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音量、控制弯腰的弧度......街头卖艺,讲究的是恰如其分的尺度。
豫剧卖艺人老赵心里,有一张自己的“广州地图”。他总是忽然出现在广州街头一角,再在天黑透前,匆匆隐于人流,一天是这样过,十年也是这样过。
像他这样的河南籍街头艺人,曾经有几十个,如今还剩3个。“老家是回不去的家,他乡又是融不进的他乡。”未来何去何从,老赵还没做决定。
城中村没有异乡人
广州的城中村,都有一种四通八达的智慧。
杂乱无章的巷子,外来者走两步就会迷路,走五步就会被问是不是找人。真正的熟客深谙这里的生活地图,进了城中村,靓丽和污浊便一同松弛下来。
这里没有复杂的秘密。借钱、租房、吃饭,所有生涩的表述都被统一成最简单的诉求。豆腐脑、热干面、石磨肠粉,村口的店子的早饭,精准对接着自南向北的食欲,这里的异乡皆同乡。
早上9点,老赵的家还藏在村里更黑的路上 。大概十平米,没窗,就放得下一张桌、一张床。老赵一个人住,他没买凳子,平时就蹲着。蹲习惯了,在老家河南也蹲着,来广州也蹲着,倒又省下一张凳子钱。
老赵栖身于珠村握手楼的一间10方左右的房间,月租300元。房子里只放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连一张坐的凳子都没有,东西堆放在床上。
屋子空,东西更少,也不显凌乱,一个月300块的房租是老赵的大支出。“比石牌便宜,和在冼村的时候差不多。”今年正月刚过,老赵从冼村搬了出来,和所有外来的租客一起搬了出来,冼村方能继续拆下去。
午餐后,老赵背着背包提着水桶,出村进城唱戏。多年来,老赵在广州租住的城中村,距离闹市中心越来越远。2019年,他住到了天河东郊的珠村,这里房租更便宜。
16年前,老赵从河南初来到广州,住在离市区更近的冼村。“在老家,种地不挣钱,理发不挣钱,做什么都不挣钱。”上个世纪60年代,河南老家的村里没几个能读完高中的。他19岁时辍学,干理发。守着一间铺子从少年到中年,头发越剪越稀,钱越挣越薄。“家里的地,旱一年,涝一年,村里能干活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2003年,老赵42岁,决定离家去广州。那年的冼村还没拆村,他白天给村里扫地,晚上就住在村里,一个月工资从500块到2000块,十年匆匆而过。55岁的时候再一抬眼,冼村大范围拆迁,扫地公司要倒闭。老赵把包袱一背,搬出这一村,搬进另一村。
“回不去老家了,回了也得再出来。原先冼村里住着一群老乡,60多岁,就在广州街头唱豫剧,赚点钱。”老赵平时也跟他们凑在一块,也算熟络。而今自己丢了工作,他起了学戏卖艺的念头。“年龄大了,找工作就难。拉货、扫街、洗碗、看大门,哪里都不要我。”他听唱豫剧的老乡说,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块钱,有总比没有强。
他买了张票,回了趟老家。带回来一身戏服、一把胡须道具。于是,街边又多一个卖艺人。
我觉得我不是骗子
上午10点,老赵决定起床。
没有电视,不会上网,睡觉既是休息,也代替了消遣。前天晚上买好了面和菜,家里只有一口电饭煲,所以做饭很省事。“面糊糊、面条子,还是老家的味儿。”没有配菜,两种主食就换着吃,一顿做一锅,夜里回家也够吃。
老赵在租处煮了面,简单解决了午餐。城中村里物价虽然相对实惠,但老赵对自己的伙食餐饮一应花销,能省的都尽量俭省了。
过了12点,老赵收拾完碗筷就要赶着上街了。
戏服洗干净在厕所挂着,胡须梳整齐在床头摆着。老赵要检查两个扩音器是不是有电,这是唱戏的命根子。“我还是不会唱,就得跟着机子里的声音学,学的又不像,我觉得我唱得不好。”老赵嫌弃自己没什么唱戏的天赋,去年跟着老乡一起上街,自己硬着头皮就是张不开嘴。“害怕,怕别人笑,心里害怕。怕人家觉得不好看,根本就不敢唱。”老赵感觉自己打小就是村里的老实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从没想过要站在路边表演谋生。
鼓不起胆子上街唱,老赵就偷偷躲在家里练。“没办法,还是为了赚钱吧,也可能我还是不太习惯。去年都不敢唱,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他从不主动和人提起自己唱戏的事,老家的亲戚少有知道。“我怕,怕我唱的不好,怕别人说我是骗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说,我也不知道。”他沉默了很久,“我觉得我不是骗子。”
老赵唱戏时的反串老旦角色。准备出门唱戏前,老赵仔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子刮干净。
如果不下雨,老赵一般赶在下午1点出门。出门前的准备很简单,一个包,一个桶,就是一日所有的装备。包里叠一层戏服,叠一层扮相的胡须,再叠一层上妆的油彩,都是怕脏怕皱的,要仔细收拾。出门前,老赵又想起要刮刮胡子,这样子唱戏,人才显得精神。
赵叔乘坐公交车,经过科韵路地铁站时,他向外张望路边情况。按照他的计划,如果地铁站外人多,就在这儿下车先唱一场。
“来广州这么多年了,我可熟悉了。”公交车路过繁华的天河城,他想起早年在冼村扫地的时候,自己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只知道天河城热闹,就日日在天河城唱戏。后来管理严格起来,天河城不允许随意摆摊卖艺,来唱戏的老乡们都没了去路。
“所以我就知道,得把路子摸清才行。”坐上公交车,老赵心里有一张自己的广州地图。“天河城的城管很多,原来不管,现在管得严;龙洞那边最近也严起来了,前两天还不让去,人也少;江南西有时候会管一管,老人多,但给的钱少些;五羊邨前两年管得严,人多,摄像头也多。你看着没有城管,那个摄像头也会看着你的。”
遇上好说话的城管,他就赶紧收拾摊子换地方。“这边赶就去那,那边赶就去这。”有时候刚穿上戏服就得脱下来,一天收入也只有几十块。“人家城管说,老人家,这里不让摆摊,你们还是收掉吧。我知道,那也是人家的工作,人家的责任。”
“我真的挺知足,
没啥烦心事,
也不觉得苦,
就愁儿子一个人。”
他也想过不再唱,只是在等自己哪天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家里是好,就是不挣钱。啥时候能不挣钱?干不动的时候就不挣钱了。只要能干的动,就得挣。”
因为计划生育,老赵家里只有儿子一根独苗。“我最发愁的就是他,26岁的小伙子,老是想着玩。”老赵的儿子在福建一家纸巾厂打工,初中没读完就跟着村里人去了,这么多年也一个人在外漂着。村里都是男孩多女孩少,原以为儿子出门在外能娶个媳妇回来,几年过去仍没有动静。
老赵拿出一包纸巾,撕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捏在手上。说起儿子,时不时拿纸巾擦一下眼角。“想想今天的日子,我真的挺知足,没啥烦心事,也不觉得苦,就愁儿子一个人。”他没事时总想着给儿子拨电话,电话真接通了,心里一肚子话又吐不出一两句。“就总想着他,等他结婚了,哪怕我自己钱不够,就跟亲戚去借,我再加把劲。”
街边的一场集体观看
下午3点,老赵从江南西下车,挤进车站边的人流里。
他走得很慢,眼神不时的左飘右飘,但从不轻易抬头,老赵正在估计城管的位置。寻到一个人少的墙角,他把包和桶一放,便往地下一蹲。
唱戏之前,他要先给自己化妆。红黄的油彩挤一点在指尖,涂在脸上,额头上一道道皱纹的缝隙也要仔细地涂。黑色的马克笔用来画眉毛,这是他捡来的一支笔。油彩和画笔向来都省着用:画眉毛要粗细不一,眉峰粗眉尾细,一定要画得对称才算讲究。
接着便掏出白色的胡子和头套。老赵对着看了半天,原来是白色的发套混了几根黑色头发,怎么取也取不出来。他着急,只好先拉起绳子戴起来,头套勒在头上有些显旧,把额头的皱纹又勒深了些。
老赵一般到了卖艺的地方才开始化妆。他把背包和水桶往身前一放,拿出小镜子和油彩,蹲在街边地上就开始往脸上涂抹。
老赵化妆的时候很认真,他从不说话,就对着镜子看。身后抱孩子的妇人、送外卖的小哥、看大门的保安,一个一个走过去,也对着镜子看。
3点半,化完妆,老赵拎着东西朝一个红绿灯路口的等待区走过去,那里会短暂地留住一些等待过马路的人。扩宽的路面人来车往,老赵向前走了两步,眼看还有一条马路的距离,他突然停住不动了。
常摆摊的地方站着一个城管。老赵偷偷看着对面,对面也投过来注视的眼光,他们就互相看着。一个绿灯,两个绿灯,三个绿灯,老赵站在路边一动不动,两人谁也没往前走一步,谁也不向后退一步,彼此保持着一致的默契。
“管不管啊,应该不管吧?”老赵按以往的经验判断,对方迟迟不动,应该就不会向这边走过来了。他抓紧机会,随即套上一件暗红色的戏服,袖子一甩,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老艺人求助。旁边摆着一只投钱的空桶,一张收款的微信二维码,一切按部就班。这儿,就是他的舞台。
广州大道五羊邨地铁站旁的天桥上,也是老赵卖艺表演的“据点”之一。
下午4点,扩音器和录音机终于响起来。磁带是女声的唱腔,他声音低沉,配合起来总有些不自然,但老赵知道什么是恰到好处——每一个等待红灯的一分钟,就是他要把握好的机会;不高不低的音量,不会显得突兀,也不会招来城管的烦躁;眼神和姿态也要恰到好处;任凭围观注目,他并不抬头,保持一种小心翼翼的姿态。
过路人往桶里扔零钱打赏老赵。
人流攒动的路中央,来往的各色目光开始围拢但并不靠近,他的舞台俨然是一座孤岛。5分钟后,有人投来5块钱。年轻的孩子好奇凑过来,走开,回头,再走开。三两个老人站在一旁,并不说些什么,只是安静地看。有人拍照,也有人录制视频,他们打开手机再关上。人越聚越多,在路边形成一场盛大的集体观看,老赵只管唱,不抬头。
他们那(表演)不是也在谋生吗?
他想起珠江边那些弹吉他的小伙,还有路过广州大道看见的明星见面会。粉丝和观众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欢呼和掌声簇拥而至。“人家有价值,我觉得我没什么价值,就是化着妆,唱一下,还不好听,我和那些人不一样。他们跟我说,人家那是在表演,我这是在谋生。但我也想过,他们那不是也在谋生吗?”
几只曲子翻来覆去的唱,几小时匆匆过去,天黑下来,路人渐稀。
老赵冒着小雨唱戏。天公不作美,天气越来越差,赵叔直到天色阴暗大雨滴落下来时才匆忙离去。
“过阵子我想回家,多学几首曲子,再回来。”老赵从桶里掏出一瓶水,那是他专门从家里带出来的。收摊之前,他要用水把脸上的油彩都洗掉,脱掉的戏服、过路的城管,连同所有的注视和围观,都会被悄悄隐藏。
晚上8点,洗完脸,脱掉衣服,老赵重新扛起包挤进人群,一下就不见了。
老赵随身带着保温瓶。唱玩戏口干舌燥,他会喝几杯热水,保养自己日益苍老的嗓子。他已经58岁了。 统筹:南都摄影部 文字:南都记者 董晓妍 摄影:南都记者 谭庆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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