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究竟有多重要？它是联结帝国与西域之间的“脐带”，是保护帝国心腹重地的屏藩，是深刻影响汉唐盛世兴衰乃至1000多年来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推手”之一。

丢掉河西走廊让大唐一蹶不振

先说河西走廊为啥是“脐带”。前不久的热播视频《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将唐帝国丢失河西走廊后产生的一系列严重恶果还原得淋漓尽致。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长达8年的惨烈内战不仅使大唐从盛世巅峰跌落，也让其边疆安全形势迅速恶化。由于驻防安西、河西、陇右的唐军将大批精锐调回内地平叛，导致与唐帝国长期为敌的吐蕃有机可乘，在短短数年内就接连夺取唐朝西北大片疆域。

尤其是包括河州、瓜州、渭州、沙州在内的整个河西走廊落入吐蕃之手后，留守西域的安西、北庭2大都护府（下辖约5万兵马）一下子变成了“断线的风筝”，再也无法得到来自内地的兵员、财政和装备支援。

为了自救，也为了坚守最后一片唐土，西域唐军在李元忠（原名曹令忠，粟特人）、尔朱氏（羯族）、郭昕（大唐名将郭子仪的侄子）等爱国将领带领下，通过屯田、开采矿藏、自行铸币（《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描述的就是这段历史）等方式自力更生，并依托当地效忠唐帝国的少数民族支持，凭借堪称“骁雄”的精兵强将和特殊的沙漠绿洲有利地形，顽强阻击吐蕃西侵长达30余载。

然而，断了“脐带”的西域唐军终究孤掌难鸣，力量越来越弱，这从上世纪90年代新疆考古发现亦可看出——当地出土的唐代建中通宝（“建中”是唐德宗年号），普遍铸造得比时间更早的大历元宝（“大历”是唐代宗年号）粗劣。

研究表明，这批由西域唐军自行铸造的货币之所以质量下滑如此严重，就是因为当时（公元781年之后）西域战局变得对唐军愈发不利，由于形势紧迫、物资匮乏（宝贵的铜还要用来打造兵器），铸币质量难免打折扣。而以公元792年前后吐蕃攻陷西州、于阗、疏勒、安西等孤立城池为标志，唐帝国最终退出角逐西域的舞台，此后史料中出现的西域争霸战，主角已经变成了吐蕃与回鹘。

唐代诗人元稹所著《缚戎人》一诗中，曾讲述过一位镇守边关的西域唐军老兵的悲惨经历。从诗中可知，这名老兵少年时代跟随父亲前往安西都护府戍边，结果他们刚到西域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很快河西走廊被吐蕃攻占，西域与内地联络基本中断，从此内地再无一兵一卒开赴安西。

在十分艰险的情况下，这名老兵与战友们困守飞地、苦撑危局达30年之久，最终因寡不敌众，被发动夜袭的吐蕃大军攻破要塞，他本人也不幸沦为战俘（奴隶）。这位老兵的个人不幸，其实也道出了唐帝国因丢掉河西走廊而痛失整个西域的历史悲剧。

不控制河西 哪来的汉唐盛世

再说河西走廊为啥是“屏藩”。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尤其汉唐盛世期间，一直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强敌殊死拼抢的“兵家必争之地”。汉唐盛世的出现、中华帝国的威名远播，都与当时西汉痛击匈奴（河西走廊是主战场）、唐军平灭突厥，进而将版图拓展至西域有直接关系，而要做到这一切都离不开占据河西走廊。

先说汉代。由于立国之初百废待兴，汉帝国暂时无力夺取河西走廊，导致西北方向防御薄弱，常年边警四起，令汉廷不胜其扰。当时，匈奴从漠北南下，将休屠王、浑邪王、折兰王、卢胡王等多个强藩安插在河西走廊，直接威胁到汉帝国京畿重地（关中）的安危。

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在位），匈奴集结14万铁骑南下入侵，其中一路闯进关中地区，不仅把距长安城西北约260公里的回中行宫焚毁，其前锋更是一路进逼至距长安仅80公里处，迫使汉朝紧急部署10万大军镇守京城。

而夺取河西走廊后，汉帝国战略局势为之一变——不但重创了匈奴的游牧经济基础（匈奴人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还形成对匈奴的三面夹击态势，更让大汉天威远播，给后世留下了“强汉”的美誉。试想，若无河西走廊在手，纵横西域的大汉名将陈汤又怎么可能自信地说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振聋发聩、流传千古的豪言壮语呢？

对于唐朝而言，河西走廊同样是“命根子”。由于安史之乱后丢了河西走廊，唐帝国不仅逐渐丧失西域控制权以及由此带来的经贸、文化等巨大利益，还使得强敌吐蕃趁势崛起，一路东进，甚至将战线推到了唐廷眼皮底下。

吐蕃势力最强时，凤翔（今陕西凤翔）以西、郐州（今陕西彬县）以北的唐朝国土几乎全部沦陷，以至于出了长安城往西不到300里就是吐蕃控制区。由于吐蕃人几乎每年秋天都会趁“秋高马肥”之机前来袭扰长安，迫使唐廷每次都如临大敌、京师戒严，“防秋”一词由此而生。

公元763年，吐蕃大军甚至攻占长安，并扶持了一个李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当了10余天傀儡皇帝。公元784年，在西域逐渐取得战略优势的吐蕃，再度攻进了长安城。但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吐蕃大军居然是作为唐廷“友军”来帮助平定泾原兵变的，而他们击败的所谓“叛军”（约5000人）正是20多年前万里勤王的西域唐军余部。

这批老兵（很多人都是父子、叔侄）只因长期逗留内地不能返乡（西域），再加上朝廷犒赏不力、刁难歧视，才被迫铤而走险，没想到腐朽的唐朝统治者竟勾结死敌“自毁长城”。而在唐廷举起屠刀的那一刻，其或许已经忘记了这些忠勇将士的战友和亲人仍在遥远的西域为大唐顽强坚守最后一块阵地。

从董卓到左宗棠：占河西者握胜券

接下来聊聊河西走廊为啥是“历史推手”。河西走廊对于汉代强盛的发挥的重要作用前文已提及，这里无需赘言，而在丧失了对于这条长约1100公里、宽度从几公里至200公里不等的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后，汉家天下的末日便不远了。

东汉年间，由于长达百余年的汉羌战争以及各族杂居、相互通婚，使得凉州（汉代凉州范围很大，包括今陕西的西北部、甘肃大部以及青海、宁夏、内蒙一部，河西走廊是其核心区域）民风剽悍，勇猛尚武，当地铁骑更是名扬四海，甚至到了西晋后期的永嘉年间还流传着“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民谣。

早在汉安帝在位期间（公元94至125年），凉州兵战力之强悍，就已经到了让当时东汉中央政权深感恐惧的地步。而汉安帝永和4年（公元110年），大臣虞诩更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凉州多英雄豪杰，如果这些人与羌胡联合起来“席卷而东”，恐怕东汉中央军会抵挡不住。

虞诩果然一语成谶，他的预言在70多年后被应验——公元185年，凉州叛军首领韩遂率数万铁骑大举东进，“入寇三辅”（东汉西京长安所在区域），兵锋直指汉皇室陵寝，一时间“天下骚动”。3年后，凉州叛军再次兵发长安，迫使东汉朝廷重用董卓等西凉将领。

结果却是“赶走一头狼，引来一只虎”，董卓于公元189年带兵入京师洛阳篡夺汉廷大权，此举不仅开启了之后三国并立、魏晋南北朝的近400年乱局，还掀开了以河西走廊为大本营的凉州武装集团主宰华夏历史300余载的新篇章。

从公元6世纪上半叶到7世纪前期，创建西魏、北周、隋、唐4个王朝的几位君主无一例外都出自赫赫有名的关陇集团，而后者的发祥地正是以河西走廊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关中-陇山（或称六盘山）及周边地区。

前文提及，河西走廊缔造了隋唐2大帝国和“海纳百川、万邦来朝、富甲九州”的盛唐气象，而反之，一旦丢掉河西走廊，唐帝国就再无“翻盘”的机会。

由于安史之乱后吐蕃连年犯边，唐帝国被迫将中央掌控的重兵集团长期用于抵御前者（当时唐军纪律变得十分败坏，经常将从吐蕃逃回的西域唐军老兵充作“战俘”冒功领赏，元稹《缚戎人》一诗对此曾做深刻揭批），从而无暇对付日渐做大的各地节度使，导致藩镇割据局面愈演愈烈，唐朝也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穷途末路。

继唐之后建立的宋朝，虽然短暂收复过河西走廊大部，但由于西夏兴起，北宋最终失去了这一战略要地和军马关键产区。结果，有宋一代，始终在对抗拥有骑兵优势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时处于劣势。特别是蒙古兴起后南下攻宋，河西走廊的战略价值更得以凸显。

公元1247年，蒙藏在河西走廊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会盟，将藏区正式纳入中华版图。5年后，忽必烈以河西走廊为桥头堡集结10万大军，绕道川藏迂回穿插上千公里，远程奔袭云南攻灭了大理国，从而形成了对南宋的南北夹击态势。

此后到明朝初期，中原王朝还险些遭遇一次来自河西走廊方向的强敌入侵。1405年，中亚雄主帖木儿打算率20万大军从费尔干纳盆地出发，经西域、河西走廊前往攻打明朝西北重镇嘉峪关。只因前者中途病逝，才让这次世所罕见的“东西两强大碰撞”未能发生。

清朝建立后，更是对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看得极重。康雍乾祖孙3代依托河西走廊步步为营，花费近70年时间最终消灭了准噶尔汗国，并收复西域、平定回部之乱，实现了中华文明对西北地区完全、彻底的管控。至于晚清左宗棠西征大捷，其胜利的一大关键因素同样在于有效控制了河西走廊，才确保西征大军获得源源不断的装备、粮秣和辎重补给，从而收复并保住了西北大片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