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姜胜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第2期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具有将近百年历史的学科，在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年纪不算古老，也算稍有阅历，它在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朱希祖等人倡导和初创，历经三四十年代的发展，初步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必要条件，如已有比较系统的学科基本理论、成体系的专著、在高校设有专科课程等。但在50年代，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学术，在各校的发展受到压制，甚至被取消。到60年代初，曾有暂短的恢复，随即发展的势头又被“文革”打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史学史学科才得以再度恢复，并在此后40余年间逐步发展壮大。本文仅回顾一下中国史学史学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恢复和确立学术地位的历程。

一、史学史学科恢复中的几项重要工作

在1980年前后史学史学科开始恢复，这一恢复期，持续了十余年。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对于学科恢复和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开始基本理论的探讨。郭圣铭在上海发表《应该重视史学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呼吁恢复史学史研究的文章。此后，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施丁《试论我国的史学传统问题》、桂遵义《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吴怀祺《史学史要有“史”的特点》、陈其泰《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浅议》等文章，对于学科理论建设贡献尤大。这些问题在60年代曾有讨论，此时的继续思考，虽然并不太深入，甚至还有些粗放，但对于唤起学界对史学史学科的重视具有巨大作用。

2.恢复史学史专业招生。1978年全国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即已设有史学史专业。最初的招生单位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被录取的研究生迅速投入学习与研究，不久即做出成果。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怀祺、陈其泰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谢保成、张承宗等，华东师范大学的盛邦和、胡逢祥，南开大学的叶振华、王天顺等，都很快做出研究成果，发表文章多篇。此后的持续招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迅速壮大了史学史研究力量，弥补了全国史学史研究青黄不接的状况。

3.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吴泽主持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1979年）、《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1986年），这两部论文集汇集了1949年以后发表的重要史学史文章，是当时最集中的史学史研究成果。其中前者收录白寿彝、杨翼骧、束世澂、徐中舒、翦伯赞、齐思和、陈直、侯外庐、任继愈、陈光崇、柴德赓、傅振伦等人的古代史学史研究文章，可以说把当时能见到的高质量史学史文章网罗殆尽；后者收录的则多是新撰写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论文。当时学科资料处于贫乏阶段，这些论集切实解决了史学史学习和研究者的阅读饥渴。

4.工具书的编纂。当时史学史工具书相当缺乏，又是尚未有互联网的时代，查找资料极为困难。陈光崇编《中国史学史论文、著作索引》（1983年），最初虽是内部印行（历经数年才正式出版），但学者争购，成为一时无两的重要工具书。同时，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出版，在当时影响极大，至今仍是史学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

5.期刊杂志的导向作用。《史学史资料》杂志最初比较简陋，连封皮都很简略，但发表了许多史学史专业文章。后来在白寿彝主持下，改版扩容，办成了比较规范的刊物。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均出于该刊，这一刊物是这一时期史学史研究者发表成果的最重要平台，在史学史学科恢复过程中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

6.专业著作的陆续面世。首先是文革以前开始撰写的著作，此时经过整理陆续出版。如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1980年）、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1981年）、《史籍举要》（1982年），白寿彝《史记新论》（1981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陆永品《司马迁研究》（1983年）。还有一些著作是文革以前已经出版这时又重印的，如张须《通鉴学》（1981年）、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1983年）、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84年）等。与此同时，港台出版的著作开始在大陆作为内部资料印刷，如李宗侗《中国史学史》（1979年，内部印刷）、杜维运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册（1976—1980年）等。这些著作都给当时的史学史研究起到参考与示范作用。

7.古代史学理论书籍的研究与出版。刘知幾《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几个版本和研究专著相继出版。如程千帆《史通笺记》（1980年）、张振佩《史通笺注》（1985年）、吕思勉《史学四种》（1981年）、叶瑛《文史通义校注》（1985年）、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1984年）等一批古代史学理论书籍出版，都对史学史学科的恢复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二、史学史学科恢复与发展的四位奠基人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恢复工作，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尹达先生、南开大学的杨翼骧先生等四位史学家的带领下展开的。首先他们是全国招收了第一批史学史研究生，在各自的单位建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有的在所在高校设立了本科专业课。他们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

白寿彝先生1949年以前已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在60年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短暂恢复时期，曾受命组织两次关于史学史学科的讨论。他主持将简朴的《史学史资料》升级成为公开出版的《史学史研究》，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史学史专业刊物。白先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系统论述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此后，他主持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2000年）和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白先生还通过举办史学史教师培训班，为全国培养了一批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急需人才。在他指导和带领下，形成了北师大颇具实力的史学史研究群体，著述甚丰。

吴泽先生在历史哲学和上古史等领域都深有造诣。他自60年代开始受命组织史学史学科的恢复工作，确立了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方向。改革开放后，吴先生领导的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在近代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带领的研究群体有一个显著特色，注重文献发掘和整理。从最初吴先生主持编辑《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王国维全集·书信集》《陈垣史学论述选》《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到邬国义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再到王东等整理《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10种），都体现了一种一脉相承的学术理念。

尹达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负责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他抓住时机，大力呼吁重视史学史学科建设。尹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1985年）是改革开放后最新撰著出版的第一部高质量的中国史学通史，不仅在内容上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以前的史学史著作从未写到的长时段，还彻底改变了以前史学史著作的旧目录学痕迹，被当时人称作第一部有体系有理论的史学史专著。此书一出，令人耳目一新，迅速成为研究和考研等首选参考书。

杨翼骧先生也是1949年以前就开始讲授史学史课程，并发表多篇研究文章。改革开放后致力于《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编纂；他与叶振华合作撰写的《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一文，首开重视官方史学的先河；杨先生放下手中的工作集中精力编写史学史辞典，并指导乔治忠、姜胜利撰写《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都是其重视学科基本建设思想的体现。

上述四位史学家的工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学科的持续发展搭建了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成为日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镇。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学科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和领航者。

三、承前启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

继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之后，承前启后的史学史研究者是张孟伦、陈光崇、袁英光、桂遵义、刘寅生、施丁、仓修良、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等，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展开研究工作，推出了颇有分量的成果，对学科发展贡献卓著。20世纪80、90年代的许多史学史的经典论文和著作都出自他们之手。

大量文章的面世，直接鼓动学科的声势隆起。早期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黎子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陈光崇《资治通鉴述论》、仓修良《史识与史德》、瞿林东《直书与曲笔》等，都广为流传。这些文章的作用，在当时不仅是解决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为一些有志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人在方法上做出了示范。

专著的相继出版，使学科迅速成长。《中国史学史论丛》（张孟伦，1980年）、《马班异同三论》（施丁，1982年）、《中国史学家评传》（陈清泉等，1983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仓修良、魏得良，1983年）、《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仓修良，1984年）、《中国史学史论丛》（陈光崇，1984年）、《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裴汝成、许沛藻，1985年）、《中国史学简史》（施丁，1987年）、《唐代史学论稿》（瞿林东，1989年）、《宋代史学思想史》（吴怀祺，1992年）、《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陈其泰，1992 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瞿林东，1994年）等，都自成体系，堪称佳作。

处于恢复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最初如史官制度、史学思想、史书体例体裁等均纳入研究范围，有大量著作论文面世。最为集中的选题当属关于司马迁《史记》的研究，短时间面世的就有施丁、陈可青、赖长扬、张大可、肖黎等人的著作。继而关于《汉书》等正史以及《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史、三通等典制史以及刘知幾、章学诚史学理论的研究也热烈起来。许多学人的研究自成一家，如谢保成的郭沫若史学研究、胡逢祥的近代史学思潮研究、盛邦和的黄宗宪史学研究、张承宗的汉魏六朝史学研究、周一平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邬国义的《资治通鉴》研究、许凌云的儒家经史理论研究，都独树一帜，各具特色。史学史学科的初具规模，与这些研究分不开。

历经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史学史学科有了长足发展，为此后的进一步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克罗齐、柯林伍德等各种学说的传播，大约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史学史选题趋于多元化，研究者更加注重思想、思潮、学派及方法的研究。史学史学科大致结束了它的恢复期，向着更高阶段迈进。

四、在地位确立与影响力加强的背景下史学史学科的未来发展

在1990年教育部学科调整中，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确立了作为历史学八大二级学科之一的地位。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被命名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是对整个中国史学史学科地位的又一次肯定。如今史学史学科得以在各校普遍开设专业课，史学史研究机构如研究中心、研究所、教研室和研究室在一些学校和单位得以建立，研究人员在逐渐增加，这些都与教育部的上述两个举措不无关系。本来史学史能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很早就存有争议，早在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它初步成型阶段，就有人对其持怀疑态度；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学科仍是不受重视、时有时无，那时很多学校没有开设史学史课程，即使开设的学校也大多将其列为选修课。因此教育部的这两项举措，其实是确立了史学史学科的地位。

展望未来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无疑需要继续加强深度、拓展宽度；需要加强硬件建设，如数据库制作等；需要完善教学，培养更多的史学史专业人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学科走向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深化史学史学科自身基本理论的研究。一个学科基本理论的成熟，是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主要集中于史学史的性质、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史学史的主要内容以及史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充分阐释和研讨。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笔者以为，对于史学史学科来说，一要发掘历史思想、二要总结史学规律，这是未来最应关注的重点。历史思想是历史学的内核，是史学史的灵魂。所有历史编纂和历史书写、史料搜集和史料运用等等，无不是为了有效反映作者和时代的历史思想。因此，必须以考察历史思想为史学史的核心宗旨和根本任务。一切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学科规律的特殊性，是它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所在，因此探索规律，才是史学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一切个案的探索、碎片化的研究都不应忘记这个最后的归结点。

信息采集：彭崇超

媒体编辑：刘书羽

文字编辑：卢俊丞、朱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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