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大历三年（798）写的绝句诗《江南逢李龟年》，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盛唐富丽堂皇的回忆，安史之乱以后的凋敝和失落感，在杜甫短短四句诗中，以“落花”二字的艺术笔墨，把社会浓缩得如此浓烈，如此凄婉，堪比美酒千盅可饮，这是杜甫诗歌艺术炉火纯青的感染力所在。
这首诗基本不需要怎么解释，大家也会陶醉于挥之不去的人生感慨之中的，无需更多解释。
特别是“正是江南好风景”的美景和偏偏“落花时节逢君”的巧合，给人留下无限的惋惜之情。
不过，这诗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对于诗歌中故事的真实性探讨，也一直没有消停过。
晚唐学者范攄在《云溪友议》里说，李龟年大历四年春去长沙，与杜甫相见，杜甫赠李龟年《江南逢李龟年》。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范攄说的是一个事实。
其实，这只是一个孤证，而且，杜甫的诗无法证明其真实性。
退一万步说，我们可以忽略杜甫与李龟年在长沙相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为什么杜甫从来没有提到他去过岐王宅呢？
再说，杜甫确实是大历四年春进入长沙的。但是，杜甫从湖北进入湖南以后，处境非常落魄。
他试图到湖南找到自己的同学韦之晋，没想到韦之晋不在长沙而在衡阳。
于是杜甫又去了衡阳，到衡阳以后，韦之晋却因为刚刚调离而到长沙任职了。
杜甫又从衡阳去长沙，但是，到长沙以后，更不幸的是，韦之晋刚刚病故！这时已经到夏天了。
杜甫只好留在长沙，直至第二年四月长沙发生兵变，杜甫才逃出长沙，死于漂流湖南的途中。
杜甫在长沙渡过了两个春天。到底是哪一个春天他们相见的？我们在杜甫写于长沙以后的诗中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杜甫与李龟年相见于长沙。好像不是很确定的。
再说，范攄是晚唐学者，他的信息是否可靠，也不好说，而且没有其他证据显示李龟年有去过长沙。
“岐王宅里寻常见”这句诗，宋代人说，是杜甫曾经在青少年时代就经常出入岐王府，所以，很容易经常见到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李龟年。
但是，岐王开元十二年就去世了，那年，杜甫才是13岁左右的孩子。
这就是解释杜甫青少年去过岐王府的可能性。
按照这个说法，杜甫是有可能去过岐王府的。
有可能不等于能。
踏进岐王府的这道门槛，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非有人介绍杜甫，而且没有高级别身份的介绍人，想进岐王府哪有那样容易。
岐王李范是一位大艺术家，也是一个大欣赏家，所以，他身边聚集了不少艺术家。
诗人王维就是岐王府上的坐上客。王维之所以能够成为岐王的座上客，不是因为王维有名，而是因为唐玄宗的一位公主，非常欣赏王维的音乐才华，把王维介绍给岐王的。
所以说，要进入岐王府，没有高级别身份的人引荐，根本没有可能。
杜甫究竟进入过岐王府吗？
我认为应该没有。
依据就是杜甫晚年写的很多回忆自己的诗歌，把能够提到的幸福光荣的事，都不止一次的道了个遍抖了个底儿，唯独一次都没有提及他进入岐王府的事情，也没有提过有什么人介绍他进入过岐王府。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杜甫在成都写的《丹青引》诗中，就非常明确提过“引见”的事情。例如他说“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说的就是曹霸被陈义推荐给唐玄宗的事情。杜甫能说被人，为什么不能忘掉自己也被引见到岐王宅呢？
杜甫写了《丹青引》不久，因为严武的突然去世，就离开成都，在夔州住了几年。
就是在夔州的这几年杜甫写了很多回忆录式的诗，这些诗没有一个字里有去过岐王宅的事。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杜甫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岐王府。
因此，杜甫是用艺术的手法，描写了李龟年在岐王府被高官名流寻常见，而不是杜甫寻常见李龟年。
那么，既然我们说杜甫没有在岐王府寻常见李龟年，为什么最后杜甫还要说“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个“又逢君”不就是由于你相见的意思吗？
其实，杜甫青少年时代对李龟年的了解，全部都是“耳闻”。没有亲眼见过他，听过总是没有问题吧？因为听可以超越时空，从岐王范去世的开元十二年到安史之乱前，几十年里，人人都会提到李龟年的大名，可惜我几十年里一次也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奇怪的？
所以，杜甫在诗的第二句里，就说“崔九堂前几度闻”，几度闻才是真的，因为闻就是听说。所以尽管几度闻，但是一度也没有见过才是真的。
那么，“岐王宅里寻常见”不是说见了吗？
那是艺术描写，从字面上看，真的是“见了”，但是，根据事实来说根本没有见。杜甫的回忆录就是证明，还要看什么证明？
所以，“岐王宅里寻常见”是耳见不是目见，“崔九堂上几度闻”是真闻而不是“虚闻”，只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才是杜甫亲眼见到了李龟年的真实描写。
而且，杜甫初到江陵正是一个“落花”的季节。
什么叫“落花”呢？两种解释，一种是花开叫落花，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字面意思，是花谢的意思。
无论花开花谢，无非春夏之间而已，但是，杜甫这一时间，都在江陵这是非常符合“落花时节”这个时间段的。
如果非要选择花开还是花落季节，从诗歌思想和艺术境界来说，“花落”就是花已落比较能够准确深化杜甫的感慨之情。
杜甫如此感慨见到李龟年，其实更多是感慨世事沧桑。
康熙曾经评论《江南逢李龟年》说，自然只有四句诗，足以抵得上白居易的《琵琶行》。我觉得这个见解非常高。
我曾经说，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可以说是《丹青引》的浓缩版。
都是对个人社会重大转折的感慨之词。
毕竟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怎么会在偏僻的江南见到出入豪宅高堂的李龟年呢？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自己又怎么会流亡于江南一隅呢？
这正是非常可感慨系之的地方，也是明显有一种无名的落魄感的地方。
杜甫就是非常感慨如此大的人生世事，所以，才有深刻的落寞之感。
阅读诗歌不能完全以“字面”为依据，必须以诗歌作品的内在逻辑为依据，这个知识古人早已清清楚楚。
问题是，不是说你有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基本常识，就可以准确阅读诗歌里面的真实信息。
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我们到今天还能看到，绝大部分的注释，都说杜甫青少年就亲眼见到过李龟年，但是，从杜甫自己的诗歌记录来说，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连杜甫自己都没有说去过岐王宅，我们为什么要杜甫去岐王宅呢？
而且艺术作品，往往也容易“迷惑”我们的阅读的直观判断。
唐代有不少笔记作家记录了李龟年的行踪，例如范攄在《云溪友议》里就说李龟年去过长沙，我看也没有这个可能性，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些传说而已。
李龟年就在江陵一带生活，这里聚集了很多安史之乱以后，逃亡到江陵的富贾大商和达官贵人，李龟年就是这个群体其中之一。
当时江陵地区的行政长官是卫伯玉，他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也是爱好文艺的官僚，所以，杜甫大历三年（768）春到达江陵以后，也受到卫伯玉的招待，只是，卫伯玉没有进一步重视杜甫而已。
杜甫在江陵地区，交往了不少艺术界的人士，有诗人有书法家，其中还有晚唐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李晋。估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杜甫见到了昔日耳闻今日眼见的李龟年，他真的万分感慨。
卫伯玉对杜甫没有重视的可能，杜甫决定到湖南去。因为他听说他的少年同学韦之晋在湖南做官。于是，这年冬天，杜甫驾船离开湖北自公安向湖南岳阳驶去。
以上千里马的个人看法，欢迎你的批评指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