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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5天之后,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制订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规划)。

钱学森(图片来源 网络)

1956年3月,钱学森担任了“12年规划”综合组组长,并和任新民、沈元、王弼等人一起,主持参与了其中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的制订。

钱学森等在这项科学技术任务的说明书中指出:“喷气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

但是,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是优先发展飞机,还是优先发展导弹呢?当时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飞机与导弹”的争论。钱学森态度鲜明的主张优先发展导弹。

钱学森是沿着美国航空航天历史轨迹走过来的人,他深谙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都是先有航空,后有航天,他自己也曾说过:“从航空的历史来看,导弹是五十多年来飞机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钱学森为什么会有优先搞导弹的想法呢?

首先,从当时的国情来看,他认为短期内不可能在发展飞机上取得快速突破。

东北之行使钱学森加深了对国情的了解。飞机的难点在于材料,而材料问题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我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飞机要上人,所以对飞机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重复使用性,都有很高的要求,而每一个“性”都要攻关很长时间;飞机还涉及复杂的飞行员训练、地勤空勤等庞大的维护保障系统,均非一日之功,更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其次,从战略博弈的角度分析,发展导弹是战略取胜的捷径。

要想在十多年的短时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从有利的方向上取得突破。中国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不挨打,然后是如何还击敌人。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防御还是还击,导弹都有优势。钱学森认为,从技术上看,导弹技术并不比飞机更难,研制进度会快得多,况且导弹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相对飞机要容易解决得多,发展导弹技术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但这在短期可以突破。

钱学森又分析,从国防的未来发展来看,导弹结合核武器是必然之路。钱学森在与国家高层领导的接触中,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弹。他以一个火箭科学家的职业敏感,意识到要搞原子弹就离不开导弹,原子弹要真正形成战斗力和威慑力,必定需要导弹作为运载工具,二者必定会“两弹结合”。

归国时的钱学森,已经是集航空和航天科技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和科学管理于一身的著名科学家。他曾亲身参加美国第一枚气象火箭“女兵下士”和美国军方第一枚原始型导弹“下士”的研制工作。他在火箭、导弹技术的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和质量控制等各个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钱学森对中国该不该优先发展火箭、导弹技术,能不能独立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和清醒的估计的。在这个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敢不敢挑战世界航空、航天发展的金科玉律?中国能不能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钱学森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能!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不走美国发展的道路,也不走苏联的道路,而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导弹。”

钱学森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但是一旦他讲话,就具有相当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他在美国名校的讲台上练就了逻辑严谨、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的三大本领,又和导师冯·卡门一起游说过美国国防项目的投资人,懂得如何作科普宣传。所以,在“12年规划”会上经过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讨论和说服,他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和意见,终于被大家接受。

于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就此确定。在国家12年远景规划中,“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被列入了57项重点之一,并有了以下明确的表述。

实现该项任务的途径:“必须尽快建立包括研究、设计和试制的综合性的导弹研究机构,并逐步建立飞机方面的各个研究机构。”

实现该任务的进度:“1963年至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

实现该任务的组织措施:“在国防部的航空工业委员会下成立导弹研究院,该院自1956年起开始建设,1960年建成。”

这一决策的预见性和深远影响,在以后的岁月里越发显现。钱学森善于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和要求,通过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来引领国防科技发展的能力,奠定了他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非凡地位。

来源:航天教育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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