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律法中对纳妾的条件有着明确的规定：“四十无子而妾”，但是在律法严明的明代，这一规定并没有被严格执行。从明代建立到灭亡，这一律条均没有变更，但是在适用群体上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明代，很多人的墓志铭上提到了纳妾的事例，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明代法律规定，与各阶层纳妾现象的真实关系。

在古汉语中，“妾”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女奴隶，比如《尚书·费誓》中有“臣妾逋逃”，《传》有释义：“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第二种含义指小妻，比如《孟子 离娄下》中有“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

“妾”作为小妻的身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其合法性直到《唐律疏议》中才被提及。到了明清时期，纳妾的现象十分普遍，妾已经成为家庭中的成员之一。《大明律》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这一规定，明确限制了两个条件：年四十和无子，也规定了处罚办法：笞四十。然而如此明确的规定，却没有在实际生活中被遵守。法律与现实为什么会差距如此巨大呢？

“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这一规定，在《大明律》的四次编纂过程中均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对范围进行了一些不同阐述，这个范围，就集中在“民”字所指代的人群上。

嘉靖十二年，河南按察使范永銮对“民”字解释为“官员、吏典、生员，俱准民论”，也就是说，直到嘉靖时期，这一规定还是普遍适用于官员和百姓的。而从很多墓志资料来看，官员走上仕途之后，违背“四十无子而妾”这一固定的大有人在，且毫无顾忌。

比如丹徒县知县聂洪，年29岁，妻子张氏为其诞下一子，妾氏李氏也诞下一子，不久后又纳妾鲁氏，可见知县聂洪过着妻妾环绕的生活。山东题学副使方应祥，23岁时妻子去世，方应祥续娶，之后又广为纳妾，到40岁的时候已经妻妾成群。工部主事邵经邦40岁时纳妾刘氏，在此之前又有妾丁氏与李氏。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官职从知县到朝廷大员各不相同，地域遍布全国各地。从此，足见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更有甚者，一些官宦子弟在还没有走上仕途的时候就已经纳妾。比如福州太守朱豹的儿子朱察卿，18岁时娶妻，妻子两年后病死，但是在她死前已经主动为丈夫纳妾陆氏。陪都南京吏部尚书吴一鹏的儿子吴子孝，30岁时妻子为他生下一子，33岁时妾氏又为他产下一子。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官府并没有进行查办，这就说明，违背“四十无子而妾”这一规定是被政府默许的社会现象。我们都知道大明律法十分严酷，为什么独独这一律条广泛地没有被遵守，并且不会得到惩治呢？

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墓志中随意抽取，我们发现官绅阶层纳妾不止一人的超过40%。而妾只有那些德行出众、诞下儿子、在家庭生活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妾才可以出现在丈夫的墓志中，或者有单独的墓志。

由此推算，官绅家庭中纳妾的数量应远远超过我们推算的比例。在这些墓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是遵从父命纳妾，有的是为了家族人丁兴旺纳妾，有的以侍女为妾，有的以乐伎为妾。纳妾的原因多种，妾的出身也各有不同，这些都说明，妾在官绅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家族人丁兴旺而纳妾的例子很多，这主要是于封建社会关于孝的理念有关。朱熹理学推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理念在明朝被充分继承。整个社会对家庭的重要期待就是生子“延续香火”，而官绅阶层出于社会的上层，更期待家族兴旺，子孙满堂。

妻子过门承担着延续香火这一重要的责任，如果她没有生育，或者没有生出儿子，丈夫就会理所当然的纳妾，以“传宗接代”。比如朱察卿为叔父朱蟾所作的墓志中就提到：“硕人（其正妻谈氏）久不举子，吾大父御史公且以五子三孙，时时忧郁，趣吾父福州府君及诸叔伯皆纳宜子者，叔父乃聘杨氏为侧室。”杨氏过门后，果然产下儿子宸卿，因此被认为是朱氏家族的大功臣。

从妻子的角度来说，如果嫁入夫家之后，没有生子或者生下的孩子夭折了，那就会面临着来自家族和社会的多重压力。在这种困境下，妻子一般会主动出面，为丈夫纳妾，已缓解“延续香火”的压力。即使不主动为丈夫纳妾，至少也是在丈夫纳妾时不会干预，这是当时社会的公理。

提供解决一些墓志，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妻子仅生下一个儿子，但是担心孩子不能健康养大，或者丈夫家族人丁不够兴旺，因此鼓励丈夫纳妾的。比如吴文奎的父亲“嘉靖初，先君举当世（吴文奎）兄文理，弱冠善病，欲广子嗣，置贰，择宜子者，母谢，母李以此归先君。”

其实，对于家境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来说，多子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比如一位有着七子一女的官员就表达过这样的困窘：“中人之产，七儿一女，倒庋倾框不支也。日常炎炎，奈何掩胜人心，媮姎饱暖……会逢空乏，至重客，则或贷于邻，或贸于市。”寥寥几句，写出了家庭生活的窘迫，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即便如此，多子多孙依然是当时官绅家庭迫切追求的景象。急于纳妾以“广嗣”的状态在新中进士的家庭中尤为明显。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走上官场，这是整个家族的荣誉。为了使自己新兴的官宦家族人丁兴旺，或者是使原本就是官宦的家族更加繁茂，即便新中进士收入微薄，也要广为纳妾。

新中进士急于纳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很可能需要到外地做官，那么家中双亲必然需要妻子侍奉，自己的生活起居便没有人照料。为了有人为自己打理生活琐事，陪伴在自己身边，因此新中进士会有纳妾的需求。比如卢世中了进士，做官之后，一直就是妾氏桂枝陪伴在左右，打理日常生活。

还有一些官绅子弟，甚至还没有步入官场，在应考途中就已经为自己纳妾，好为自己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务。比如方应祥说过：“予庚子应南都试，迎氏于万竹园，九月携与归。”

除了这些原因，妾在家庭生活中还能承担很多妻子的职责。比如孝敬老人、照料丈夫、管理家事等等，在官绅家庭中，这些事情都是由妾来处理。在有的家庭中，妾甚至可以代替正妻来抚育子女。

比如朱察卿父亲的妾氏陶氏，就在朱察卿离开乳母之后承担起了教养他的责任。朱察卿学习时，就伴读到深夜，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学业少有懈怠时，庶母便声泪俱下地对他进行教育。据朱察卿自己描述，庶母对自己的照顾不亚于亲生儿子。

正是因为妾的作用如此广泛，而与娶妻相比，纳妾的费用可谓微乎其微，因此，在官绅阶层而言，纳妾是十分合适的事情。有的人妻子去世，一时没有合适的选择作为妻子，就会纳妾来管理自己的家务。比如上文中吴文奎，妻子死后就纳妾管理家务。可是这个妾却不尽人意。不仅不管理家事，还常常向他讨要衣服首饰，令人倍感无奈。

妾的地位低下，纳妾时不用考虑门当户对只说。妾的来源可以是百姓家的女子，甚至是烟花场所的女子，有的是妾的婢女。由于不用顾忌其家世、地位，因此妾可以被随意的买卖、转让，并且对原本家庭的稳定性毫无影响。比如吴文奎所纳的妾氏，原本是一少年的妾，因其正妻不愿意与她共处才被驱逐出家门，嫁给了吴文奎。

另外，如果丈夫去世了，作为妾氏也可能会被正妻或者家庭中的其他人驱逐或者转卖。虽然当时社会大肆宣扬孝道，所谓“庶母如嫡母”，但是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却远非如此。丈夫去世后，妾面临驱逐的场景比比皆是。

正是因为妾的作用如此之大，所需要支出的费用却寥寥无几，因此在官绅家庭中，哪怕是违背了“四十无子而妾”这一历经多年的大明律，也要选择纳妾。其“广嗣”、照料老人、掌管家务等作用，与违背已经被朝廷默许的律条相比，要重要许多。

到了万历年间，朝廷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已经承认了官员纳妾的合法性。这一转变是通过对“民”的解释实现的。万历末年，姚思仁解释“民”的范围，即表明官员不在此限，生员、吏典、知印、承差都不属于民。而浙江巡抚高举更是直言“官员当不在此限”。自此，官绅阶层纳妾便不再受到限制。那么对于仍然受限的百姓来说，是不是就严格遵守了呢？

其实，当时很多富商、民间乡绅家庭，广为纳妾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百姓阶层也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这里说的百姓，并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我们所看到的墓志，都是死者的亲属或者名人撰写的，能够留下这些材料的，必然不是一般的百姓。对于一般的农民来说，娶妻已经是一大笔支出，何谈纳妾呢？

考虑整个大明朝，“四十无子而妾”这一律条均没有被严格遵守。官宦家族期待人丁兴旺，从商者期望通过纳妾来发泄对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满，因此从当时的社会常理来说，纳妾有着必然性。当国家强制力遇到深入民间的传统信条时，法律规定就会处于弱势，因此才会有诸多违背这一律条的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