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的作者紫氏部，在丈夫藤原宣孝因病去世后，入宫任职，在《紫式部日记》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她通读宣孝留下的汉学典籍，遭到了女房们的批评，在她们看来，正是因为紫式部读了太多的汉书，才导致了人生的不幸，不管是什么女人，只要是读汉字写成的书，就谈不上遵守妇道。此后的紫式部，只能假装自己不认识汉字，在给中宫（皇后）讲述乐府诗时，也是避人耳目，偷偷摸摸地讲解。

三十六歌仙之一的高阶贵子，也有同样的遭遇。她的父亲高阶成忠学问渊博，她自己也才学过人，擅长汉诗。她曾出仕后宫任掌侍，被称为高内侍，嫁进了当时最有势力的外戚藤原家族。丈夫藤原道隆后来成为摄政，儿子伊周官至内大臣，女儿定子贵为皇后，显赫一时.然而道隆死后，儿子伊周在与叔父的权斗中失败，家道中落，导致她的晚年十分凄凉。这原本是一场政汉的搏奕，历史小说《大镜》的作者却批评她：

“女子才学过盛，绝非佳事。”

言下之意，高内侍的不幸，也是源于她学问过多。

可见，平安时期的社会观念，并不支持女性有学问，然而偏偏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古代文学双璧《源氏物语》、《枕草子》，以及有很高文学价值的《蜻蛉日记》、《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更级日记》等等，它们的作者都是女性。一个反对女性研习学问的时代，却出现了女性文学的繁荣，不能不令人费解。

池田龟鉴在《平安朝的生活与文学》里，分别用两章的篇幅，论述了日本女性在平安时期受教育的状况，及贵族们积极将女儿送入宫中任职，以求家族荣光的风气，这些文字，或许能为我们解说一二。

平安朝贵族女子不能上官学，也不能做学问，为何女性文学空前繁荣

一、对女性教育的限制，促进了日本国学的发展

《平安朝的生活与文学》介绍，平安时期，男性的教育，可以通过官立大学和私学进行，教学的内容是纪传、明经、明法、算道这四科，它们都与汉学有关。

女性禁止到官方学校接受教育，也不能学习官方的学问，即汉字文化，但她们可以在家里习字，学习和歌、音乐。《枕草子》就记载了村上天皇的女御在未出阁前，父亲是怎么教育她的：

“第一，应习字。第二，抚琴之艺应胜于他人。第三，《古今和歌集》二十卷，须悉数牢记，此即君之学问也。”

习字

汉字传入古代日本后，有着重要地位，因为那时日本没有文字体系，虽有自己的口语，却无法记录它，人们书写时只能用汉字。然而女性习字，却不能学汉字，只能习假名。所谓假名，假是借的意思，名是字的意思，就是说只借用汉字的字形，而舍弃了它的意思，来记录日语的一种文字。

平安时期，汉字被称为“男性文字”，假名被称为“女性文字”，中国风绘画被称为“男性绘画”，日风绘画被称为“女性绘画”等等。总之，来自中国的和日本本土的事物，被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是属于官方的、殿堂级的学问，只有男子能学习和使用，后者则是女子习用。当时还有一个词语来指代这种情况，即“和魂汉才”，和魂代表着日本原有的精神，汉才则是汉字文化，作为男性，必须皆具和魂汉才，而对女性来说，只需要掌握和魂就行。

和歌

和歌是中国古代的乐府诗，在传入日本后，不断演变发展成的诗歌，因为日本又叫大和民族，古代诗歌都是要吟唱的，所以称为和歌。和歌有长歌、短歌、片歌、连歌等形式，在发展中短歌受到了欢迎，它有五句三十一个音节，每一句的字数为五、七、五、七、七。

和歌是平安时代女性的必修课。延喜年间，醍醐天皇敕命编撰《古今和歌集》，后来又陆续编了《后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等。原本和歌比汉诗低一个档次，天皇的命令使敕撰集成了国家的事业，和歌的地位由此得到了提升，这也算是日本国民文学确立的标志。

音乐

音乐这个就不需要多解释了，当时贵族家的女孩们，主要学习的是乐器，比如琴、筝、琵琶等。正因为有深厚的艺术修养，紫氏部才能在《源氏物语》里，一次又一次地写到琴，既有光源氏教玉鬘和女三宫抚琴，也有宇治八之宫教自己的女儿们弹琵琶、抚琴。

正是因为女性对假名与和歌的学习，在汉诗文兴盛的背后，和歌悄悄地在以女性为中心的聚会，或私人社交场合焕发出生命力，日语的表达也开始慢慢形成体系，为后来《源氏物语》、《枕草子》及各种日记、随笔等假名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二、女性入宫任职，有了直面现实的机会

平安时期，日本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即摄关政治。天皇年幼的时候，由外戚辅政，称为“摄政”，到天皇长大后，辅政者又称为“关白”。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外戚不再满足于奉旨行事的地位，而想要“挟天子以令诸候”，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藤原氏一族。他们既有世袭的地位，更靠后宫裙带关系控制皇权，谁家的女儿先当上皇后或嫔妃，谁家就可以登上高位。这当中，当然少不了互相倾轧与争斗，而女孩，就成了男人争权夺利的工具。由于当时天皇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入宫的女子若要争宠，光有容貌自然还不够，还得有高超的才艺，这是她们出阁前能接受家庭教育的原因，也是她们入宫受封后，仍要招揽有才气的侍从女官、教师的原因，不过，她们自身也可能从侍从女官开始，再谋高位。

这自然也影响了中小贵族，他们一方面仿而效之，利用女儿实现政治联姻，以便往上爬，另一方面，他们争相把女儿送进宫中，当侍从女官，以期获得利益，只是获利的程度可能有所差别。

因此，平安时期的女性，在成为趋炎附势工具的同时，又备受关怀、培养与推崇，这使得她们在同时期东方国家的封建社会中，拥有了极其难得的机会，这当中有更高精神追求的女子，会把这当作一次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池田龟鉴在《平安朝的生活与文学》里，讲到了清少纳言的宫中任职观：

“前途没有什么希望，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不可靠的丈夫身上，愚直地守着结婚之后那点虚假的幸福，这样的人是我看不起的。身份相应之人的女儿，还是应当去宫中任职，见识世间的种种事物。”

这见识，来自于她们自身经验之上。像清少纳言、紫式部等女性作家，她们多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不像上层贵族那样拥有财富，连俸禄都常常得不到保障，但也不像小贵族那样缺少见识，地位低微，他们既有上升的机会，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沦落，可以说处在两极的中间，生活极为动荡，没有安全感。而宫中任职，给她们打开了另一扇门，一方面，她们的才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让她们感觉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后宫的勾心斗角，上层贵族的豪奢、黑暗与罪恶，无可避免地袒露在她们面前。各种际遇对比，内心受到的冲击很强烈，也迫使她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现实。

这些所思所感，堵在心口，总有一天要尽情抒发。

三、日记文学的出现，为女性的情感表达找到了出口

一边是社会现实的巨大冲击，一边是自身命运的无法捉摸，平安时代的女子，婚姻几乎无法自主，婚后的生活也无法如己所愿，贵族丈夫们充分享受着一夫多妻制的快乐，注定给不了她们专一而充足的爱。这对于追求精神享受的才女们来说，是莫大的痛苦。

将创伤诉诸笔端，实现自我的内省，这可能是她们唯一能选择的方式。

从前的女性，只知道用和歌来表达个人的情感，《士佐日记》的出现，为她们开辟了一条新路。

日记原本也是为男性服务的，是他们重要的工作之一，除了出于备忘或记载典故的目的，记录下每天发生的事外，日记还是一种公共的、事务性的，用汉字把公共仪式记录下来的文体。其本质是仪式活动的记录，对政治、宗教、文化意义重大，却没有文学价值，称不上“日记文学”。

《士佐日记》则开创了假名日记的先河，也是日本第一部日记文学。它成书于935年，作者纪贯之是平安前期的歌人、歌学家，三十六歌仙之一，也是《古今和歌集》的主要编者，及收录作品最多的作者。他精通汉文，于和歌也造诣颇深，仕途却极为平庸，年近六十岁才当上士佐（今高知县）守，任职期间有力的庇护者都相继去世，年幼的爱女也不幸夭折，在士佐离任返京途中，他既有喜悦，也有无法排解的落寞与悲伤。当时流行于女子之间、难登大雅之堂的假名文学，恰好可以更自由、更真切地抒发个人感情，于是他将乘船归京的见闻，用假名书写下来，并以“听说男子都记日记，我身为女子也想试试”开卷，假托女子进行创作。

《士佐日记》，第一次实现了日本文字与口语的统一，是记录日记向日记文学转变的标志。

此后，日记不再是男子的专属物，那些没有公共社会生活的女子们，也开始把所见所闻，加上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成为那个不许女性发声的社会里，最本真、最自我的表达。到第一部女性日记《蜻蛉日记》，作者道纲之母以自己的人生不幸为代价，真正地表达出那个时代女性苦恼的本质，体现出“自我解放”与“现实批判”的诉求，被池田龟鉴誉为“日记文学中最值得注目的作品”。在它的影响下，女性的作品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

《蜻蛉日记》的叙事性，及将和歌与散文融合的创作手法，对后来的随笔、物语文学、私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荣花物语》、《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出现，女性的创作不再局限于日记，而有了多种体裁。《源氏物语》时至今日，仍是日本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的上层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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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达到了巅峰。

如上所述，在平安时代，恰恰是那些深尝过封建社会女性的苦楚，直面过冰冷残酷的社会现实，而又不妥协、不沉沦，不断反思、不断自强的女子，执著于手中的笔，写下了心中的万千沟壑，促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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