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艺术大师大卫·霍克尼，曾经专门拍摄过一部纪录片《蒂姆的维米尔》，用现代技术手段分析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试图找到他能捕捉到如此美妙光影的原因所在。最后大卫·霍克尼得出的结论是，维米尔在创作过程中，利用了反光镜以及小孔成像技术等手段，使得他能够精准地描绘人物和光线。

除了谜一般的高超绘画技法之外，维米尔被世人所推崇和喜欢的原因还在于，他的画作主角常常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在做着寻常的事情：读信、倒牛奶、弹琴，表情、动作都十分自然，画面中散发出恬静温柔的气息。

事实上，17世纪的荷兰，不止有维米尔，还有出弗朗斯·哈尔斯、杨·凡·格因等一众优秀画家，被后世称为 “荷兰风俗画派”，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极大关注，给西方艺术史吹来了一股“小清新”之风。

法国艺术评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的《日常生活颂歌：论17世纪荷兰绘画》，就以荷兰风俗画派为主题，探讨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聚焦的生活主题，也从更深层次剖析荷兰风俗画的思想性和教化意义。

01 小人物的日常：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特色分析


在荷兰风俗画出现之前，西方艺术史上的创作主题多以“宏大”为特色：宗教画、历史画、神话主题画，侧重于描绘希腊神话故事、渲染宗教氛围，或者讲述重大历史事件，其主角都是一些“大人物”。

即使是订制的肖像画，主角也往往是国王、贵族或者富有的商人。普通人时不时出现在画里，但往往是作为配角，以衬托主角的光芒，增加画面的层次感。

荷兰风俗画的主题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不知道其姓名和来历的普通人、身边随处可见的风光，通通被搬进了画作之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支派，更是被称为“荷兰小画派”，因为它的主题以“小”见长，尺寸也相对较小，方便在市民家中悬挂装饰。

在绘画风格方面，荷兰风俗画常常给人一种平实、简单的美感，十分赏心悦目。

杨·凡·格因的《河畔风车》中，天空中漂浮着大片的云朵，河畔远处矗立着一架风车，三三两两的人们或劳作，或小憩，一派宁静淡泊的景象。

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中，黄色的上衣、蓝色外裙、红色的衬裙构成了画作的主色彩基调，女仆手持陶壶将牛奶倒入盆中，筐内和桌子上摆着面包，墙壁上的钉子和灯具，画家捕捉到了生活中极为微小的瞬间，用光线和色彩搭建出岁月静好之感。

弗朗斯·哈尔斯的《圣乔治城守卫军官的宴会》，一群身着军装制服，戴着雪白拉夫领的富裕市民，围坐在桌前，每个人表情、神态各异，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02 新教、经济和市民阶层兴起：为风俗画派的兴起提供土壤


风俗画派诞生于17世纪的荷兰，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地理因素来看，荷兰地处欧洲西北部，土地面积小，不足以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驱使人们走向海外，通过贸易获取财富。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开辟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使得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区域之间的连接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到了17世纪，荷兰进入“黄金时代”，它取代了西班牙的霸主地位，一跃成为海上贸易强国，有“海上马车夫”之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聚集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更加包容的社会氛围，女性在画作中出现的频率也大大提升。

在社会阶层构成上，资产阶级、富有的市民阶层拥有和支配着巨额的财富。

富有的商人阶层和他们对于日常主题绘画的需求，促进了一个新的艺术品市场的形成。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庞大的画家群体应运而生，他们或专注于某一类型的画作，也有一些天才级人物，如伦勃朗，能够在几乎所有类型画作中都游刃有余。

宗教方面，17世纪的荷兰以新教为主，但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的宗教氛围更为自由和宽容，这带来了诸多影响。

一方面，被迫害的“异教徒”，如著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等纷纷逃到荷兰，带来了多元化的思想与文化。在这一环境中，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自我，希望能更多享受尘世生活的欢乐，原先宏大、厚重艺术主题的生存空间也随之变小。

新教中不提倡偶像崇拜，随着破坏圣像运动的开展，画家们能够接到的宗教画订单缩水，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谋生道路，艺术市场走向世俗化成为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是新教教徒，提倡简朴，崇尚务实、勤勉、节俭的品质。

这也影响到他们的审美取向，即使是非常富裕的家庭，内部装潢也不会十分奢华，而以简单取胜。在订购画作时，他们也更倾向于简单、纯粹、造价不太昂贵的作品。即使是展示他们得到的战利品（静物画）、所处的社会地位（肖像画）的主题，也不再追求夸张和戏剧化，而是以熟悉的环境作为背景。

荷兰人对于教育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高。

在16世纪末就建立起来当时欧洲最好的大学--莱顿大学，在物理、数学、天文学、光学等学科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因此，艺术家们也会结合当时的先进技术辅助作画，维米尔画作中绝妙的光线布置、精细的比例结构，可能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先进技术的使用。

03 荷兰风俗画的深层次解读：主题与寓意

在西方古典绘画中，“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是重要的解读方向，同样的符号在不同的绘画主题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鸢尾花，在尼德兰、西班牙一些圣经题材画作中，被作为圣母之花使用。而法国波旁朝的画像中，它则是以家族徽纹的形式出现，是权力和尊贵地位的象征。

荷兰风俗画的解读方向则与之不同，它所表现的场景、人物、物件都是日常的、生活化的，通常没有高深的主题和深刻的寓意。换言之，它脱离了所谓的“主题”，而成为独立的存在。

但这些画作并非没有任何道德教化意义，作为新教教徒，荷兰人对于宗教信仰仍然是虔诚的。

在歌颂日常生活的同时，实质上也是在提倡一种自然、平实的生活方式，抛弃过往浮夸、奢靡的价值取向，转向更加务实的一面。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大量的原始积累，如果财富都用于奢侈消费，就无法持续扩大再生产，回归简单自然的生活，是更加理性化的决策。这和马克斯韦伯所宣称的新教伦理有想通之处。

从荷兰风俗画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女性作为主角的场景居多。维米尔留存至今的三十几幅画作中，一大半都是女性主题。这是因为当时女性地位提升了吗？

其实，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习俗找到解答。17世纪的荷兰，男性大多出海进行海外贸易，女性留在家中照顾家庭，由于这种特殊环境，女性被赋予了部分男性的特权，包括掌管家中的财务、指导子女的教育等等。

但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在当时女性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打扫房间、准备饭菜和生养子女”，因此即便是作为主角，她们出现的场景也大都在室内：读信、弹琴、梳妆、写字、料理家务等。


“荷兰绘画既没有丝毫的稚气，也没有田园牧歌式的一面，可能正因如下原因而在我们眼中显得弥足珍贵：它向我们确保了这些时刻的存在，向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即便摆脱儿童时代的朦胧状态，我们仍能继续生活下去。”

荷兰风俗画派，宛若一缕清风，以“小清新”般的姿态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对于之后的印象派画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梵高对于蓝色的偏爱和大面积使用，可能就受到了维米尔的影响。莫奈的画面中，生动细致的光线，也让画面更添几分生动。

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美术馆、书籍之中看到这些画作时，仍然能感觉到其中流淌的诗意与美。
参考书籍：

1、茨维坦·托多，《日常生活颂歌》

2、王子明，《17世纪荷兰风俗画大师--维米尔》

3、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

4、丹纳，《艺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