呼电话站和小百货店。 北七条北头有个门脸是花生店。 北八条南头临街是一家公立理发馆,理发馆前空地上建有民主水站。 西侧是小人书克朗棋店,店主因兼营烤白薯,官称“白薯大爷”。 小人书店旁边还有一家专卖芝麻火烧的烧饼铺。 北十条南头临街高坡处就是槐柏树街粮店。
就是这些看似零散无序,实则有机配套的服务设施,与附近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与便利。 当年小人书店对胡同里的孩子来说,似有一种魔力在吸引。 那时小学半日制,下午在学习小组做完作业后,我和同学们便会结伴来到“白薯大爷”的“小人书店”看书或租书。 书店约有十几平方米,书架上陈列着数百本连环画,一水儿的牛皮纸书皮,且有编号。 墙上贴着图书目录,待报上书名或编号后即可交款取书。 在店里看,一分钱一本,租书是三分钱两本。 我们一般都是租回家看,为的是相互交换,一次能多看几本。 后来小伙伴们还时常到广安门大街路北一家更大的“小人书店”看书,成了那里的忠实读者。

住在胡同里,邻里间还真有一种“拆了墙是一家,不拆墙也是一家”的感觉。 孙婶儿李姨儿兰大爷张大哥,不仅称呼上透着近乎,进进出出也有着“接地气儿”的踏实自在。
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不得不直面两大短板: 吃水与如厕。 原本我家住的那个院子是老营房派出所,有一间带上下水的伙房和两间男女厕所。 院里的三四户人吃水做饭上厕所都很方便。 但院里的厕所属于旱厕,每隔一两天就要由清洁队的掏粪工人肩背粪桶,手提粪勺来清理,既辛苦也不卫生。 60年代末,环卫部门统一在街上建起了冲水式公厕,并随之填埋了散落在各个院里的旱厕。 房管部门也协同跟进,将院里的厕所和伙房翻建成了住房,并解决了几家无房户的困难。 但这样一来,吃水难、如厕难便成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常态。 由于平房院里大多没有上下水,因此人们吃水都要到街上的民主水站去打。 据资料记载: 过去人们的饮用水都是直接取自河水与井水。 解放后,北京市政府于1950年开始建立“民主水站”,将甘甜卫生的自来水引入城内。 水站设立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一处水站可供150户以上的居民使用,居民自由取水,按人口计算水费。 截至1957年,全市已建立1400多处民主水站。

我家离南五条北口的水站不远,水站前人流聚集的热闹景象,好似一个永不落幕的舞台。 尽管自来水管直径约有一寸粗,放水时亦水流如注,但架不住它要供几百号甚至上千号人的日常用水,人们在此时常要排队。 再赶上有在旁边儿洗菜洗衣服的主儿,您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所以各家各户在那时都备有一个大水缸,还要预备一条扁担和两只水桶。 看到缸里水不多了,就及时去挑两挑水给满上。 街上也有专门挑担送水的水工,同院孙奶奶家吃水就是由水工送上门,两天一次,一次送3挑儿水,一挑儿水收3分钱。 自打各家各院的旱厕取消后,街上建起的冲水式厕所便呈现出宾客盈门的现象。 特别是在每天早晨,人们起床后至上班上学前的高峰时段,厕所里总是人满为患。 南宽街那座距我家最近的厕所,男女厕仅各有四五个蹲位,因此常常“满座”,以致厕所外总有扎堆“等座”的人。 有内急实在等不了的,只好舍近求远,多跑几条胡同去邻近的厕所救急。 而街坊四邻就在这如厕和“等座”的过程中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侃起了大山,聊起了家常。 现在看来,那也应该算是胡同里的“厕所文化”了。

虽说水冲式厕所要强于旱厕,但清洁队抽粪车来的次数,却远远赶不上周围居民吐故出恭所做的奉献。 如是,夏季厕所里的苍蝇蛆虫巨多,加上辣眼刺鼻的氨味儿,对如厕人的嗅觉和视觉真是个考验。 那些年无冬历夏,不管风霜雪雨,你都得踏泥泞冒严寒去解手,那滋味儿回想起来也真够受的。 赶上厕所灯泡坏了,晚上摸黑或是带上手电那是常事。 大家知道,那时公厕装的是木门,一到夏季受潮发涨拉不开推不开。 我在北三条上厕所就赶上一回,那厕所门推了两下都没推开,只好改用脚使劲踹了一下,就听砰的一声,门是开了,刚要进去,却见一位正要出来的邻居大叔用手捂着额头,手指缝隙处似有血迹。 您说怎么这么寸! 没说的,撒完尿赶紧回家拿钱,带大叔奔宣武医院缝针去了……
提到医院自然会说到槐柏树的小医院。 可医院虽小,儿科、内科、中医、针灸都有设置,除了不能开刀缝针做手术,一般头疼脑热,跑肚拉稀等常见病,周围居民图近便都乐意去小医院。 住一条胡同的任姨儿,是广内医院院部的儿科大夫,截长补短也会来小医院坐诊; 住同院的兰家大哥则在小医院药房任司药。 让人从思想上就有种亲近信任感。 再赶上闹病时想多歇个一天半天的假,大夫们一般也会给予照顾。 现如今,北京人吃早点,总感觉吃不出当年的正宗味道。 也难怪,现在满北京城经营早点的,还有几个是咱北京的原住民呢! 可当年槐柏树街小食堂卖的早点就称得上正宗。 以致街坊四邻想吃,都得起大早去排队。 那时的早点价格也亲民,油饼8分钱、芝麻烧饼5分钱、大火烧6分钱。 豆浆有白浆糖浆之分: 白浆2分钱、糖浆5分钱。 印象中,每到星期天休息,我常拿着钢种锅去小食堂打回满满一锅的白浆。 然后就等着母亲给我们做她最拿手的烫面红糖炸糕和炸油饼,偶尔还会有炸排叉。 那才叫趁着热现炸现吃,味道喷香可口。

小食堂的位置紧挨副食店(注: 笔者曾发专稿记述副食店)处在21条胡同的中心,其正餐经营也不差。 除供应米饭、炒菜及小凉菜外,鸡蛋炒饭、素炒疙瘩、炒饼卖得最好。 而那撑时候的大火烧(又称牛舌饼)和零打的白酒也很受顾客青睐。 在此就餐的除了附近街坊,还有不少出门在外的过客。 如蹬三轮的“板爷”,赶马车的“车把式”,拉客运三轮的车夫以及扛活的装卸工等。 而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饭量大好喝酒。 常见他们各自要上二三两白干儿,四五个大火烧,然后蹁腿坐在车上,或随便蹲个地方,在那儿边喝边就着一块豆腐干或老咸菜,甚至就着根儿辣椒,就把几个大火烧给垫补了。
相比起来,当年槐柏树街粮店比小食堂的人气又旺多了。 居民每月的定量口粮都指着她,三天两头的就往粮店跑。 尤其到了每年秋季,粮店大门外隔十天半月就会有“大解放”卡车运来上百袋麻袋装的白薯,一旦等粮店员工把地秤推到店外的旷场上时,就会被街坊四邻围个里三层外三层。 那可不是图稀罕,而是因为凭着一斤粮票加一毛四分钱可买五斤白薯,这被大多粮食亏空的人家儿视为难得的找补时机,自然每次都会争相抢购。 而我所以对此记忆犹新,皆因在一次抢购白薯的拥挤当中,白薯未买到,还丢了10斤粮票。 时值1961年的萧瑟深秋,在那粮食当命的年代,10斤粮票的丢失,使母亲在焦急与自责中落下了高血压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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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起当年的居委会,人们普遍印象也就是查个卫生、调解一下婆媳邻里纠纷。 但“文革”期间居委会的用房曾做过红卫兵串联接待站,开办过街道“五七”工厂。 而在1967年新年前后,当北京市政府为城区街道居委会统一配发了黑白电视机后,曾在居民中掀起空前的“收视热”。 记得每晚吃罢晚饭,胡同里的男女老少便会自发来到槐北居委会,等待收看“北京电视台”(当年只有一家电视台)的新闻及戏曲电影节目。 但因放电视的屋子挤不下争相收视的众多人群,经常导致现场秩序失控。 无奈之下,居委会只好印制了“电视票”,并采取预售票的办法,以控制入场人数,维护收视秩序。 电视票分为两种,一种是成人票,5分钱一张; 一种是学生票,二分钱一张。 先到先买,售完为止。 即使这样,电视室仍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景,而未买到票的人,亦不甘离去,便会扒在门外或窗台上伸长脖子看蹭场。 其瘾头之大,对于未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很难理解。

如今,槐柏树街的21条胡同及其上述服务设施早已随着危房改造而消逝。 胡同里的人们也在迁入槐柏树南里北里社区的楼群后,过上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自在生活。 当回首过往,忆起那曾经数十载的苦乐年华,你是否感受到了时代的脚步……

(画:况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