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末山路口小学。

全校有五个年级，只有一百七八十个学生，仅有几套老旧掉屑的课桌凳椅，其中一些还有窟窿，大部分学生上学还得从家里带上小板凳，没有板凳的就只能一屁股蹲儿坐地上了。全校数一年级的学生最多，有五六十个，负责整个一年级语文课程教学的是李兰。

李兰，生于1956年，上高县末山镇人，1975年进入末山路口小学担任场办教师，1992年离开教学岗位，17年的从教经历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痛并快乐着。

“我是个农村孩子，父母也没什么背景，小学刚刚毕业遇上了文化大革命，66年进入初中，白天劳动，晚上批斗老师，等到67、68年学校改成精神病医院，搬到徐家渡关山水库，我们就没书读了，然后只能回家务农。在末山石涧部我们几个人一起种植试验棉花，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从67年到74年。结婚之后一个碰巧的机会，末山那边缺一个老师，那时候初中毕业的都很少，就叫我这个算是初中毕业的去代课，教师生涯由此开始。”李兰回忆道。

教的学生基本是全场第一、二名（全场共五个学校）

学生的考试成绩是教师考核标准中最主要的一项。李兰的教学方法是注重课堂，因材施教。

据李兰介绍，她布置的家庭作业少，作业一般课堂上完成。课堂上她的演板时间多，会从好、中、差三个水平阶段各抽取学生，请他们到黑板上演示，这样做的目的是看看成绩较差的学生会不会做，成绩好的又好到什么程度。

她还会把班上成绩靠后的学生带到家里辅导，一边做家务，一边辅导他们做作业，等他们做完作业让他们回家。有时候天色晚了李兰（化名）得送他们回家，有的学生家里距离远，有三四里路（1里＝500米），要翻山淌水，交通不发达，只能步行送达。通常送完学生回到家已经九、十点，加上备课时间，总是折腾到深夜才睡，第二天早上又要四点早起去学校带学生早读。

用辛勤的汗水浇灌，成功的种子终能发芽。在以后的全场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多校联考）中，李兰所教的学生成绩基本是全场的第一、二名，得第三名的都很少。

比起教师，更像个学生。

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小学的老师大多初中没读完，被迫辍学。为了增长教师们的知识，提高教学水平，学校经常办学习班，组织全场老师进行学习。

从早上5点多到晚上9点，学生学习时李兰在学习，学生休息时李兰也在学习，除了上课、做家务、辅导学生，她都把时间花在学习知识上，小学一整套课本翻了无数遍，上面的笔记密密麻麻。因为是当班主任，她还要学习与家长、孩子沟通的方法，促进学生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就是从这些中学到了许多。”李兰如是说。

1984年的一场考试改变了李兰的命运。“84年的时候上面有精神下来了，让全县有意愿转为国家干部的老师参加选拔考试，入选的老师能够到县城去，进入县政府机关工作。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由一个场办老师转为副科级干部。”李兰自豪地说。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从全县几百个场办老师中选取十几位转为干部，竞争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李兰面临的困难可不止这些，这背后的辛酸只有她自己懂得。“早上5点起床就开始背书，白天上课，晚上10点睡觉，因为墙壁是竹篾做的，隔音效果很差，房间里吵得看不进书，干脆睡觉。一次放牛时，因为看书过于投入，牛跑掉了都没发现，急得我在山头跳脚。”李兰半开玩笑地说。

考试是2、3月开始报名，4月份考试，到6月10号公布成绩，准备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李兰扛着家庭、生活和工作的重担撑过来了，转到上高县党史县志工作办公室，兼职出纳，并参与编写了上高县1986—2005年县志。2007年李兰退休。这本县志在她退休后不久出版。

从学生到老师，再从老师到国家干部，李兰的一生离不开学习，现在年近六旬、头发稀白的她依旧热爱学习，不仅是从书本中获取知识，还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学习打乒乓球、桌球、门球，在郊外也开垦了几块地，学着种各种蔬菜，教导她的孙子辈们学习和做人的道理，“学”“教”二字贯彻了李兰的一生。

（图源网络，侵删 文章中出现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