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武士道

自平源之战后，武士作为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武士与主君，本质上是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武士的行为无论在小说与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

总掩盖不住一个事实，即武士是卖命的奴隶。

借用儒家伦理来讲，就是食主君之禄米，就要坚决遵守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尽管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下克上”的乱象，但是这种要求绝对服从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只是一步一步的在强化，直到江户幕府的建立，武士的伦理道德，被加以制度化，所以服从的民族性格在此时，已经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了。

武士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接受了一种父权的统治。

专制统治与父权统治的区别在于，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服从是勉强的；而在父权统治下，对统治者的服从则是“自豪的归顺，有尊严的顺从，哪怕是奴役般的臣服，也怀着高度自由的精神服从。”所以即便是主君昏庸无能，但是出于道义上的要求，对主君还是要尽臣子的职责。

看似高度自由的精神服从，其实不过是阿Q似的自我安慰。

一系列伦理道德的束缚与洗脑，让自己完全沉浸于尽忠尽孝的乌托邦里，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自古以来前贤哲士都是这样做来的，虽然不是成文的法规条文，但是行之既久，就成就了一种事实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社会习惯，就造成了日本国民性格的集体主义性。

2.日本是耻感文化。

所谓的耻感文化，即十分在意自己个人的名誉，而名誉是在社会中才有其价值的，而获得荣誉的方式除了自身的砥砺品行之外，就是要靠他人的评价来实现获得名誉或维护名誉的目的。所以说日本的国民性格中有一种在意别人眼光的文化心理。

故日本人在行事的时候，都会小心谨慎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习惯，也就是近乎刻板的遵守社会上的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

他们社会习惯中的不给他人添麻烦以及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和日语中特有的随声附和，都是耻感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

正如日本的武士道虽然已经彻底废除了，但是武士道精神以及附带文化，仍作用于日本人的行事方式和性格上。

在这样一个没有绝对精神权威主宰的多神教国家里，人们的价值是非标准不是以主体的价值是非标准来衡量，而是以他人的是非标准或世间的议论来衡量。

所以我们在看日本现代社会里的谢罪文化也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具体表现。一旦某个明星或是某个集团发生了丑闻之类的事情，首先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所犯的错误，向全社会道歉。尽管其所犯的错误，或仅具有话题性，对于普通国民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但出于这种文化习惯，向全体国民谢罪，请求原谅，是他们的首选。

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在著述中说：日本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静观社会的潮流，只要顺着大家去的方向走就很安全，说穿了，日本就像鱼和候鸟一样，是一个随群性很强的国家。

从众心理使日本人作为独立行为主体的自觉意识较弱，服从权威，容易随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缺乏自律性或主体性，也束缚了日本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利于个性的培养和创造力的提高。

另外，集团性强也造成了日本人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作为个人具有一般责任感的人，当他以集团的一个成员而行动时，他的个人责任感常常被集体的无责任性所压倒。

“不只自己一个人，大家都干了”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分散，弱化了个人的责任感。

比如对战争的责任问题，在日本出现了“一亿人总忏悔”的主张，但也确实制造了“一亿人总不负责任”的国民心理。

总之，建立在“耻文化”上的大和民族所具有的团结性，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由于生活在“耻文化”下的日本人，都会自觉地向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他人评价体系看齐，并愿意为此牺牲自我。

因此，一旦这个评价体系倾向于恶的一方，且整个民族具有独特的团结性，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做起恶事。

如果其中哪个人因为良心不安拒绝为恶，他就会被集团或社会孤立，甚至遭受社会的严厉惩罚，日军侵华时所犯的累累罪行，多以杀抢烧平民为荣，不杀的话就会被大家看不起，甚至遭受日军内部的欺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