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再来谈谈东吴。这是三国中相对不起眼、人们关注也较少的一个阵营，但有意思的是，它却是维持统治时间最长、最晚灭亡的一个。前面我们说到，曹魏和蜀汉的灭亡，主要源于统治者和世家豪族势力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东吴仍然是存在的，但孙吴统治者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
曹魏和蜀汉处理地方势力，要么加以收编，要么加以镇压。孙吴本身就是地方豪族建立的政权，确立了将领世袭领兵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孙吴统治范围内的将帅豪强，可以拥有领兵的权利，并且子孙代代相传，并且可以吸收所领地区的税赋，这保证了东吴地方豪强的权益。汉末三国时代，江东的地方豪强实力最为充沛，形成了“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的局面。我们熟悉的江东将领周瑜、鲁肃、吕蒙、朱桓、周泰、甘宁，都有他们在地方上的私兵。
前面我们提及，北方也有这样的地方豪强，例如许褚、李通、李典、田畴等等。但曹魏的基本做法，是把这些豪强从他们的乡土和宗族中剥离出来，加以控制。阻挡汉末游贼的许褚和他的侠客们被吸收为曹操的亲卫部队，成了君主的私人保镖。李典在乘氏县三代掌兵，田畴宗族在北方为汉人抗拒乌丸、鲜卑，但他们为了表示对曹魏的忠诚，最终分别把“宗族部曲三千馀家”、“家属及宗人三百馀家”送往曹操的大本营魏郡和邺城；臧霸等人长久以来是青州、徐州地区的本土守卫者，曹丕忌惮他们的力量，夺取臧霸的军队和兵权。
曹魏的做法和秦汉的帝国统治术完全一致。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将六国贵族和富豪迁往咸阳；汉武帝在位期间，多次把地方的郡国豪杰迁往中央地区，这当然都是为了加强帝国自身的专制统治。封建贵族已经灭亡，中国地方上的自治力量只剩下了豪杰大族。北方民众正是依恃它们的组织和力量，熬过汉末的大乱，但曹魏统治者对这些力量仍不放过，最终导致了中原和河北的地方空虚。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五胡异族进入中原如摧枯拉朽，中国北方再也没能延续田畴、许褚保全乡土的光荣。
蜀汉的治理模式大致类似曹魏：压制世家、打击豪强。刘备的后代比曹操的后代延续了更长时间的统治，这并不是因为刘禅比曹魏的末代君主要高明多少。只是因为蜀汉没有像司马氏、袁氏那样真正强大的宗族势力，而统治顺民，总是会更容易一些。同样道理，他们也更早接受了西晋的统治。但这对川蜀社会而言，并不是一件幸事。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失去地方力量的蜀国故土，很快也成为异族的囊中之物。曹魏的北方虽然同样沦陷，但几个重要的世家大族倒仍然成功南迁，保存了文明的火种。保卫东晋的名臣王导和谢安，都是这些南下士族的子孙。
而当时东吴的民气恰恰相反。完成三国统一的晋武帝发现：西蜀人温顺驯服，江东人却性情“轻锐”，较难统治。而这正是东吴地区豪强林立、地方和民间力量充沛强大的反映。正因为当时的江南地区有力量反抗晋朝强大时的统治，在晋朝衰弱的时候，它也同样能够有力量阻止入侵的异族，庇护南下的北方士族和王室，维持南朝自东晋到陈朝二百七十余年的相对安定。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出土的晋代砖铭，记录下了东吴最后的胜利：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
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很容易看到：三国史并不是一部权谋史，也不是什么厚黑史。它恰恰告诉我们：所谓权谋厚黑，比起汉末世家豪强积累和维护的社会元气，不过是过眼烟云。曹魏和蜀汉排除异己、试图控制社会的努力，都在外来力量的竞争中烟消云散，反倒是孙家留下的东吴，成为了保存华夏文明的最后一枚魂器。这并不是因为孙权个人比曹操、刘备、诸葛亮优秀——孙权才能并不出众，而且性格残暴猜忌，是毫无疑问的暴君。江东真正的成功之处，是它保留了更多的地方力量和自治精神。对于统治者而言，它们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但对于社会或平民来说，它们才是真正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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