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之外，音乐是他的又一“利器”

斯大林留肖斯塔科维奇一命，只为让他谱写为自己歌功颂德的音乐；肯尼迪为赢得大选，把大量流行音乐当作为他宣传竞选的推广歌曲；金正日明确提出“音乐政治”的概念，把音乐当作号召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大国建设的政治手段。

在打江山者和守江山者眼中，音乐的主要功能从来都不是陶冶情操，它和枪杆子一样，是治国夺天下的武器。音乐成为了助力政权行使的佐料，只是它到底是“心灵鸡汤”还是“黑暗料理”，完全因执政者手中的舵盘而定。

若要盘点音乐在政治中的黑白命运，这位战争狂魔赋予它的”黑篇章“当属典型一例。

黑武器——军乐团

希特勒有一堆黑科技武器： 古斯塔夫巨炮、V-2火箭、鼠式坦克...但和造价为0，杀伤力100的“军乐团”比起来，这些武器都不算“黑”。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枪炮袭来自有工事防备，但是军乐团吹吹打打走来，谁能想到它是来搞侵略的呢！ 1939年，在英法美“绥靖政策”的不断妥协下，德军逼近捷克首都布拉格，为了占领这座城市，希特勒把军乐团作为“先遣部队”冲在最前面。 乐团一路高歌，引来了当地市民的驻足观看。原本是一场入侵，瞬间变成了“大型音乐会”，天生一身“音乐细菌”的捷克人民只顾跟着音乐忘情哼唱，压根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阴谋。 就在捷克人被军乐团麻痹的不亦乐乎之时，希特勒正指挥军队在暗处紧锣密鼓布置进攻。 等到“音乐会”结束，捷克人才发现自己心甘情愿的中了一枚“烟幕弹”，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1940年4月，为了确保瑞典铁矿砂的供应，德军将矛头指向挪威。这也是希特勒“军乐队战术“应用最成功的一次。挪威本来就不算什么军事强国，虽然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和纳粹相比实力悬殊，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国王仓促出逃，军队溃散，首都奥斯陆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再次拿出“军乐队战术”，组织了超过1500人的超大编制军乐团，一路演奏着当地的流行音乐，向奥斯陆高调进发。 同样，单纯的挪威人民也把突出其来的音乐当成了一场“街头快闪”，人们跟着音乐手舞足蹈，与此同时，2万德军悄悄登陆，在不知不觉中接管了挪威。 希特勒的这一战术在二战中屡试不爽，用军乐团施“障眼法”，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众多城市，也算是“用乐如神”了。

黑历史——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如果没有历史学家们的深扒，关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切应该还和金色大厅富丽堂皇的罗马柱一样熠熠生辉。谁也不会把这个每年给全球乐迷带来最美新年之声的音乐会和制造出人间最可怕炼狱的政党联系在一起，不会想到这场吸引数百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观赏的音乐盛事是因纳粹而“发家”。 1939年，被作为纳粹宣传大秀的首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诞生了。 为了给“冬季援助项目”筹款，纳粹在跨年夜发起了这场新年音乐会，这次筹款是纳粹党推出的一项举措，旨在将募到的钱用于每年冬季为穷困潦倒的人们购买燃料。为了让自己的“善举”为天下所知，纳粹决定通过新年音乐会为自己扬名邀功。

首场新年音乐会由亲纳粹指挥克莱门斯·克劳斯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是这场音乐会的主角，至于为什么选择演奏施特劳斯们的音乐，各路说法不一：有“鼓舞士气”说，称《蓝色多瑙河》、《蝙蝠》序曲等作品有助于使士兵们的士气更上一层楼；有“好友”说，认为克劳斯和施特劳斯家族私交甚好，在“关键”时刻扶好友上马自然是在情理之中；还有“洗白”说，揭示出在吞并奥地利的第二年，施特劳斯家族被纳粹的党卫军抄了家，家族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手稿、绘画、书信和乐谱也充了公，大批具有犹太传统的轻歌剧和圆舞曲作曲家也被送入了集中营。为了掩饰暴行，纳粹在新年音乐会上选用了施特劳斯的作品，目的是为了向全世界发去“并入德国的、更好的奥地利”的糖衣炮弹。小泽征尔与祖宾·梅塔共同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

无论是何种说法，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标配——施特劳斯家族音乐已和纳粹有了撇不清的关系，而这场古典音乐界中最光鲜亮丽的音乐会也因此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黑影。

被黑音乐家——莫扎特

对于如何洗清满身鲜血、把自己粉饰为“德意志文化遗产的保卫者”，纳粹还是深谙其门道的，他们一面对大批“在政治和种族上被认为是无法接受的”音乐精英做着清除工作，一面又把大量影响力巨大的音乐大师们从故纸堆中翻出，进行二次塑造，以为他们的德意志神话造势。 在这一大劫中，音乐家们都被迫改头换面，瓦格纳成为了最接近纳粹精神的文化偶像、巴赫的神性因民粹主义被贬为“民间”感觉、亨德尔被诠释为德英两国具有共同文化价值的典型证据，而作为攻击奥地利人的文化宣传武器，莫扎特成为了众多音乐家中被纳粹的紧身衣套的最全面的一位。被视作“国际间合力共营重要标志”的莫扎特从没发表过任何亲德的言论，更没有创作过任何颂扬德国的作品，但在纳粹掌权下，谈论任何重要人物，都必须把他们的德国爱国主义放在中心位置，于是莫扎特被顺利成章的塑造为了“德国爱国者”，还“创作”了一首名为《德国颂》的合唱，这首合唱于1933年出版，开篇唱词为“我们赞美您，德国！ 我们的家乡！ ”。 虽然看不到莫扎特在泉下如何愤怒，但可以看到莫扎特故乡奥地利的明确态度，此曲出版一个月后，奥地利查禁了纳粹党，德国人的反击则是不让德国艺术家参与即将到来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作为莫扎特“奥地利标签”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一直都是纳粹的重点打击对象，在破坏音乐节生存状态的同时，为强调莫扎特的“德国性”，纳粹还在本国支持、创办了多个纪念莫扎特的音乐节： 1936年但泽、图宾根和弗伦斯堡，1937年海德堡，1938年安斯巴赫和温泉康城。 这些音乐节经常在“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团体”（NSKG）赞助下组织，其目的是鼓舞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饱受失业困扰的音乐行业。 作为此类事件的护卫者，纳粹当然可以“以莫扎特的名义”获得振兴文化活动、促进当地旅游就业的美誉。 更离谱的捏造出现在阿道夫·莫伊尔在为《音乐界信息》写作时写下的话里，因为捕捉到希特勒行军进入维也纳城所带来的欢庆情绪，莫伊尔竟然认为德国和奥地利此时的合并是受莫扎特的理想所激发： “莫扎特这位萨尔茨堡的伟大公民就是这样的一个发言人，他一次次强烈要求音乐中具有并展现出德国性； 他本人如此强烈地具有日耳曼认同，以至身处国外令他备感折磨； 他不得不每天向上帝乞求原谅，以使他能够为自己，也为‘整个日耳曼民族’带来荣耀。 ” 还好那时还没有如现在这般足以混淆视听的发达造假技术，否则就算学者们掘地三尺去厘清事实，也很难再还莫扎特一个清白之身。 尽管费劲周折，纳粹将莫扎特扭曲为第三帝国文化偶像的诡计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应该就如一位音乐学家所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莫扎特的音乐中有难以捉摸的东西，这些东西“让它能同等抵御与时代相契合的善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