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兴泉

1946年春节后，我14岁，经媒人霍兴吉撮合，我与韩庄郭宝芳订婚。

郭宝芳当时17岁。 时间这么仓促年龄又这么小订婚，是因为岳父郭长江在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五区当副区长兼五中队队长，带着个未出嫁的闺女和杂团打游击不方便，想早日为女儿找个婆家，以减少麻烦。

岳父是一彪形大汉，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性情暴烈，仗义执言，不畏强暴，主持公道。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参加抗日联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枣庄煤矿以“把头”身份为掩护搞“工运”。身份暴露后，于 1944 年夏回到家乡五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与高峻岳、赵毅一起，投身于血与火的抗日斗争。由于那时战斗频繁，住所不定，平原杂团又很多，带着未出嫁的 17 岁大闺女既不安全又不方便，想为孩子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因此于当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六月十四日）， 17岁的 宝芳与我这个 13 虚岁的小孩子结了婚。

说起我俩结婚那天，还真发生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知怎的 ，“ 郭长江队长闺女出嫁 ” 的消息被 素有矛盾、各属一方的 谢化武的干将陈连勤知道了。那天我们结婚是头车，天刚麻麻亮就将媳妇娶回来。没料到娶亲的轿、车未到，陈连勤带着 30 多人枪先行“光临贺喜”，直吓得管事的两位“总理”跑前跑后心惊胆战，经过他们的周旋，先将其安顿好，正在烟酒招待，岳父郭长江也率五中队“前来护驾”。

毕竟是人家办喜事你来捣乱，道义上讲不过去。 经过岳父与陈的面对面相斗，陈先软了下来，随即带着他的人乖乖离开。

妻子宝芳从小跟继母长大，干惯了活，里里外外都是料理家务的一把好手 。 爷爷奶奶看她利落能干，非常喜欢她，我也觉得她挺好，心里乐滋滋的 。 只因那时不比现在开通，所以小两口我常看看她，她也常看看我，以表达相互爱慕之情，而心里的事谁也不肯露在脸上，担心万一别人闲言碎语，说什么“疼媳妇”“爱女婿”之类的话，那我们就难以为情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1948 年春，爱妻宝芳怀有身孕，全家都很高兴。随着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对她更加呵护关心。 1949 年 1 月 9 日（农历腊月十一日），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姑娘，爷爷为孙女取名全喜——意即“全家喜欢”之意。至此，我战乱苦难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1949 年春节后，在县文教科长邓汉桢的劝说下，我放下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前往平原县城报考第一完全小学。鉴于当时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系统的学完小学四年级的课程，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加之贫困窘迫的家庭状况，觉得考不上倒还好。我要是考上到平原念书，家中抛下 70 多岁的奶奶，身体不太健康的妻子，再加上出生刚满两个来月的女儿，老的老，小的小，她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啊！再说，读书要花钱，家里的农活又缺人手，翻来覆去，举棋不定，夜不成寐。后来还是妻子的真情实意打动了我，她反复表示一定要我好好去考，只要考上就去念，家里的事不要管，天塌下来她顶着，就是要饭讨食也供我去上学。此刻既然她的决心这么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考前的那天晚上，我们哭着说，说着哭，整整谈了半宿。最后我横下一条心，决不辜负她的期望，到平原一定要考出好的成绩。鸡叫前吃了点东西就急忙上路，天刚亮就到了应考的学校，在校考了一天又摸黑走回家，吃了饭又美美得睡了一觉。

真是天遂人愿！十天后发榜，我竟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妻子得到这一消息也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金榜题名的快感，接着母亲和妻子为我准备好行装，五天后即三月九日到县城上学。

从偏远的乡村到平原县城，真换了一种心情。第一完小规模很大，设施齐全，师资水平高，教学能力强，是全县最好的完全小学。从入学开始，我就一个心思用在学习上，拚着命地学。为了减轻学习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住校学习几个月后，我征得校方同意，变住校生为通校生，住在十字街路北我村杨富祥开设的广兴茶庄，在他门市后的仓库里安了张小床休息，星期六回家拿点干粮、咸菜，做饭时让人家熥一熥或用开水泡一泡，吃了就去上学。这样既不拿伙食费也省了住宿费，晚自习后加班学习又没人管，真是又省钱又方便。后来，为利用业余时间赚点钱补贴学费，经学校同意，在传达室对门一间闲屋里，我与同窗好友魏兴顺合资，办了一个“学生消费合作社”，经营同学们常用的文具用品和小咸菜之类的东西。商品直接从济南进货，价格比街上便宜，买卖还真不错。一般两个礼拜去济南一次，早去晚归，坐火车来来往往也挺方便，学习、买卖两不误，赚的钱够学习花用，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在校学习期间我是非常用功的。尽管我是通校生，又兼做小生意，但从未因此上课迟到。不仅课堂上虚心听讲，认真做笔记，下课后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也都一丝不苟的全部做完。除此之外，每天晚自习后回到住所，我点起煤油灯，看看古典小说，解解数学难题，背背数学公式，写点短小文章，复习一下记不牢的课文，总之每天晚上坚持学到十点半左右。这样我比其他同学学到更多的知识，像《算数难题解》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全部演算了一遍。由于我学习刻苦用功，每次期末考试成绩都不错，是全班为数不多的“优等生”。

除搞好自身学习外，我还负责本班和学校里的许多事务性工作，当过班长，担任过学生会委员和学生会主席，是全班公认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此学校一建团便于1950 年 1 月发展我为首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毕业前夕还被选为全县唯一的学生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平原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两年过去。1950 年底我以两年平均八十九分的优异成绩拿到了小学毕业证书。毕业后，我先报考济南三中、志愿军卫生学校和解放军雷达学校，最后报考平原师范学校，结果四校先后都录取了我，且开学和报到时间早晚不一。将何去何从，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鉴于当时的家庭状况，如果就读济南三中，毕业后虽能继续深造，有更辉煌的前程，但高昂的学费家庭难以承受；去志愿军卫校或解放军雷达学校虽然吃饭、穿衣、学习都免费，但毕业后到部队服役，难以照顾家庭老小；后经反复考虑，还是上既管吃饭、毕业后又不远离家乡还能继续当小学教师的平原师范较为合适，而且我的这一想法也得到奶奶、父亲和妻子的赞同。

说句实在话，这两年我能够坚持学习，多亏爱妻宝芳在家操劳和父亲的积极协助。特别是宝芳，她既要照顾好年过古稀的奶奶，又要侍弄好幼小的女儿，还要干田间的农活，真可谓里里外外一把手。她从来就很自觉，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心胜要强，凡是自己能干的如锄地、间苗、锄草、摘拾棉花、收割庄稼等等，都是起早摸黑一人干。活忙了一干就是一天，中午吃在田间，孩子饿了奶奶抱着重孙女到地里吃奶；冬春有点闲工夫，宝芳还和奶奶一起纺线织布赚点钱。像这样可心能干的女子实在是难得，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前程再给她增加负担了！

1953 年春天，妻子宝芳得了肺结核，在家多方求医，药吃了不少，钱花了很多，但疗效不佳，无奈我将其带到县城就医。那时岳父正在县城交易所工作，住在西南街史家大院，此处离师范不远，妻子住在那里我照顾起来倒也方便。

因岳父岳母（宝芳之继母）感情破裂，岳父在县城，岳母在韩庄，离婚闹得正激烈。宝芳住在那里，白天我生活学习在学校，晚上回来休息，对她侍候照顾，对学习也没什么影响。不过她看我每天来回跑，晚上回来还要煎汤熬药做这干那，一直忙个不停，总觉心里过意不去，有些事不等我来就提前干完，使我更加难过。我不断对她说，为你做这点小事我心甘情愿，比之你对我的恩情，尽这点心这点事算不了什么；要不是你在家四年多硬撑着，饥一顿饱一顿，辛辛苦苦，也不至于得这个病。说着说着她哭了起来，并说她是我的人，做这些应该、乐意，而且得这种病与你无关。其实她的病是长时间心情不舒畅，吃不好睡不好引起的。因为她个性强，爱脸面，父母闹离婚使她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加之有些人的闲言碎语，心情越来越不好。但经我不断劝说开导，花了不少钱，在康复医院大夫们的精心治疗下，几个月后她的病基本痊愈。这时她不断对我说，病好的差不多了该回家去了，何况她也牵挂在家的女儿，无奈只好拿了些药片将其送回老家。

1953 年 7 月 11 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妻子宝芳为我生了第二个女孩，取名“爱喜”。孩子生了以后，由于宝芳产前体质不好，产后顾虑重重心情不畅，特别是和她父亲僵持到极点，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岳父来看她，倔强的她从不搭理，因为此时岳父离婚后又娶了一个女人，且生了一个妹妹，每次岳父来探望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我每次回家耐心劝说开导都无济于事，到死也没和她父亲说一句话。这样的心情怎能保养好身体！结果 1954 年 7 月下旬旧病复发。这次结核病来势很凶，宝芳夜不能寐，咯血不止，虽多方求医但毫无疗效， 9 月底卧床不起，无力再照管孩子。随后孩子由她奶奶照料，我又花钱找有金婶子喂奶，总算让孩子活了下来，但苦命的芳姐于 10 月 21 日（农历九月十七日）不情愿的离开了人间。

当时我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上有七十多岁的奶奶，下有两个不懂事的女儿，看着老的，领着大的，抱着小的，抽抽噎噎哭个不停，真想两眼一闭随她而去。

想到结婚七年多来我们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互相关心、夫唱妇随的情景，看到她那可爱又难以合眼的面庞，我久久难以离去。每当忆及往事，眼泪更是忍不住往外流。是她，自愿与我这个不满十三周岁的小孩子结婚以来，像个大姐姐似地对我呵护有加，我俩从未红过脸拌过嘴，恩恩爱爱；是她，在我离家去县城学习的一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里，忙里忙外，独自操劳；还是她，替我孝敬奶奶，拉扯孩子，纺线织布，省吃俭用供我上学……这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不令我难忘难过的。但人死不能复生，何况还有两个没了娘更需要爹照顾的孩子；特别是我刚刚毕业，不能就此消沉辜负国家。无论公与私，今后的道路更漫长，任务更艰巨。处理完妻子的丧事，我就忍痛离开年迈的奶奶和两个可怜的女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回到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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