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第二编第二节，原题目：“士”的崛起和思想变异

一 百家争鸣背景梳理

前面曾经提到，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中的文化承担者主要是执掌了通天权力的祝、卜、史、宗这些半巫半史的贵族知识者，但是，

随着周朝的实力和威望下降，周边诸侯国的兴盛，这种被垄断的思想权力逐渐分化、分散。

这些诸侯国中出现了一大批类似过去在西周当官的文化人。

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所谓幽厉之后，大约在春秋时代。

太史公自序里面，司马迁自述家世时也说，世世代代在周室掌管史记的司马氏，在惠襄之间也分散到了各诸侯国，“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也是在春秋时代。

左传和论语里面也记载了这种“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情况，说明文化和知识世家的分崩离析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一直延续。

左传中记录，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627年这一个世纪，在各个诸侯身边执掌仪式、解述卜筮、预言吉凶、阐述思想的文化人就有蔡仲、臧僖伯、众仲、季梁、臧哀伯、申繻、史嚣、御孙、曹刿、狐突、卜偃、宫之奇、卜徒父、史苏、臧文仲等。

过去的“王官”，也就是天子独占的文化和知识的话语，逐渐被这些文化人带到了各个诸侯国。

但是，这并不是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主要原因，从文化的解释和应用来看，从这个背景来看，更重要的可能是“士”的崛起及其对文化和知识的掌握。

从春秋到战国，古代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士”，也就是介于下层贵族和庶民之间的，从事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人的活跃。

大体上，士的崛起有两种类型，春秋时期本来属于王官的知识人流入诸侯的封地，或者一些本是文化人的家族衰颓降为士，主要是身份下降。

这方面，作者列举了左传中的例子。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种在虞、夏、商三代时候本是帝王之姓的后人沦落为庶民的事实，使人们终于认识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变迁，

这种阶层下降造成知识思想权力的下移。

但在春秋末期到战国这段，主要是下层平民中大量受教育的“士”或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或独立于社会，形成了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

从孔子到秦代干政的韩非、李斯是一类，

从庄子到秦末的鹖冠子又是一类，

如果说从春秋早期和中期，这类人大多还只能做卿大夫的家臣，像孔子的弟子，那么，

战国时期相当多的“士”就非常风光，尽管他们可能也是孔子的弟子，像子夏、李悝、吴起、子思，

如果说前期的文化知识阐述者还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力，那么后期知识垄断者常常可以和权力分庭抗礼，于是，

思想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

这表明知识人的地位升降，也显示了时代的差异，当然，这与教育的普及有关，除了孔子、墨子这样的私人讲习所外，官方的学校也与过去单纯的传授知识技术不同，左传中的案例说明，

至少从春秋后期开始，普遍的“乡校”这样的教育机构里面，有了相当数量的既可以了解政治，也可以发表批评言论的人。

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国语中描述：“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复习，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

据传，当时人习六艺之外，还有舆论监督，思想横议的职责，这些人正是士。

思想话语的承担者和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在这时出现了分离，思想话语和实用知识在这里也出现了分离，思想俯瞰政治，

觉得它常常不符合人文价值或者道德准则，于是要给予批评，政治有时候要借助思想，于是偶尔也听从这种教训，直到它不完全符合实际才把它抛开，

思想脱离实用，似乎不再需要依赖知识证明它的合理性，于是，

可以超越于制度，技术性的支持和羁绊，自己酝酿多彩的内容，于是，

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思想活跃，使得思想迅速滋生出各种各样的流派和分支，

就是它与权力的短暂分离，给了它自由生长的空间。

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天下都在动荡之中，动荡的社会失去了秩序，过去垄断话语权的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对文化和知识的独占，

逐渐强大的诸侯对于这批文化人的思考和追问半信半疑，虽然说，

在普遍追求实力和实利的时代，价值的理性依据和意义的历史背景对于他们可有可无，但是，

有时候人们包括政治权力拥有者又需要这种价值和意义对自己的行为给与支撑和证明。

阅读理解：这是一段难得的思想自由阶段，基于政治自由前提的思想自由，而且呢，诸侯也有这种需求，这是理性前进的步伐，看得见，听得到。

这时，思想与权威的疏离正好造就思想者。

他们无需围绕着政治，军事进行实用性阐释，他们可以独立的思考更深入的问题，也可以改变过去的阐述方式，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重新进行思考和批评。

因此，随着王官失守、学术下移，一方面是思考的人，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面是这些人的权威丧失，知识阶层和权力的分离导致的丧失，学术思想和不证自明的真理发生了分离，

于是，“士”阶层的崛起和独立，“士”思想的崛起和独立，才上演了春秋战国时代最辉煌的百家争鸣。

二 思想的变化

1 这种变化从追问开始

思想的变化首先是思想者的变化。

动荡的时代，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变动的秩序，人们对固有的结构产生疑问。

天经地义，本来是无需怀疑的道理，但是“天崩地裂”使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失去了基础。

这里的天崩地裂，就是第一编说的当时人基于观察天象形成的世界观和基于世界观形成的秩序。世界观发生了动摇，情况其实很严重。

跟过去相比较，这个时候的人自由要大的多，痛苦也大的多。

过去的真理、权威性丧失，权力对思想失去了强制性，对任何事情任何现象的解释要从头说起，而且要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在这种背景下，

思想者需要不断反思，不断追问，过去基于宇宙和社会的一套仪式、象征，其终极的依据和基础究竟是什么？

它是天经地义的吗？

举几个例子。

天象历算星占望气，这些技术，已经不那么具有绝对权威性了。

左传中记载，“润三月，非礼也”，“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这些诸侯们不按时祭祀了，不按时上班了，不按时祭拜各种神了。

晋景公因为桑田巫的预言不吉祥而杀掉巫，晋献公想娶个漂亮老婆，也就是骊姬，想娶就娶，不听占卜了。

祭祀的礼节规矩也乱套了，祭祀品的品种和制度也不规矩了，这就是“礼崩乐坏”，让马上出现的孔子非常着急。

2 思想者的思想松动

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情况下，思想者也在狠狠的思考，除了顺应时势的变化外，一种理性的思考也开始萌芽，这种萌芽在春秋末年非常明显。

举例说明。

公元前516年，齐国出现彗星，要举行祭祀，认为是不祥之兆，晏子说，如果天上的彗星是为了扫除人间的污秽，那么，你有不好的行为，祭祀也没用，如果你没有心虚的事情，就不必去祭祀。

他的结论是“祝史无为，无能补也”，

几乎在同时，晋国的赵武也称赞范会，认为一个人德行不亏，那么祭祀鬼神时候也不会有惭愧的事儿，

家中没有惭愧的事儿，不向鬼神祭祀也没关系。

说到子产，这个人非常有趣，精通历史和神话，懂鬼神祈禳的技术，既开明通达，又神秘谲诡，一半是贤臣，一半是巫祝。

有趣在哪呢？

有一次要求祭祀，又有一次说不必祭祀。

阅读理解：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平民思想中，进步巨大，因为这解除了所谓的对天的信仰，给自己的思想松了绑。

很显然，理性的思索开始了，过去不证自明的思想知识出现了裂痕，怀疑出现了，怀疑引起思索，思索问题，价值的源头在哪，是什么，

理性的依据是什么，凭什么相信这些思想和知识。

当时的思索，大概集中在三个方面。

三 思想变化的三个方面

1 仪式和意义的分开

作为象征的礼仪制度本身和象征承载的意义被分开了，单纯的仪式不再拥有意义的权威，人们开始审视仪式的合理性依据，

也就是说，

这种以牺牲、乐舞、服饰构成的礼仪制度凭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大，这么权威的象征意义？

其次，如果礼仪制度的执行者本人违背了理性，那么这类仪式还能赢得天意吗？

最后，天地之道是否应该和理智道德一同存在而不是一定要依存于仪式？

左传中，北宫文子对卫侯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并指出，威仪是秩序的保证，

进退施舍周旋容貌语言动作都很重要，因为外在的仪式礼节是一种象征，人们“则而象之”，社会就可以有秩序，有了秩序，国家就安定。

但是，仅仅过了几年，就有人，女叔齐批评鲁昭公，这个遵循礼仪制度的人，批评说，“焉知礼”，说那些外在的仪节：“是仪也，不可谓礼”。

那什么是礼呢？

他说真正的礼是“行其政令，无失其民”，也就是政治家的理性。

如果作为诸侯的鲁公失去了政治家的理性，只是注重礼，讲究礼的表面功夫，就不能长久。

还有仪和礼的分别和争论，总起来说，把礼称之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在这些看似复杂纷纭，看似抽象的阐述中，这些人已经开始思考象征秩序的仪，和让秩序得以实现的礼，

已经开始区分了。

阅读理解：原来，商周时代，这都是一体的，只是告诉你这么做，不要问为什么，天崩地裂之后，开始这些抽象思考了，把通情达理和死板的动作进行了区分。同时看到了背后的原因和动机。

礼，

礼不仅是一些外在的仪式和制度，象征之所以能够象征，因为符合“天经地义的宇宙之道，也符合理性和人性，天道与人心是赋予合理性的依据，也是仪礼的价值来源。

2 重新思考“礼”，延伸出“德”

秩序的理性依据和价值来源本来是由“天”赋予的，而且源于人的感性和天性，但是，

但是当这已经成为人间的秩序、社会的规范以及个人的行为准则之后，就拥有了“权力”，反过来就成了一种“天命”和“人理”，这似乎是自然的，理智的。

提醒：前面说的拐弯，就是指这里，本来是被绕进去的，现在又做了理性的思考，重新绕出来了。

于是，这个时候，“天”与“人”就成了绝对的依据，可是，在这个时候，在天与人之间，思想出现了两种选择，是遵从天的律令，一切都依从天道，还是尊重人的理智，

才能使秩序得到理性的认同？

似乎人的选择偏向了后者，在这种追溯中到了“德”这。

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强调，一旦人的品德与行为违背了这种理性和价值，“天”就不会再让他们拥有秩序的权力，秩序也会因此而混乱。

有几个案例：

国之将兴，名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从。

这样以来，一种秩序是否合理，主要在于是否符合道德，一种行为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在于是否符合人的理性。

举个例子。

公元前639年，鲁国发生大旱，鲁僖公准备祭祀，用焚烧女巫来取悦神灵，臧文仲就劝说：

这个不是办法，正确的办法是“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稼劝分”，就是整理街道交通，省吃俭用，多干活种地，这个真的非常实用。

德的观念逐渐成为重要的观念。

这个观念来源很早，在西周就产生了。

后世研究者指出，“德”不仅是个人品德，还是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和天命册封继承接受的东西，

作者举了几个例子，这里说一个。

淮南子中说，“得其天性谓之德”，当时德在人心目中还有比较神秘的意味，有德能使鬼神，人事齐备，

逸周书中，周公说，有智、仁、义、德、武的国家能够昌明，相反，

如果失去德，则鬼神不至，万物散失，

周书中说，“九德有奸，九奸不迁，万物不至”，万物不至，自然就失去了权威的合理性，理性的依据和价值的本原。

阅读理解：这一层意思的德，到底是什么？

第一层好像有“道”的意思，就是万物的规律，跟道德经里面的道有点类似，另外就是，还有一点朦胧性，把原来的天道进行了下行，揭去了一层神秘面纱，跟人的德行理性更接近了一步。

3 价值追问

当时人们对秩序的理性依据和价值本原的追问，常常去追溯历史，这使人们形成了回首历史，向传统寻求意义的习惯。

先王之道和前朝的事是确认意义的依据和标帜。

举例说明。

大史克对鲁文公叙述高阳氏、高辛氏、尧、舜以来除凶立德的历史，

魏绛侯向晋侯讲述后羿、寒浞弃贤用佞的故事，

士弱向晋侯解释宋国的火灾原因，追溯到陶唐氏，商朝的旧制，

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者相信，是非善恶自古以来就泾渭分明，道德的价值、意义和实用的价值、意义并行不悖的从古代传到当代，

所以说“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

历史是一种可资借鉴的东西， 而且是一种完美正确的象征，历史的借鉴常常可以纠正当下的谬误，而古代的完美常常是当代不完美的一面镜子。

举例说明。

作者举了鲁国的一个例子，我这里借用这个例子说下烧纸。

在鲁国，或者现在，清明节或者春节上坟，烧纸的顺序，按照规定，应该按照辈分来，从最早的先祖开始点火，这是鲁国的规定，

现在呢，可能不是，按照“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这是个人理解，是按照个人理念的逻辑，是没有依据的。

所以呢，这在当时是要受到批评的。

文中还举例说“数典而忘祖”，将绝后嗣，可见没有历史依据，就缺乏理直气壮的理由。

在这样的思想变化背景下，春秋战国初的思想世界开始出现不断变换的旗帜，上演了彼此交锋的场面。

四 阅读理解

读完这一节，重读了几遍，感触还是挺深的，作者写这本书，用了四年时间，虽然引经据典，但读起来并不容易读懂，一大段一大段的，密度非常大，这个笔记，几乎就是抄写一遍，抄写了，读几遍，读出了里面的脉络，主要感触是什么呢？

上升和下降。

无论是当时围绕在周朝那些知识分子的下降，跑到诸侯那里，还是成为平民的人通过学习成为“士”，这种上升和下降，造成了思想者的流动，进而促进了重新思考，一个是人数的增多，一个是思考思想环境的宽松和松动，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和权力分离，独立出来，

这个思考的脉络，从仪式，到礼，到礼的根据，然后重新定义根据，然后到德，这样一个脉络。

这就是文明的步伐，这个路径是一步步向人的方向靠拢的，读完这一节感觉最深的是，读书学习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