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对于种姓的态度要相对温和得多，他力求改革而不是消除种姓制度。20世纪20年代，甘地和其他杰出的国大党议员寻求各种各样的宗教解决方案，以解决种姓和部落问题，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针对“贱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一些人认为种姓是印度教信仰，另一些人认为它是“邪恶”的制度，是对宗教与人性的侮辱。

此外，甘地宣称“贱民”只有通过温和可控的政治运动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无论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哈里真（即贱民群体）都应该热爱真神和国家，无私地将个人利益放置于印度教统一和国家发展上来。甘地视古吉拉特的种姓邦吉为理想的“贱民”形象。甘地认为理想的邦吉是受压迫者中的美德的典范，他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灌输邦吉具有的美德和观念。

对于民族主义“改革派”媒体的读者来说，这种刻板印象提供了一种愿景，即虔诚和谦卑的“贱民”是天然的甘地主义者和善良尽职的劳动者，他们为家庭和社区带来洁净与谦卑的服务，并通过这种服务为整个国家提供帮助。这种对牺牲和献身精神的强调使邦吉的生活回归洁净。这个组织原本是一个精神团体，而不是一个政治集团。就其本身而言，它关注的不仅是“受压迫者”的提升，还包括对种姓清廉的甘地的救赎。因此，它的公开声明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被救赎的“贱民”应该在两点上心怀感激。首先，从身体和道德上来说，他们被改造成了一个干净的素食主义者；其次，成为了帮助他们的高种姓忏悔和精神净化的工具。

“贱民”出身的政治家B·R·安贝德卡对甘地种姓观进行了反击。安贝德卡来自拉特纳吉里农村地区一个信仰卡比尔潘希教派的马哈尔家庭。

安贝德卡对种姓的观点非常尖锐，他认为种姓制度对印度人、伦理道德的影响是可悲的。种姓制度扼杀了公共精神，摧毁了善良的人格，限制了公众舆论。种姓制度让印度人只对出身的种姓群体负责而非国家，因此，对国家的忠诚与道德将被种姓所束缚。

甘地、安贝德卡和尼赫鲁是印度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家，他们都承认种姓制度以及“贱民”问题是印度社会存在的事实。尽管作为现代印度人代表的安贝德卡对待种姓的观点和甘地的截然不同。但是他们都面临着一种困境，那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批判自身所信仰的宗教。此外，两者都明确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用种姓的词汇来定义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现代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职责。两人都认为，在政治舞台上，一位领导人应该把社群作为共同血统和道德身份的体现。两人都没有将种姓制度视为人种学的发明或自私的殖民幻想。他们都与尼赫鲁这样的世俗民族主义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种姓视为一个政治问题，也没有必要为改善种姓缺陷制定特别措施，但是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世俗主义者在印度建国后无法在政治上忽视种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