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制度是一种东南亚地区所特有的政治交往手段，它是中原王朝与其他周边民族为达成和解为目的进行的政治交往。与欧洲的联姻制度不同，中国的和亲制度中往往体现出了一种文化上的融合，而其目的也不同于欧洲各国间的诸侯联姻。

而唐代的和亲制度更是特例中的特例，它出现在唐朝最为鼎盛的时刻，而其目的更是不同于以往朝代。今天我们就从唐代的核心政策入手，解析唐王朝特有的民族融合过程。

一、唐朝之前和亲政策的特点

早在先秦时代，中原王朝与周围"夷狄"的和亲就屡见不鲜，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上古贤帝帝喾曾经娶娀氏女简狄为妃子，而商周两代，更是多次出现中原民族与周围部落的联姻。

清代学者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曾说"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由此观之，自殷商开始，通婚制度已经是中原王朝羁縻其余部族的重要手段。

然而，此时的和亲尚未真正形成一套体系，其使用的方式和特点，也与当时国君的个人喜好和观感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商周两朝的和亲制度往往并不为人所熟知。而和亲制度真正变成一种体系的时间，则是在汉朝。

西汉初年的白登之围，是匈奴冒顿单于的巅峰时刻，而刘邦被围，也说明了此时匈奴的强大。汉初名仕刘敬曾建议与匈奴和亲："蛮夷必慕，以为阔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佘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孙敢与大父充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正因如此，自汉高祖刘邦起，汉朝开始了百年的和亲之路。

从这一点上来看，和亲政策的出现，其实是中原王朝势力尚未真正伸张之时的怀柔政策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我们现代人中对于和亲之说的种种排斥和厌恶情绪，皆来自于这些时代。

然而就如同今人议论王昭君和亲一事，究竟能否取得应有成效一样，以如今的视角去看待唐朝以前的和亲政策，往往会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以一种"大无畏"而"无所为"的心态，将施政者许多考量当做是怯懦和畏缩。这自然太过主观。

二、由突厥覆灭一事一观唐代和亲制度的嬗变

与前代相比，唐代的和亲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唐代对外政策的改变和政局的变换所带来的新态势。想要了解这一时期唐朝对外政策以及和亲政策的变化，则必须要了解隋朝面临的新状况。唐继隋业，而大隋时期的周边局势，曾经因为一次事变而发生剧烈的动荡。

雁门之围是隋代中原与突厥关系变动的关键节点，在此之前，突厥启民可汗在面对"圣人可汗"杨广之时，不得不亲自为其拔草以示臣服。然而等到其子始毕可汗继位后，隋朝的国力却已然因为三次东征高句丽失败而衰弱。这就导致始毕可汗在面对这位让自己父亲屈膝的隋帝时，始毕可汗不仅不再维持表面的恭顺，甚至亲率数十万骑兵将之围困于雁门。

这一事件也标志着突厥作为草原势力的再次崛起，等到隋末大乱，天下豪杰并起之时，突厥甚至成为了当时不少豪杰用于威慑他人的大旗，这其中就有李唐太祖皇帝李渊。

李渊为寻求其支持，曾经"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这也就成为太祖李渊一辈子难以抹去的污点。然而事实上，即使在唐朝建国之后，李渊处于政治和军事考虑，面对日渐催逼且日益跋扈的突厥人，仍然一再忍让。始毕可汗死后，其子顿利可汗渐有"凭陵中国之志"，然而，由于常年征战在外，其治下臣属却屡生间隙，唐代《通典》记载称其"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

在这样的情况下，后者于贞观三年被唐朝军队所击败，不得不向唐朝臣服，并"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然而此时的唐朝，再不是之前被其屡屡侵扰而无法反抗的脆弱政权，前事所积累的累累血债，让李唐王朝上下对于突厥再无丝毫期待情绪，唐太宗不仅拒绝了对方的求亲请求，而且命"李靖、张公谨等数道并伐之"，最终覆灭了东突厥政权。

事实上，此时的东突厥，已然无力继续侵袭唐朝，若是参照之前朝代的和亲机制，扶持东突厥这一弱小势力继而控制和掌控其余地区，本应是唐王朝最简单也是最合适的手段，然而此时的唐朝，却采用了武力征服的手法，直接解决和平定东突厥之乱。这其中的缘由，就足够耐人寻味了。

三、由"真公主事番"一观唐代和亲制度的逻辑底色

事实上，唐代和亲制度与前朝和亲有着极大的差异性，这其中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在于，唐代和亲以"真公主事番"。

以汉朝为例，在其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和亲所远嫁之公主大多为宫人或旁系宗室之女，这些宫人或宗室之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主，而是在和亲之前被皇帝所赐封。最为知名的，当属汉元帝时期的王昭君，相传这位女子因为未曾理会宫廷画师毛延寿的索贿要求，因此被其故意在画像上丑化，最终未能得见汉元帝，为了不使得自己容华于深宫老去，她决定远嫁匈奴。而在远嫁匈奴之前，其也被汉元帝"赐公主身"。

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汉朝对于和亲之事不可谓不重视，但是由于心态的关系，其往往不会以皇室贵女远嫁匈奴，这样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使得和亲一事的效果有所折扣。反观有唐一朝，其远嫁的公主皆为"真公主"。这不仅仅只是心态上的差异，同样反映了唐朝对于和亲一事的重视程度。

文成公主出嫁之时，唐太宗遣"解忧之媵婢二十五人"一同入蕃，并"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这些人的出现，既是表明了唐朝对于文成公主等人的重视，同样也是对于和亲对象的怀柔和安抚。

而迎娶公主的势力，往往也会投桃报李，以回纥迎娶咸安和太和公主一事为例，两人的迎亲队伍和出嫁队伍均高达千余人，注意这样的人数中还不包括用于护送其前往回纥的军队数量。这似乎只是表明了两朝迎亲规模上的差异，然而事实上，这种数量上的悬殊，也体现了远嫁塞外的公主，本身所拥有的地位和实力的差异。

汉代、隋代公主，在远嫁他国之时，所能拥有的资源相比于唐代而言少得可怜，而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这些"公主"无论真假，并不能真正获得当地势力乃至求亲者的尊敬，相比之下，唐朝对于和亲的重视绝不仅仅只停留在政治层面，物质上的供给同样是使得周围势力对于唐朝无比尊敬的原因，《新唐书》曾言"四夷之使中国，其众未尝多此"。

四、结语

与前朝的和亲制度相比，唐代的和亲制度体现出其统治者对于羁縻周边地区，延伸唐王朝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决心。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融。就像当时的一首唐诗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和亲过程中双方的物资和人员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正是唐朝和周边民族的高层通婚，进一步推动了民间通婚风气的形成，汉人与胡人之间的血脉开始融合。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唐代的和亲政策绝非一种仅仅用于交好与外邦的羁縻手段，比如面对处于分裂之中的西突厥屈利俟日比可汗与已日比钵罗肆叶护可汗两方的求亲，唐太宗直接以"汝国扰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何得言婚"为理由，对其进行了拒绝，这种拒绝，也体现了唐朝在面对外族求亲要求时的理智性和实用性原则。

从这点上来看，以实际需要和客观形势建立的唐代和亲制度，脱胎于前代和亲政策，同时也具备着更为积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