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徐炳昶写信给鲁迅，谈自己对国人的看法，他说“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主要表现为国人自古以来就坚信的两种思想，一种是“中庸”、另一种是“听天任命”，这两种传统观念不打破，我们将永远也没有进步的希望。

鲁迅在回信中认可了他的说法，同时又强调“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在惰性的表象下，卑怯才是我们性格中的顽疾。我们并不是真的喜欢中庸，而是借中庸来聊以自慰，掩盖自己无能的现实；我们也并不真的认可听天任命，而是拿它来做个话柄，掩盖自己失败的创伤罢了。鲁迅认为，要纠正卑怯的顽疾，“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我们要敢于揭穿历史的谎言和国民性格的弱点，在道貌岸然的面具下，认清真实的自己。

卑怯不等同于懦弱，懦弱者即使拥有了力量，也会畏手畏脚，不敢实现自己的主张。卑怯者则不同，当他强大时或者有“多数人”作为护身符，就会肆意妄为，不再安分；而当他败落了下去后，又想“祸水东引”以便“独善其身”，他助纣为虐、为强者的欺凌拍手叫好，却拿更弱者的痛苦来取笑。

卑怯的人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来粉饰，说自己是不偏不倚、从容中道、安分守己的好人；可是就连安分守己也免不了被害时，他又拿命运来自我宽慰，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了。国人并不是真的相信“中庸”，一当别人奈何不了他时，他立即就会选择“反中庸”；而如果他侥幸获得了成功，也会大肆宣称自己能“逆天改命”。

“中庸”和“听天任命”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它们不是源自人们的惰性，而是源于卑怯。

三国时，吴国孙皓行事低调，不露声色。直到被迎立为帝，忽然变成了强者后。他才“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甚至剥人之面、凿人之眼，在国中进行残酷的杀戮。等到晋军南下，吴国灭亡前夕，他忽然又对着群臣责怪自己说：“处位历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涂炭......惭愧山积，没有馀罪。”一副深刻悔过的样子，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卑怯的心理罢了。卑怯者只会在弱者面前耍威风，遇到更强者时，他就显露出奴颜婢膝的丑态。

晋武帝问吴国降臣吾彦说孙皓是什么样的人？吾彦居然恬不知耻地回答：“吴主英俊，宰辅贤明。”

于是武帝嘲笑道：“若是，何故亡？”

吾彦立即搬出“听天任命”来，说：“天禄永终，历数有属，故为陛下禽耳。”

这说明吴国人直到亡国了，还改不了卑怯的陋习，不敢面对现实，从“死要面子”变成了“不要脸”。

王莽、孙皓、高洋在得志后才尽露本性

这种卑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高洋、杨广继位前一直都很低调，可是一当自己有了力量，马上就换了副面孔。君主如此，平民也不例外。黄巢的农民军荼毒百姓，可一遇见李克用的沙坨军，马上就土崩瓦解；李自成和张献忠杀人如麻，然而满洲兵一来，他们就跌入树丛中死掉了。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卑怯就是欺弱怕硬，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专横跋扈。对上宣扬“独断乾纲”，对下传播“三纲五常”。

卑怯心理是怎么形成的？

在鲁迅的《全集》里少有对孔子或程朱的人身攻击，也没有直面儒学的批判。因为鲁迅知道“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国人的卑怯并不是什么主义造成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愚民们不敢抨击君主，却把矛头对准孔子这个已经死了两千多年的学者，本身也是一种卑怯。

中国人曾有自信的时候，汉唐虽有边患，但国力强盛，百姓没有沦为异族奴隶的忧虑，所以他们心理健康，对外来事物都是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就像吃饭一样，只要身体强壮，便少有忌口，总是希望能尝尽天下美食。然而，国人也有自卑的时候，清朝顺治时，汉人杨光先痛哭流涕地要弹劾洋人汤若望，说什么：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在杨光先的观念里，自卑已经转化成了卑怯，他打心底认为洋人的历法更准确。却又不肯承认这个现实，而是要拿排外的名号来打击汤若望，诬告他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和历法荒谬。

杨先光的卑怯之处在于他不敢反抗满人，却把矛头对准当时比自己更弱势的洋人。这说明，当一个民族处于孤立、封锁和被压迫的地位时，中上层阶级就会产生卑怯的心理。而学说和主义大抵又是这些人发明的。他们把卑怯的观念杂入主义中，再教育给下层愚民，形成了举国上下，“自古以来”的欺弱怕硬心态。社会组织结构、民族被压迫地位决定了阶级意识，这些意识又造成了国民卑怯的心理。

卑怯心理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环境改变了，它依然能够存在，变成一种难以治愈的痼疾。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

卑怯为什么能深入人心？

古代的中上层士大夫发明了“中庸”、“听天任命”的学说，再把他们灌输给底层愚民。然而愚民的下面没有比他们更弱的人了，为什么他们也同样是卑怯呢？阿Q也曾想报复假洋鬼子，但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被揍后，转而去欺负更弱小的尼姑而已——原来愚民也有发泄自己卑怯心理的做法，那就是互害。

鲁迅说“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强盗来了就属于官，要被杀掠；官兵到了又属于乱民，复被宰杀。唐军克服长安后，认为城中尽是劫匪，便大肆劫掠，导致乱不成军；黄巢第二攻破长安后，也认为百姓曾迎接唐军，属于官，于是又展开了杀戮。洪秀全攻克南京时，认为百姓都是清朝的顺民，便阉割了全城的男童；等到曾国藩克服天京后，也进行了残酷的屠城。而百姓之间又何曾不互相迫害呢？当有乱兵入城时，总有些人积极来做向导，把流寇引到仇家去抢掠，这种事例我们在《张献忠陷庐州记》、《蜀碧》等史料中见得多了。

如果说一个人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那么一个民族的“国民性”也与它的发展历程相关联。中国的历史在“一治一乱”的周期中循环，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目睹了群雄如麻的纷乱后，不禁怀念起文王、周公这些旧主子来。他想要克己复礼，以便“天下太平”。后世的人又何尝没有孔子的这种心态呢？所谓“乱离人，不及太平犬”是也。

既然接受了“太平犬”的地位，就会滋生卑怯的心理。谁都想要往上爬，认为那就是出人头地。当强者欺凌弱者时，卑怯者打心底就羡慕强者的权势，并且庆幸有弱者在下面挡着，使欺凌不至于落到自己的头上。等到哪天真落到自己的头上时，他又哀叹“都是命”了。

卑怯心理有着深远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是“古已有之”的“国粹”了。要想铲除它，殊为不易，但无论如何还是得面对、得正视，而不是继续隐瞒和欺骗。

年轻人要少点戾气，多点勇气

鲁迅认为在卑怯心理的作怪下，中国人都有着一种“毋友不如己者”的势利眼。许多人认为做不了朋友，就得成为仇敌。他们仇甲的时候就向乙等候公论，后来开始仇乙了又渴望得到甲的同情。仿佛怨敌就像朋友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的青年常活着不平和愤怒中，然而，愤怒也需要休息，需要间歇。冷静下来时，我们应当思考，愤怒除了情绪的宣泄之外，还有多少用处？卑怯的国民性格是否需要由我们来克服？我们什么时候才敢于“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什么时候才能从改造自我做起，然后再改造社会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