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都是城市经济体，而且体量差不多，新加坡人口564万人，香港是745万人。新加坡面积719平方公里，香港是1106平方公里，新加坡的人口和地理面积分别是香港的75%和65%。香港18年GDP3629.9亿美元，新加坡是3641亿美元，两者基本一致。

然而为什么一个被地产绑架，一个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最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新加坡的地产政策和香港完全不同，二是新加坡的社会制度也完全异于香港。

首先，新加坡的地产政策叫做居者有其屋。

这一点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提出的，毫不夸张地说算是新加坡的立国理念之一。

新加坡政府管房子的机构叫建屋发展局，把整个新加坡的房地产模式分成二元结构——政府所有权的房子公民可以居住99年，基本就是一辈子，叫祖屋；还有一种商品房叫私宅。

祖屋就是国家成本价给你的经济适用房，私宅则是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房。

两个市场同时运行，大概经过30年，到1995年的时候，新加坡的自有住房率超过90%，人均住宅面积25平方米，有80%以上的公民住进了政府祖屋。

如今，在新加坡的社会里，祖屋占到整个住宅市场73%的份额，私宅占到26%的份额，祖屋可满足社会70%-80%的需求。

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经济好了形势好了赚到钱了，你可以去买私宅，但是必须要退出祖屋为其他没房的人腾地方；如果有一天经济下滑了，私宅由于各种原因的必须卖掉，你可以还再去申购祖屋，保证在经济恶化情况下还有住的情况。

也许你会说香港也有公屋啊，为什么情况不同？

这就要牵扯到我们说的第二点，社会制度和管制方式的问题。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李家坡，香港是李家港。

前者是大政府掌控，后者是大财阀操纵。

从港英时代开始，财阀通过权钱交易、钱钱联姻，特许与股权，控制了金融系统、公共事业系统，以及大部分的商业领域。人们的工作机会、水、电、交通、住房、药物、医疗和金融服务，以及日常必需品，都是财阀的生意范围。

在这里面，地产又是利润空间最大的一项，财阀们怎么可能放过？他们通过控制媒体、环保组织、利益相关团体等手段，围攻杯葛政府开发新土地建公屋的政策，让香港的住宅用地始终固定在占全港土地7%的可怜比例。

通过人为制造的土地稀缺来抬高房价，又用房产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回笼其他产业，垄断香港大部分民生经济，让庶民的生老病死无一不操控其手。

财阀控制，是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这种除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辛苦、利薄的行业之外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造成了“权力的让渡”，政府能力被弱化，必须看他们的脸色。

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恰恰和香港相反，李光耀建立的强势政府，给人民提供房屋、医疗、教育、交通等优质且相对公平的保障，让财阀无法生存，更不能挟持政府。

和香港一样，新加坡毫无疑问也是自由市场，但是李光耀深谙一点：自由市场必然带来财富的集中，巨量集中的财富必然会反过头来，寻求对他们更加有利的制度，甚至插手干预现有制度的运行。

所以，要平衡这种情况，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维护现有制度。

正是由于上面所述的原因累加，造成了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看似相近的城市经济体会出现如此多的相异点，而房价高低，只是其中一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