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战胜原生家庭，实现阶层跃升。
  • 首先，什么是阶层跃级？
  • 传统的阶层分地域阶层，财富阶层，地位阶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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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令，阶级一直都存在。不过古代的不叫做阶级，现代和古代，这个词如果共通，那就应该叫“资源兼并加剧”（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兼并”），古代人民会“起义”的，说白了就是武装夺取。虽然改朝换代上去的还是精英，但是至少利用百姓做工具，要表面上跟百姓同一阵营，同一利益。也客观的导致资源重分配，兼并现象暂时缓解。

封建时代有个很有名的说法，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说的就是阶层流动，只不过不是大家渴望的向上流动，而是向下流动。可以说，在所有社会里，向下流动都是常态，而向上流动是偶然，因为极少才能称得上逆袭。

我们曾幻想自己穿越古代，凭借自己的能力封侯拜相，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想想就激动

你先别激动，如果你在生活大秦以前，作为普通人的你，你除了在田里劳作到死，你根本无法打破阶级，那时都是世袭制，商鞅变法才使平民有凭借军功改变命运的机会，记住那只是机会，距离逆袭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之后陈胜吴广才掀起第一场农民起义，之后大汉到大隋，士族才是统治阶层，许多大家族流传百年甚至千年，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朝代更迭对他们本身的文化传承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大。

隋唐以前使用的是九品中正制，“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之后隋炀帝推出科举制度，打破了隋唐以往的“门第”界限，为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入仕创造了条件，造成了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的不满，遂“大厦”倾覆。直到武则天才大力重用寒族，才让底层人有了向上逆袭的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者除外)

但底层人向上逆袭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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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对科举的印象往往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只要把书读读好，就能当官了，就能打破“阶层固化”了。

事实上，明清的科举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每一关的“过关率”到了晚清都不超过3%。更糟糕的是，勤学苦读的个人努力，只是过关的因素之一而已，真正实现阶层逆袭，往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

初级阶段：童试

目标：秀才

核心装备：家庭条件

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过他的父亲曾麟书考秀才，连考17 次，一直到43 岁才考上的经历。

民间印象中，秀才好像没什么用，“秀才看字念半边”“秀才造成，十年不晚”，其实请代考秀才难度不亚于今天的985、211，一个县一年才几十个名额，录取率仅1%。

考不上秀才，只能当一辈子“童生”，《儒林外史》里，六十岁的“童生”周进在十几岁的秀才面前，也只能低声下气。

现在有人通过重点大学学生的家庭背景得出“寒门再难出贵子”，其实，通过科举“寒门出贵子”自古以来都是例外。科举之路的初级阶段，最主要还是看家庭出身，其次是家庭的投入意愿和重视程度。这两个因素跟现在的高考差不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举是一门童子功，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四五岁开始就要上私塾，七八岁就要学写八股文，再晚就来不及了。

五岁读到十岁，要请老师打文化底子，十岁后，还要上名师的“三年科举、五年模拟”一类特训班，都是一笔笔的大开销。张之洞15岁中解元，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为什么啊？人家家里小时候就请来了一位翰林院进士出身的老师打底子。

再看看一般人家的孩子，从七八岁就可以帮家里干活，十岁就可以有收入，但如果读科举，至少二十岁之前不会有任何收入。所以选择科举这条道路的前提是家里不但要有田，还要雇人种，也就是地主家了。

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硬上，这种情况也不少，但往往要靠三代人的努力：

第一代人辛苦赚钱置田，打下经济基础；

第二代人边种田边争取考上一个秀才，虽然这一代人的也仅仅到秀才这一步，但却意味着为整个家庭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首先，你不能再干种田一类的粗活了。《儒林外史》中，范进考上了秀才后，老丈人特意叮嘱他：“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秀才最主要的收入是开馆教学生，进入“科举产业链”，范进老丈人给女婿安排的道路是：“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

秀才的收入不见得比务农高，但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秀才见官可以不下跪，不服徭役，过河不交过路费。考上秀才意味着入了官学，可以选拔贡生和监生，可以成为有公信力的担保人……

有了经济基础，积累了社会资源，然后才具备了让第三代 “全脱产”进入科举中级阶段“乡试”的条件。

这才是家庭几代人努力的终点，因为一旦通过乡试，中了举人，就有当官的资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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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阶段：乡试

目标：举人

核心装备：智商

《范进中举》里，范进考上秀才之后，正逢乡试，就和几个同伴约好去省城，因为没有盘缠，于是向老丈人借钱。老丈人的回答句句戳心：“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

其实到了“考举人”的乡试阶段，经济因素反而不是最主要的。

一般秀才都有教书的收入，范进因为刚刚考上秀才，还没来得及开馆，才需要借钱。乡试三年一次，省城一般也不会太远，边工作边考试，两边不冲突，这就大部分秀才后半生的生活。

乡试的主要费用是这几天的住宿餐饮，范进最后虽没有借到钱，还是去了省城赶考，代价就是“饿了两三天”。

老丈人之所以不肯借钱，是因为一口咬定范进考不上举人——这是有道理的。

晚清乡试的通过率在3%左右，看似比“童试”高，但童试是海选，而且一年一次，圈里混个脸熟，老丈人就认为范进能考上秀才“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

大部分人只要家庭财力支持，只要不放弃，最后总能考上秀才，而乡试才是真正的高手PK。

过去批判八股文，搞得大家都觉得八股文一无是处，其实“只考四书五经，文章格局有严格规范”的八股取士制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标准统一且几百年不变”，备考成本低。如果像现在的高考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家庭条件不好信息不灵通的考生根本不知道怎么考。

但只考四书五经这几万字的书，也造成了变态的考试内容。

也难怪，想要考试大纲简单，就不能考知识面，也不能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想要录取率低，出题就要有难度空间，到了乡试这种高手过招的场合，写作能力又缺乏标准，结果就把考试变成了“奥数版写作”。

如果说今天的高考，是一场“知识与智力”的双重竞赛的话，那么，科举考试就是一场纯粹的“智力竞赛”，甚至是文字游戏。

古人把“八股文”称为敲门砖，进入门就可以丢了。就像“奥数”本身没有什么用，但可以测试学生的智商，预测未来的理科成绩，因而被小升初看中一样，“八股文”其实是一种考“智商”的文字游戏，虽然本身无用，但能够胜出者，未来官场的沟通能力都是一流的。

相反，科举中的策论倒是跟考生做官的能力有关，但因为难度有限，到了乡试阶段往往难分高下，反而被边缘化了。

而智力竞争跟先天基因关系更大。那些智商高的考生，多考几次，只要运气一到，也就考上了；智商低的考生，无论你多么“学海无涯苦作舟”，也是机会渺茫。

大部分读书人穷经皓首也无法越过乡试这一步，这就是科举之路“中级阶段”的决定性因素：智商。

童试比拼家庭实力，乡试比智商，那么进入科举的高级阶段后，等候举子们的，又是什么严酷的考验呢？

4

有些东西失去之后，是永远补不回来的

高级阶段：会试、殿试

目标：进士

核心装备：使命感

左宗棠是曾国藩的同乡，只比他小了一岁，论科举道路的前半程，曾国藩21岁中秀才，23岁中举，而左宗棠15岁考上秀才，20岁成为举人，显然略胜一筹。

但在仕途上，左宗棠却被甩了十万八千里去。曾国藩27岁就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左宗棠直到44岁才因军功被任命为兵部郎中用。

命运的分歧点就在三年一次京城会试上。

会试考中者为“贡士”，再进行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成绩优秀者就算科举之路上的最后赢家——进士。

曾国藩连考三次，终于在最后一次高中，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其实名次是比较靠后的。左宗棠也是连考三次，其中第二次本来是考上了，却因为湖南的名额不够而落选。可三次失败之后，左宗棠却放弃了科举的道路。

在通往京城会试的科举第三阶段的道路上，经济问题又成了一个大问题。湖南到北京当时要走两三个月，车马食宿，再加几个月没有收入，经济压力比乡试大多了。除了真正的大地主大富商，没有不借债的。

另一方面，会试在经济上的意义也没有乡试那么大。

小说里的“进京赶考”的主角都是穷秀才，实际上，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而举人在理论上已经不能算是平民百姓了，也可以直接做官——只要三次会试不中，就可以到吏部注册，参与官员“大挑”，也算科举正途，如果家境殷实，或有富商投资，跑关系弄个官当当，难度并不大。海瑞就是举人出身选了教谕，左宗棠更是以举人出身位列“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就算不愿走上面的路，清代的举人也还有一条不错的道路——进朝廷官员的幕府当“幕僚”，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师爷”。

左宗棠选择的正是这条道路，他在第三次会试失败后，进了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府。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幕僚”不是官，也不是吏。“幕僚”是“官”请来监督管理“吏”的客人，地位很高，介于“老师”和“朋友”之间，所以又称“师爷”和“幕友”。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在为曾国藩做幕僚对付太平军立下战功后发迹的。

幕僚的收入也很优厚，特别是为首的刑名师爷，年薪最高2000两白银，相当于现任县官的正式收入。

此外，“幕僚”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像左宗棠这一类“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的性格，更适合当“幕僚”，他的声名正是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对付太平军时建立的。

可以说，对比一个“举人”所能拥有的收入和地位，所能发挥的才能，再看看会试的经济压力，三次会试不中之后，很多人都放弃了科举的道路。

而唯一能够让他们一次次辞去优厚的工作待遇，一次次向亲友东拼西借，一次次忍饥挨饿远赴京城去追逐3%的希望的，就只有一样东西——一个读圣贤书的人从小就建立的使命感。

举人出身的四品官，要给进士出身的五品官当座。一旦进入高层，一个举人的身份就可以让你的话没有人听——有些东西失去之后，是永远补不回来的。

从一个五岁孩童选择了科举道路的那一刻起，从他们读到《三字经》“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那一段起，他们就注定要把最后目标投射在万里之外京城那个最神圣的考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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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族的势力，一直是南方比北方强，所以科举也是南方举子成绩更好——毕竟是集团作战。两者可谓互为因果，宗族注重子弟的科举，一旦有人考出来，又回头给族人更多的支持和回报。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标准，而是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

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价科举制度，都不得不承认，它是当时条件下，相对公平的一条道路。科举之路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参与者众多，而参与者多，正是因为它对人生的改变极大，值得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宗族用几代人的努力去换取一个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