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战争，近代史上最扑朔迷离的战争，背后的故事并不简单|163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有一场最扑朔迷离的战争，那就是义和团战争，也被称作：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之后才有了极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及全称为《中国与11国关于赔偿1900年义和团动乱的最后协定》。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一百多年以来，世界各国无数学者竞相研究，依然没有公认的结论。对于这场战争的起源有三种假设理论，但基本上都站不住脚。

——站不住脚的三大假设

第一种就是基于西方最流行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义和团战争就是中国落后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好似落后在对抗先进。实际上义和团运动不足以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这中充满“黄祸论”的观点在1900年后逐渐失去了市场，学术界对此已不能接受。不过，“黄祸”这种情感观点应该也在1900年左右影响了当时的各国使节与政治家。

傅满洲就是黄祸论的代表

第二种假设是将战争的起源归结为在华的当事人，主要是当时的传教士与外交官身上。尽管当时传教士狂妄嚣张，当年的外交官愚昧无知，用奥匈帝国驻华临时代办罗斯通的话说：“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参加义和团”，但战争并非儿戏，将全部责任指向他们并不公平。

第三种夹杂着源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这个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争夺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武装冲突。这种观点也是我们国内比较流行的，但是既然是争夺在华的利益，不应该是列强之间的争夺吗？最后却演变为中方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而这也不能简单的成立。

慈禧对多国同时宣战

在各种假设之下，比较可信的应该是美国基辛格讲座教授相蓝欣教授的观点。在经过多方整理资料后，相蓝欣教授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导致的。

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清廷、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三方的情况。

——当清廷失去恭亲王奕訢后政治平衡被打破了

说到19世纪的清廷洋务绕不开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和硕恭亲王奕訢，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奕訢。他与慈禧一同发动了“辛酉政变”，从此这2人站在了权力的中心。奕訢出谋划策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危机，在外交上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准外交部，为清政府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这才有了“同治中兴”。并且奕訢也差点被道光选为皇位继承人。

和硕恭亲王奕訢

当时清廷的政治矛盾也十分严重，八旗权贵与汉族士大夫之间的矛盾；清流派中的北派（保守、自我修身、防治腐败）与南派（改革、认为西学与中体不矛盾）之间的矛盾。原本奕訢通过大量重用汉族士大夫平衡满汉之间的矛盾，制衡南北两派以“才者德之用也”使两派都能被利用。

但在后来，奕訢渐渐的与同治产生矛盾，随后同治去世后又因“光绪”继位的问题与慈禧出现矛盾，辛酉政变后的政治体制算是瓦解了。1884年，慈禧以中法战争失利为由，将奕訢赶出了权力的中心。

同治中兴的其他人，户部尚书董恂、兵部尚书沈桂芬、礼部侍郎毛昶熙，

从1884到1894这十年间，被迫退休的奕訢又被急诏返回了权力中心，61岁的他已然发现了政局的大不同。面对中日甲午战争，他已经自觉没有能力在整合不同派别的意见分歧了。朝中上都是八旗的佞臣，得到重用的汉族权臣也大都是取悦慈禧的平庸之辈；清流中北派落入守旧大臣手中，南派甲午战争后基本上依靠着光绪与帝师翁同龢，逐渐走向激烈的维新运动。

终于奕訢在1898年5月29日病逝，去世前他还嘱咐光绪小心改革的激进派。西方的两位在华评论家曾评论：“满族权贵从此失去了一位老资格的代表人物…很有可能，如果恭亲王当时尚未去世，拳乱之事恐不会发生。”

康有为梁启超

太过激进的维新变法使得守旧势力大肆反攻，尤其等到“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光绪帝被囚禁甚至差点被废，汉族士大夫权力被削弱，南派损失惨重。朝政第一次被满族王公和佞臣把持，仇外排汉的风气达到了最高峰。

端郡王载漪与载濂、载澜、军机大臣刚毅徐彤、礼部尚书书启秀、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荣禄、军机大臣王文昭，他们不是是一心保住官位，就是仇洋排汉、利欲敛财。

光绪、荣禄、袁世凯

仇视洋人的政府是不能很好地与使用外交手段跟西方列强沟通的，这就是当时清廷的状况。朝廷内部此时也严重失衡，毫无自我调节能力，直到1900年的庚子事变后才修复。

——当西方列强以相互争夺为主，沟通以基本陷入瘫痪

而这时期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正是西方大国国际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西方各国都在疯狂的抢夺资源，彼此之间大国相互结盟、反结盟、试探等等，直到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列强都想在中国谋取更多利益

而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出现的明显的转变。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老牌的列强与新崛起的列强因为在华利益问题，争斗那是相当激烈。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清政府解体，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吞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迫切的需要在华争取到更大的利益。

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对全球政治平衡开始发生影响，原本依靠一批“中国通”来处理对华事务已经行不通了。大批“中国通”从1895年开始被调离北京，换上的都是一些擅长处理“非洲事务的专家”。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通”与“非洲事务专家”的区别在于，中国通了解亚洲、中国政府，懂得如何按照当地的规则办事，也懂得当地的外交方式。而非洲事务专家则更加蛮横，认为黑种人与黄种人一样都是愚昧落后的，但擅长处理与列强之间的矛盾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外交官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处理对华关系”，而是“在中国处理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关系”。如：原德国驻华公使马克斯·巴兰德换成了申克与海靖，原英国公使欧格讷换成了窦纳乐，1898年前后几乎所有外交使团都换了个遍。

英国公使窦纳乐

就拿当时越级提升的英国公使窦纳乐为例。在老资格的“中国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评价：“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而且不仅是外交官就连当时的翻译团的中文专家也好不到那去，这就可以想象当时的外交沟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双方之间根本就对不了话，也没有对话的能力。

——让清政府、外交官、老百姓都头疼的传教士

在华传教士

传教士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之后可以专门讲一讲。传教士我们一开始认为的都是像利玛窦那样，或者像更早的景教类似的传教士。一般都是宗教性质单纯一些，而且做事情也比较遵纪守法，依靠的是积德行善来推广教义的。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供奉多种神灵的社会，对于任何一个宗教来说本身并不会特别的排斥，不然佛教、伊斯兰教和唐朝时的景教等等怎么在中国发展。但是西方传教活动，从不平等条约开始就充满了政治化。

传教士的孤儿院，大都是女童

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基督教教义不可理解，比如传教士要办孤儿院就认为是要挖孩子眼珠子和心肝做药材。看似荒谬，实际上是中国百姓看到洋人传教士在中国的实际行为与他们纯真的教义大相径庭而产生的真实反映。引用相蓝欣教授的话，百姓不是排斥基督教教义本身，而是排斥传教士和其他在华人的表现。

基督教传教士特别混乱，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而每一个教内部又有众多教派，竞争超级激烈，又各自为本国政治提供服务。传教士为了赢得竞争，经常会使出一些下三滥的招数，其中很不光彩的就是介入当地的司法体系，就是帮助中国信徒打赢官司。用当时英国领事的报告说：“我发现传教士一天比一天倾向于借助领事权力来争取教徒，因而卷入世俗的官司诉讼”。

令人头疼的在华传教士

虽然头疼但各国领事们仍然帮助本国的传教士，因为一些传教士甚至利用“教案”来帮助本国在华谋取利益。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德国“圣言会”的安治泰，教唆教徒在当地挑起事端。有次在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羊头挂在摊上，教徒发现后告诉传教士以此认定“羊”与“洋”谐音，因此叛屠夫诋毁洋教。地方官不敢得罪洋人便判屠夫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