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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氓》是《诗经》里千百年来引起“轰动效应“的一首叙事情歌。全诗勾勒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爱情悲剧的故事轮廓。在《诗经》里，像这样完整成熟的叙事结构并不多见。可见它代表了当时诗歌内容和形式发展中的一种开拓，是最早呈现出来的一种活跃而新鲜的艺术思潮。《氓》在形成一种新的诗歌格局中起了萌动、催促、示范作用，它是诗歌样式向多元化发展、向丰富化迈进的萌芽。因此，选读《诗经》，不可弃《氓》。《氓》的内容，是女主人公被遗弃后的一段完整的追忆。诗的叙事系列材料，是按时间先后的顺序加以结构的。求爱，接受，热恋，订婚，出嫁，辛劳，迁就，色衰，被弃，归家，直至被迫从痛苦中“解脱”。一个悲剧的过程描述得相当完整。事件的起始，经过，结局十分清楚。

但是，有些同志认为，“这首诗所叙述的一系列事实，并未按它们所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是忽先忽后，或此或彼，漫无次序，“完全根据女主人公思绪和感情变化”，或曰“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作了“相适应“的“忽前忽后，忽此忽彼”的“安排“。产生这些歧解的主要原因，从诗篇的结构形式说，主要有三处。一处是《氓》的第三章，作者叙写女主人公发出了谴责氓丧失良知、慨悲自身不幸遭际的痛切呼号。这一章呈现的，是顺叙氓由爱而暴的事实与情景，在叙事结构上是由出嫁转向回家这一事件的连续叙述；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是“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正好与下章起句”桑之落矣，其黄而殒“相衔接，弃妇在这里的呼号，是这个悲剧故事情节的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

第二处是诗的第五章，叙写弃妇回到娘家后的反思与痛苦，弃妇回家后的反思，过去的生活在她脑中的再现，不管是“意识流”还是“影视剪接手法”，都是艺术技巧问题，作为情节，已经进展到回家之后。第三处是诗的第六章中，赋写弃妇在感情上从“不可说（脱）“走向“解脱“之前，一度想到童年时代与氓相处的情景。这是顺叙故事的结局，赋写女主人公从感情缠绵的痛苦中，经历了感情斗争不同层面和层次的多重反复，不得已而“挣脱“前的一段思绪，是由“反思”到“解脱”这一情节进展过程中的一个微小的“节奏”。因此，《氓》是一首叙事诗，其叙事结构，是按事情发生、发展先后次序，从未中断地加以排列的。其叙述的方法是故事情节的顺叙。

关于《氓》的故事结构的顺叙性，早被为《毛诗》作疏的孔颖达基本说清楚了：“上二章说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弃妇当年的青春美貌，氓已遂心过了），至于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亦已焉哉’是自悔也。”撇开孔氏的《诗》学政治观，单就《氓》的结构技术而言，他说得很明白：由“初奔”而至“困”而至”自悔”，正是这首情歌悲剧情节不中断的顺叙安排。这里，还不能不诠说一下诗的第五章”兄弟不知，咥其笑矣”这个情节。它有力地刻画了女主人公内向的性格和极其痛苦的心态，描述这个“生命”的“内心的宇宙”，弃妇的归来，兄弟不知其被弃。笑语欢声，分外高兴，却反增女主人公莫大的悲哀。

这一情节，实在富有深沉的戏剧冲突意义，是诗人开掘这个女性丰富而深厚的内心世界的高超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技巧。人们可以鉴识，《氓》是诗人“感情涌动的产儿”，是诗人对当时女性“人生的一种把握”，是诗人的一种“生命意识的艺术体现“。诗人对这个题材的开捆，不是出于政治工具的目的，运用概念的图解。但是，从孔子到朱熹等历代封建大儒，都将《氓》作为“思无邪”的政治工具。我们不能用断章取义、挖掘微言大义的尺码和“方法”来理解《氓》。十分明显，《氓》与当时直接的政治关系，并不是“贴近”的，应该说是“淡化的，疏离的“，难以”硬性沟通”的。诗人在这首诗里，只描写了“生命欲望本身的纠缠，并不专注于生命之外的东西“。

但是不可讳言，对诗的“艺术素质的复归”的认识，对诗的“审美观念的嬗变”，不可以排斥《氓》在客观的总体把握上艺术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生活和本质。因为《氓》在表现女性人生命运时，不能不“把它的主人公，放置于具体的时空里来审视“，不能“一尘不染”地“驱除尽一定时空的投影”而构筑“纯粹圣洁的艺术世界“。所以，它仍是一种艺术的历史观照，仍能发挥其艺术审美、历史认识和人生教育的功能。《氓》的主题——它的内容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氓》的主题是：作品透过两个艺术形象的活动，同情弃妇的不幸遭遇，赞美其恋爱大胆，感情炽灼，忠贞不变，心地纯洁，勤劳善良；谴责氓朝三暮四，弃旧求新，玩忽女性，唯美是求，从中显示出一种要求男女平等、爱恋自由的朴素朦胧的意识和对爱情钟一、勤劳勇敢、纯洁善良等伦理道德观念的肯定。

归纳《氓》的主题，必然涉及对诗中弃妇的性格结构或性格组合成份的分析。我以为在婚姻破裂后，坚强或坚定的态度，不是这个女性形象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因为她一贯表现为多情，善感，忍耐，缠绵，反复，难绝，乃至于迁就。如果说“匪我愆期“，“将子无怒”，乘垣远望，“泣涕涟谁”，催促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是一片少女的纯洁病情，是她坚强、坚定追求的体现，那么，婚后备受辛劳、暴虐，被离弃后在独自悲号、躬自伤悼中，在感情上则始终是缠绵、反复、不可解脱的。直到最后，她无可奈何地发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慨叹，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坚定”或“坚强”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倘使此刻氓忽然回心转意，女主人公也会一头扑向丈夫的怀抱。这正是生命和时代的悲剧。

这样，作者便活生生地塑造出了弃妇“这一个“艺术形象。作者从而使“这一个”生命形式独立存在于艺术世界而不同于其他。这是深邃艺术造治产生的光辉成就。《氓》的主题，具有深刻而普遍的社会意义，应该是诗人所始料未及的。正如已有的研究成果所说：它概括了整个旧时代男尊女卑一个方面的社会本质。《氓》中弃妇的婚姻悲剧，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仅仅在封建社会存在的事件。造成这个婚姻悲剧的原因，绝不能说与氓的个人品质没有直接关系，但又确实不可简单地全部归咎于氓的个人品质，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是整个旧时代的妇女不可逃脱的命运。在中国，丈夫遗弃妻子，男人喜新厌旧，压迫、摧残妇女，有着悠远的历史，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文化心理积淀。

这种文化心理，随着母系制的解体，就逐渐积存下来。经过漫长的父系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了封建社会，夫权制进一步确定，封建意识日益顽固，男尊女卑之风进一步形成，妇女越来越丧失了经济上、人格上的独立，处于从属的被奴役的地位”。“丈夫可以任意抛弃妻子，实行休妻制，另觅新欢甚至广置妻室，实行多妻多妾制；妇女成为可悲的牺牲品”。不仅是封建社会，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其被欺压的不平等的命运。因而，《氓》具有不可抹煞，不可磨灭的历史的、生命的认识功能。“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嗟叹和呼号，在客观上是女主人公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指控。

虽然她是不自觉的，她直接指控的是她的丈夫，但在客观上确是给封建礼教的投枪。以致吓得封建社会的历代大儒，全都慌了手脚，故意歪曲《氓》的思想意义，辱骂女主人公为“荡妇”“淫妇”，硬说本诗的主题意义是赞美弃妇的“自悔““反正“，讽刺“淫佚也“。在旧社会的牢笼早被砸碎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封建的意识、封建文化心态积淀，尚未从人们的灵魂深处，彻底铲除。它仍然不同程度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影响社会进步。因此，《氓》对今日的读者，包括大学生、研究生，除发挥其审美功能、认识功能之外，还具有批判、摧毁封建文化心理结构、封建意识残余的教育感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