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修史事业，其成就最卓著，最足以傲视世界万国史学之林者，是官修正史制度的建立。自唐以后，历元、明、清数代，千余年间，历代皆设史馆，修前代史，唐修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六代之史，宋修唐史，元修宋、辽、金三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修史变为国营企业，蔚为制度化。

环顾世界各国，从无有国家创立类似修史制度者。在此修史制度下，中国拥有一部具体详赡的正史，历代大量的基本史实，赖以保存。于是中国的历史，不像西方一样，一直被代替。西方近代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代替了古代希腊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中国的《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越《史记》的新中国上古史。

对于《史记》，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代之。《史记》的地位如此，《汉书》以下的载籍，其地位尤然。谁能写出一部新两汉史，代替《汉书》与《后汉书》的地位呢？谁能写出一部新唐史，代替《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地位呢？中国历史的稳定性，成为人类历史的特色。及时记事，及时修史，所记者具体，所修者翔实，史学盛业，未有逾于此者矣。西方史学家推崇中国的一套正史，是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应是平允之论。

中国的官修正史，以及官修实录、国史，是集体修史。换言之，是近人易于理会的集体创写历史。时代的演进，形成史料的浩繁，是一项正确的事实，中外皆然。据近人指出，研究现代史，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阅读已出版书籍的四分之一。年轻，黑发，朝气蓬勃地进入档案室，出来时可能已白发苍苍，濒临风烛残作龄与朱年。情况如此，史学家怎能独立修史呢？隋代载籍已浩繁，唐太宗初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达二十万卷以上。这种形势，显示出集体创写历史的时代，已经来临。修史的国营企业化，是一种趋势，股潮流，无法抵御，不能遏止。

集体修史，自然有其缺陷。中国史学家认为集众官修的历史，没有适当的领导人，通盘精密设计，监修者尸位素餐，撰修者互相推避，条章不立，著述无主，选材不宜，择事欠精，以致苟延岁月，杂乱成书，这是极为中肯的评论。

西方史学家认为“中国的修史，太为一种官方事业了，太为官僚化的组织了。历史被视为统治者的有效辅导，大体上历史亦由官吏而写，为官吏而写”，则是似是而非尽然之论。稽诸实际，中国的集众官修历史，不是一种太官僚化的东西，秉笔者常是反现实政治的史学家；史馆所搜集的材料，不尽是官方的实录、国史；实录、国史的记注者，亦具有独立的精神，超然于政治之上。何况国家倾全国的人力物力，及时修成当代史与前代史，为千秋留珍贵历史记录，这种官僚化的制度，其功在史学，又岂笔墨所能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