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导语：汪曾祺在八十年代走红是应时而行的。像是在铁屋子里困守太久，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迎来作品的井喷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说《骑兵列传》《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先后发表，不仅引起严肃文学圈子的热议，也在民间掀起了汪曾祺热，这股热潮开端于八十年代，火热于九十年代，蔓延至今。汪曾祺的散文集被一抢而空，关于他的话题屡屡不绝，这位长期处于文坛小众圈子的作家，在晚年成为大众心中的文学偶像，诗意化散文、小说潮流的开启者。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现象，汪曾祺走红反映了一代写作者逃离“宏大叙事”的诉求，读者对政治、道德过度干预文学的厌倦，但在这种“去政治”的背后，是小清新的流行与作者的无可奈何。
本文首发于“光明网文艺评论”，公众号刊出修改版。

《汪曾祺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与胡风这样激烈的文人不同，汪曾祺在政治上温和保守。他要么不说话，要么十分隐晦，翻阅汪曾祺的语录，关于政治的话少之又少，在《泰山片石》中，他承认：“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而在1986年，他撰写文章回忆五十年代的紫禁城，也只是委婉地说：“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实际上，汪曾祺早在民国时期就开始写散文和小说，上海三联书店出过一本《前十年集》，收录了他前十年发表的作品。但在四十年代，他的名气并不高，只能算一位风格独特的青年作家，作品传播局限在文人圈内。
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迎来作品的井喷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说《骑兵列传》《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先后发表，不仅引起严肃文学圈子的热议，也在民间掀起了汪曾祺热，这股热潮开端于八十年代，火热于九十年代，蔓延至今。如评论者孔雪在《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师”为何回温？》一文中所说：“1997年去世时，他并不算出名。但自其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他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读者群体涵盖老中青三代。”汪曾祺为什么在晚年走红？他的文学特别在哪里？这需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文学环境。改革开放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泛滥，“宏大叙事”、“英雄史诗”支配了文学创作，注重审美和个人情感的文学被压制。当时，汪曾祺的文学主张与主流格格不入，他那些清新缱绻的文字，容易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靶子。 如王德威所言：“五四以后的文学发展，以‘史诗’化为大宗，革命与启蒙之声不绝于耳。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尤其将此命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三千里江山》到《保卫延安》，从《金光大道》到《艳阳天》，顾名思义，已可得见作品的庞大抱负。”汪曾祺没有书写“雄浑史诗”的冲动，即便在文革时期，他被江青邀请创作样板戏，也不过是完成政治任务，不代表它的美学主张。比起建构英雄，汪曾祺对平民有更多关切，而他作品中流露的“抒情”与“边地特色”，竟歪打正着，渐渐地消解了“中心叙事”、“英雄叙事”，让注重“中心”与“史诗”的中国文学，悄悄流淌出一条清流。可惜在文革时期，这样的文学并不被提倡，汪曾祺只能选择后退，等待时机，直到改革开放，他的文学才有了施展的良机。

汪曾祺

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宏大叙事支配文学太久，地上文学已渐渐不堪重负，反而是一批地下文学引起了青年人的兴趣，北岛、芒克、多多等人，象征了诗歌美学复兴的晨光，而在小说、散文界，读者也迫切希望看到不同于“革命＋恋爱”模式的文字，希望文学能重新给予他们精神和审美上的愉悦，汪曾祺重出江湖，恰在其时。 尽管在七十年代末，对汪曾祺的讨论仍然局限在文学圈内，但在当时，一些评论家已经意识到他的特别。曹文轩后来回忆道：“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而王德威敏锐地发现了汪曾祺所处的文学脉络，他的作品不但深受沈从文的影响，而且与叶绍钧、周作人、废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有着微妙的牵连。 汪曾祺在文学中构建了一个消解史诗、消解暴力的诗意乌托邦，他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去政治”的文学世界，他有意让政治退场，既不像郭沫若、浩然般热情地歌颂政治，也不像王朔般大张旗鼓地解构宏大叙事，他只是划清界限，退回到日常叙事中。所以在汪曾祺的散文中，吃食玩乐占到很大比例，王侯将相反而无足轻重，革命文学中流行的元素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乡土风物的闲适趣味，对于饱受宏大叙事轰炸的读者来说，汪曾祺干净的文风十分亲切，尤其是那些年少时阅读周作人、卞之琳乃至明清士人的读者，读汪曾祺的散文就如同过年还乡，自得其乐。 汪曾祺的文学是清新的，他对暴力警惕和排斥，不愿在散文中书写沉重或血腥的场景，即便是涉足武侠小说，他也会用他诗化的语言“去暴力”。当我们阅读金庸的小说，我们也许会更多关注高手间的一招一式，。但如果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地域风情、人物情感，武打则变得非常次要。 在轻盈的美学世界里，汪曾祺写意地描绘他的风俗画。他的作品常常有一个套路，那便是先引出“这个地方”，然后呈现一大段工笔似的风土描写，就像一位画师，在白纸上徐徐勾勒出鲜明的意象。在这些风俗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抹洁净的色彩，哪怕笔下是泥淖，经由汪曾祺的处理，仍有干净之气。这般干净气息，服务于汪曾祺构筑的童话世界。汪曾祺写的童话故事含有以坦诚、纯真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体系。这是一个刻意与世故世界对立的纯真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放大了童年的善良与美好，像电影剪辑一样，剪去了那些琐碎无聊、暴戾烦闷的部分，赋予文本梦幻感。在这个乌托邦里，人与人交往贵在真诚、义气，一个平凡的乡野人家，也可重然诺、轻生死，而男男女女的情愫，也真真切切如同初恋一般，“禁欲”却美好。所以《岁寒三友》中，清贫画师靳彝甫，交友只看“义气”二字；《皮凤三楦房子》中，皮凤三也是个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主儿。继承了恩师沈从文的故事趣味，汪曾祺喜欢书写边缘土地的故事，这个地方往往是城市人已不熟悉的遥远乡村，而地方里的人，他们的处世观念与道德气息，也和市场化浪潮中的都市截然不同，那些古老的村社图景如同招魂一般，勾引起读者对淳朴生活的怀念，对一种清新世界的向往。汪曾祺能够持续走红，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城乡剧变的关键时期，大量传统乡村和民俗消亡，青年们却还不能完全适应城市生活的紊乱与孤独，而汪曾祺的作品就像逆水行舟，指引他们回到退避现实的田园牧歌。“小街小巷、鲜货行、作小本经营的来之四面八方的小商贩、各行各业的小手工作坊、笨重的生产工具、简单粗糙的铸造……”（曹文轩语）虽然也有机器生产的痕迹出现，目力所及却还是乡土社会的风景。正是因为他描写的“逝去风景”如此迷人，而被世俗压迫的人们又急需一个喘气的口子，所以，他的作品经久不衰，成了轻盈文学的代表。汪曾祺的文学极少关乎沉重的主题，只是在回忆老舍等若干文章、小说里，隐晦地批评了非理性的狂热、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干预。他在创作中主要还是以美为第一性，再有就是强调个人的价值，注重个体生活的情趣。 汪曾祺的创作实践得到许多年轻作者的响应，九十年代后，文学创作进一步加速对政治与道德的切割，拒绝宏大、诉诸日常的文学成为年轻作者的选择。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还体现出其浓厚的政治关怀，那么在九十年代后，以新写实主义、乡土写作、日常书写等名目编织的文学写作图景，则表现出作者们极力从政治与道德议题中抽身，关注自身欲求和审美趣味的写作倾向。轻盈的文学流行，严肃的议题被压制，文学作品愈发成为远离现实政治的湖边小屋。

新千年以来，小清新风潮和“为艺术而艺术”、“为自我而艺术”的主张得到更多写作者的认可，这些文字实际上并非无关政治，尽管作者们极力通过沉默或解释强调自己“纯文学”的趣味，但在小清新风潮之中，一种“明哲保身，不问世事”的政治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写作者的共识，因此，作者们要么在创作中追求纯粹美感的享受，批评或拒绝试图干涉文学的道德要求，要么对政治与道德议题采用十分安全的处理。 在当下，由于作家面对剧变的环境失去了解释的能力，由于他们发现写作不再能够给予大众道德或美学上的进展，沦为艺术圈子里的自娱自乐，所以，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地继续写作，作家们选择遁入“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本来用于抵御政治侵扰的话语，通过滥用“纯文学”、“严肃写作”、“文学无关道德”等词语，为自己犬儒的事实编织出合理的保护伞。他们强调写作应当专注自身，将美作为文学的第一追求，主张文学可以无关道德，无关社会，甚至可以只为审美的愉悦服务。
在政治家和卫道士要挟文学的时代，这样的主张有它的积极一面，然而，在公共领域消亡，文学越来越和公众脱离的时候，强调“唯美论”，将文学和道德完全切割，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冷漠。甚至，由于这种主张蔓延在文学界（另一种蔓延的主张是为政治服务的伪现实主义），它使得我们的作者变得越来越“高雅”，也越来越“冷漠”。他们退居到个人的内在城堡，沉迷于私人游戏，却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对公共领域的消逝漠不关心。他们享受在唯美的体验或者纯粹日常化的记录中，这些清新的幻想，温室般的感觉，弱化人们对痛苦的感知力，甚至间接成为强者建立一个绝对服从环境的帮手。如果在一个多元的文学环境里，唯美论作为一种主张没有问题，但如果唯美论成为主流，尤其是在一个冷漠盛行的环境里，它所带来的危机和政治、道德统治文学一样严重。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在纪念汪曾祺的同时，也需要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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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城

图：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