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行书《东阳何氏本兰亭序》

王羲之 兰亭序 东阳何氏本 国家图书馆藏 梁启超旧藏

东阳何氏《兰亭序》长23.3，宽11.1cm，封面题旧拓东阳本兰亭序寒松阁旧藏，山阴陈治题引首，后有张鸣珂、邓承谓、高振霄题。

据考证，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应为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临的石刻拓本，是所有临本中的上上品，其笔法、神韵最接近王羲之原作。
关于东阳何氏《兰亭序》的由来，明代中期隆庆年间状元山阴（即今绍兴）人张元忭是这样记述的：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破北宋汴京（今开封市），掳走宋徽、钦二帝及众皇亲大臣，皇宫御府宝藏抢劫殆尽，北宋朝廷随即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所幸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宋高宗）不在京城而幸免于难。金兵北退后，东京留守、义乌人宗泽在清点御府劫余藏物中发现欧氏定武石刻原石，在第二年（1128年）把这块石刻用盒子装好驰送给当时在扬州的宋高宗赵构（当时称康王）。赵构见之喜爱异常，不时拓印几份用于赏赐身边有功之臣。不料几个月后金兵得知赵构在扬州，就一路追杀而来，赵构仓促渡江之际，因石重不易携带，就命内臣把这块刻石悄悄投于扬州石塔寺之井中，从此，此刻石沉埋于地下，“臣庶不知也”。300多年后，到了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扬州石塔寺僧浚井，发现了《兰亭序》定武石刻，为当时两淮转运使、东阳南上湖人何士英所得。何士英将此石送至京师，宣德皇帝感念何士英乃一大清官，“历事五朝，两袖清风”，遂将此石刻赐于何士英。何士英在告老还乡时就将此石带回东阳老家南上湖乡。到了明隆庆五年（1571年），何士英的后人何静虚到京城请“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的状元张元忭为东阳何氏定武兰亭序作跋（见图二）。此后几百年来，此兰亭石刻一直存留在东阳南上湖何士英的子孙后代手中。
由于张元忭是明中期天下闻名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者，考证颇为完备，决非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之辈，再加之其所在年代距北宋“靖康之变”仅400余年，各种史实比之今人杜撰更加可靠，故张元忭对东阳定武《兰亭序》的由来所述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文物专家认为东阳何氏《兰亭序》系定武嫡裔，最接近真迹。
王羲之《兰亭序》的问世，犹如石破天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将其视为“神品”，历代书法家更是对其顶礼膜拜，临摹者鱼龙混杂，数不胜数。尤其是《兰亭序》各种不同的摹本石刻，越翻刻越多，到了南宋中期宋理宗时，皇宫内府收藏的各类《兰亭序》拓本就已达到170多本，到了清朝中期乾隆年间各类拓本已多达300多种。可见《兰亭序》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确实是不同凡响的，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历朝历代以来《兰亭序》的石刻本虽多，但佳本却为数甚少。据《善本碑帖录》所载，“自王羲之《兰亭序》问世以来，临摹本中上佳者有《定武本》、《神龙本》、《褚摹本》、《薜稷本》、《落水本》、《东阳本》、《上党本》等18种”。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历代数百种不同的《兰亭序》拓本中，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能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实属不易，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相当突出的。
一、何氏《兰亭序》东阳本出身高贵，为“定武嫡裔”。清代大学者、大书法家翁方纲在其《苏米斋兰亭考》中，对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作了颇为细致的辨析，他认为何氏东阳本缘于《定武本》，是存世极少的定武善本之一，更接近于唐代定武真本，也更接近王羲之的原迹神韵，是当之无愧的“定武嫡裔”。
二、何氏《兰亭序》东阳本流传有绪，较珍贵少见。当代著名学者、大书法家启功先生在其《丛稿·论文卷》中说：“自东晋后历代以来，王羲之《兰亭序》摹本刻本，多如牛毛，伪造传刻本，也层出不穷。这类刻本源流无可据，笔法无可取，百怪千奇，指不胜屈，更无足论了。”而《兰亭序》东阳本则是定武善本出身，其刻石源流可据，流传有绪。明清两代大学者张元忭、翁方纲经考证皆认为“东阳本入石，又在姜、赵之前，即以为薜绍彭所易、宋高宗所失者，未可厚非也”。到了明后期，进士、著名学者王稚登从东阳学者赵贤练处获得何氏《兰亭序》拓本，爱之不已，特地进行翻刻。可见，在明代，何氏《兰亭序》拓本就已被时人所看重和赏识。
三、何氏《兰亭序》东阳本有历代众多学者研究，较可靠可信。明中期大学者杨士奇的《东里集》就有记载：“近年扬州僧舍发地得二石，皆《兰亭》旧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后。盐运使何士英裁齐为之一。”清中期大学者翁方纲、吴大炜、孙焯等人对东阳何氏《兰亭序》进行了认真研究，皆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东阳本胜过众人所推崇的《兰亭序》落水本。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张鸣珂、邓承渭、高振霄等人经考证，更是对东阳本赞誉有加，一致认为“何氏《兰亭序》本实不失兰亭定武本之真面目，不失王右军原迹笔意，海内不能多也！”
传世《兰亭序》拓本往往粗制滥造的多，精细善本少，称得上《兰亭序》善本的原石，更是寥若晨星。而难能可贵的是东阳何氏《兰亭序》虽历经千年风雨，其原石现尚在人间，实属万幸。
其实，东阳何氏兰亭本在明代就遭到过厄运。万历年间，东阳县令黄文炳喜欢舞文弄墨，当他听说何士英得到宣德皇帝赏赐《兰亭序》石刻后，就到东阳南上湖何士英后裔处借观《兰亭序》石刻之事，一见欣喜异常，顿生贪鄙之心。他不顾何氏子孙们的苦苦哀求，也不顾读书人的“圣贤之道”，竟将兰亭石刻硬生生地放入自己的轿中就往县城而去。何氏子孙和当地群众为保护祖宗留下的《兰亭序》石刻不致外流遗失，冒着犯上作乱的罪名，纷纷上路阻拦黄文炳的坐轿。黄文炳眼见要把《兰亭序》石刻窃为己有的图谋落空，恼羞成怒，将石刻从轿中往外掷落于地，怏怏而去。可惜何氏子孙已保存了140多年的《兰亭》石刻，竟被黄文炳一扔裂为三块（由于此石刻为两面刻，在拓本中易被误裂成四块）。为减少收藏风险，便于保护宝物，何氏子孙当即商量：由三房子孙各分藏一块，今后不管谁要观赏，须三房会齐才行；如要传拓，须支付银两若干，而且不肯轻易传拓。由于拓本少之又少，流传不广，致使清著名学者阮元编辑《两浙宝石录》时，竟不知浙江保存有如此珍贵的何氏定武兰亭石刻。到了1934年，龙游籍著名书画家余绍宋主编《东南日报》时，曾刊登了东阳绅士赵伯苏提供的何氏《兰亭序》拓本，此本为清著名学者东阳人卢珩仁旧藏，平时也不轻易示人。
600多年来，东阳南上湖何氏子孙后代，把祖先所得的《兰亭序》石刻视为传家之宝，一代又一代地加以精心保管，躲过了许多天灾人祸，使得这么精美的《兰亭序》石刻能完整地留存于世。何氏之孙们所付出的心血，实非常人能够想象。因此，民国政府曾命名南上湖一带为兰亭乡，以表示对定武兰亭石刻的重视。
解放初，何士英的三房子孙为使《兰亭序》石刻能得到妥善保护，并使其有个好的归宿，经过商量，忍痛割爱，将《兰亭序》石刻无偿捐献给国家，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存放在浙江博物馆。上世纪90年代初，东阳市要编市志，曾派人到浙江博物馆拍了何氏定武兰亭石刻的照片。笔者曾见到过照片，其中《兰亭序》石刻（三块），合装在一个精致木框内，字体清晰，两面皆可观赏。
据了解，何氏定武兰亭序东阳本石刻自捐献后再无拓印，传拓量非常之少，加之年代久远，现在拓本存世已寥寥无几，东阳本地也已十分珍贵和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