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专家如果出生在中国，一定会被饿死的，因为发表不了论文。

比如这位——谢尔登·格鲁克，他搞了个研究，一搞就是18年。

18年呐，生个孩子都成人了，可他的研究还没结束；

研究没结束，就没法写论文，就上不了SCI，就评不上教授，就会工资很低，就会被人瞧不起，就会找不上媳妇，就会被饿死……

多么严重的事情。幸亏搞这个研究之前，他找了个媳妇，名叫埃莉诺·格鲁克——听说这叫未雨绸缪，饿死事小，失节事也不大，顶多麻烦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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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情投意合，都是同道中人，搞研究的。当然了，男格鲁克利用工作之便、趁工作之机，让妹子成了女格鲁克，也是有可能的。

言归正传。

早在1940年代，两人就开始了一项长期而且著名的研究。

主题很简单，解答我们在教育上的某些困惑——

青少年时期，对整个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青少年时期犯了错，长大了真的能改好吗？

为什么有些人一错再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悔过自新”究竟是靠自身发愿，还是社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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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感兴趣，因为和中国传统中的一个概念相吻合：

相由心生——一个人犯错甚至犯罪，真的和外貌有关吗？

这似乎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格鲁克夫妇的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他们说的这个“相”，只是指体格，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面相。

一个民间总结出来的俗语，竟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科学验证，也是十分惊人了。

这两口子确定了1000个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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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人都是青少年，年龄在10到17岁之间。其中，500人是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学生，均来自矫正学校。

另外500人，则是“非违法者”，正常学生。

为了避免和500个违法学生有较大差距，从而失去可比性（比如一个贵族子女和街头小混混，是不具可比性的），这500个“非违法者”都是精心挑选的，让他们从年龄、种族、智商、街区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一一与违法者匹配。

研究持续了18年，等研究结束，这些孩子已经28岁到35岁了。

研究结果并不太让我们意外：违法行为，是先天因素和家庭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无论你是在培养一个违法者还是一个优秀者，家庭环境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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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先天因素”。先天为什么也会导致违法？外貌和违法行为有什么必然联系？

格鲁克所说的这个“先天因素”，主要是指体型，以及孩子在幼年时透露的某些先天性格、气质。

从外貌而言，“中胚层”体型相比其他体型，更容易违法。这种体型的特征，是矮胖、强壮。

相反，高高瘦瘦的体型，以及浑圆的肥胖体型，则是违法概率较低的体型。

婴幼儿时期表现出一些独特气质的孩子，长大后违法的概率较高。这些独特气质包括：

爱哭，且哭起来难以劝慰，饮食不规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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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者的家庭也有共同的特点，比如要么对孩子过于放纵，要么管得太严；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家庭往往前后不一致，规则左右摇摆，孩子犯错被忽略，再犯同样的错误却遭到严惩……

有一种情况是格鲁克夫妇没有提及的，但我觉得很重要，即父母对孩子第一次犯错时的态度。

一个孩子相当调皮，也就10岁左右，居然通过各种欺骗手段，离家出走，坐火车（逃票）上千公里，然后安全返回。

父亲对孩子相当无奈，求助心理医生。但在谈到孩子出走的行为之时，他脸上充满了得意之情，当时孩子就在身边。

任何一个父母都可能会得意，毕竟这孩子能力是很强的；合理管教，一定是个人才。

但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是问题：这孩子撒谎成性、欺骗成性。这时候，父亲一定要专注于问题，而不是一边抱怨一边得意。

孩子都很聪明，父母的表情明明告诉他，他的做法是令父母自豪的，所以是对的。为了父母这种态度，他下一次一定还会继续欺骗他人、离家出走。

另一个家长，孩子因为偷窃成性，被送进矫正学校，家长找心理医生求助。

心理医生问她，孩子第一次盗窃的时候，你知道吗？

妈妈说，知道。

好吧，谈一谈当时的情况。

妈妈说，自己和孩子去超市，出来的时候，孩子手里多了一件东西，是她从超市里拿的。

妈妈的第一句话是：“有没有被人发现？”

——这就是问题所在。孩子偷了东西，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有没有被发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发现，那么，偷东西就是可以的了。

所以说，家庭环境很重要；但这个所谓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家长。

家长一言一行，对孩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青少年时期一旦有违法苗头，会对成年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很难改正。

格鲁克调查的500个矫正学校的孩子，他们后来的违法记录如下：

杀人罪7次，抢劫罪100次，夜盗罪172次，盗窃罪225次……

他们的违法行为，是非违法者的5倍。

防微杜渐，把问题消灭在青少年时期，恐怕是最省力、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