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分别为《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东晋经学家范宁在《榖梁传集解序》中以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婉而清,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左氏》指的是《左传》,《谷梁》指的是《谷梁传》,《公羊》指的是《公羊传》,是为《春秋三传》。原文的意思是：《左传》的文章优美而且材料多,但缺点是多述鬼神、预言祸福；《谷梁传》辞清义通而且明净畅朗,但缺点是资料短缺不足；《公羊传》叙事分明而且善于裁断,但缺点是流于粗疏。范宁之说虽为一家之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三传在内容以及思想上的区别与特色。
(一)《春秋左氏传》
《春秋》三传同为解释《春秋》的著述, 但是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思想上、义法上,也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记述上。·《左传》记述的大量历史事件或不见载于《公羊传》、《谷梁传》，或不同于《公羊传》、《谷梁传》，等等。不仅如此，《左传》和《春秋》在文字、记事上也存在着差异，就是说，经与传并不统一。《左传》与《春秋》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左传》与《春秋》来自不同的历史流传系统。历史的流传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文字记载的史籍，一是口诵。上古没有文字之前，历史是以史诗的形式来传播的。它通过巫等人的口代代传，流传到后世。巫等用这些详实而生动的口头史料来解释国家、宗族历史中那些简略的记录，这些口传的历史同史册记载的历史有时并不相同，但又密切相关。这些口传的历史、史诗和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累积、再创造，事件的叙述也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完整。大量的历史事件不见载于史册, 而在民间流传, 这是当时的一个特点。
当然,《左传》的成书也采用了大量的历史典籍, 如《左传》、《国语》等所说的《夏训》、《周书》等。《左传》成书于战国, 所以, 它有可能参考各国的典藏。
《左传》中有大量关于“君子曰”的语句。"君子曰"是先秦史家对于道德、价住评判和社会观的一种阐述方式，并非《左传》所独有。《左传》中的"君子曰"，屡次提及"知礼"、"有礼"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敬上，一是修身。它将礼与仪相区分，提出度德、量力、相时为知礼，这是孔子学说中所没有的。"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含有一个灵活的原则。在君子那里，一方而是对礼的追求，一方面是灵活原则的运用。不考虑到德、力、时而固执地要行礼，是君子所唾弃的。还认为，礼的基础在于让，并且涉及到了礼的功利目的。"君子曰"认为，立君、官人是国之急。立君须重才德，而民不可弃，弃民则不能建功立业。它认为，为君要举人以周，与人以壹。要求臣为君"治烦去感"，纳君子善，纳君于礼，伏死而谏，大义灭亲。同时，还提出了忠为令德的问题。君子赞成刑赏并用，认为对罪人和邪恶势力，必须施以刑罚。要求善远恶，见恶务去，恶去则善伸。
(二)《春秋公羊传》
大一统思想，是《公羊》学的核心。所谓大一统，即"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公羊传》认为，大一统的中心是王、天子，因此必须维护和巩固王、天子的至高无上地位。它对《春秋》的阐述，多是从尊王、维护王的名分方面去引发的。《公羊传》认为世卿制度是不合礼制的，因为世卿制度堵塞了选贤举能之路，使众多的士人无阶进身;同时，由于世卿制度的实行, 公卿大夫势力增大,便会削弱天子的权力。世卿对大一统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公羊传》还认为,礼是王化的根本, 所以要笃礼而薄利。
三世说是《公羊》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学家把《春秋》十二公分为三世: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太平世是他们的理想世界。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历史越向前发展，世界变得就越美好。《春秋》三世，就是从衰乱世进至升平世，又进至太平世，一世比一世好。
《公羊传》把《春秋》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主要目的是为了阐释《春秋》异辞，但实具历史分期的意味。在董仲舒的理论里，《春秋》三世也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与书法的问题。可以这样说，直至汉初，《公羊》三世说仍然只是一种历史分期，而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三世说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一直到何休才正式形成。我们认为，《公羊》的历史哲学，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形成的过程，有的在《公羊传》中得到了表述，而后经过了《公羊》学家的阐发和充实; 有的完全是《公羊》学家经学、哲学思想的表述。不论是三统说, 还 是三世说,《公羊》学家对历史规律的总结,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它既是又寄托着他们自己的理想 ;既有客观的观察, 又有虚妄、机械的色彩。但是应该肯定,《公羊》的历史哲学, 是秦汉时 人对社会、历史的探索。
(三)《春秋榖梁传》
《谷梁传》 认为,天子者,天下一人而已,“ 太上”, 其位最尊。整个社会是一个级式的结构而天子雄踞于其最高层次上,所以, 它要求举天下而尊奉一人。
自孔子开始，儒家就围绕着君臣关系，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进行了许多的论述，这些论述往往打着"礼制"的旗号，它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同时也寄寓着他们建国、治国的理想，二者交融在一起。这些片断的、不成体系的建国、治国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对后代的政体、国家制度施予了极重要的影响。尽管儒家各个派别的许多政治思想并不是某朝某代的施政纲领，但它们对时代的影响之大，却是不能低估的。当然，它们也受时代的影响。本文认为，对儒家的与伦理思想交融在一起的建国、治国思想进行深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从诸侯分封到君主专制这一历史演化过程。同孔、孟、荀一样，《谷梁传》也对国家政治表示了热切的关注。《谷梁传》众多的论述, 不仅有其对政治制度的构拟, 而且有对国家组织形式的设想。
民本思想是《谷梁传》阐述的主要思想之一,它明确地提出: “民者, 君之本也。”认为民是 君治理邦国、 安居君位 的根本。《谷梁传》的天子身上没有神性, 而是现实中的人, 使《谷梁传》更透彻地认识到君、君位与民的关系。它认为, 民既为君本, 君必须重视其民,“ 有志乎民”, 涉及到了君与民心志相通的问题,这样,民为君本就立足于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石上。它还认为，君应当爱民、教民、使民以时,“时视民之所勤”。《谷梁传》的爱民是与反对战争相 联系的, 认为“善为国者不师” 。
此外，《榖梁传》还探讨了婚姻和女子的地位等等伦理道德内容。
(四)总结
三传在史实的阐述、书法的解释、礼制的描绘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认为，礼制的不同，正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时代反映。礼制崩坏，不仅《公羊传》、《谷梁传》二传作者已不谙识前代礼制，以致根据揣测来解释，而且《公羊》、《谷梁》先师也已经对这些制度不甚清楚了。如果我们知道许多礼制自孟子时已经"其详不可得闻也"，三传所述礼制的混乱，就很容易得到说明了。
《左传》和《谷梁传》在词语训释上有一个特点，即都注意到了方言词汇的不同。本文认为，三传都带有民间传说的气息，有的传说极尽夸张之能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本文最后谈到《公羊传》、《谷梁传》二传的思想差异问题，认为《公羊传》中也有阴阳思想，而且把人事与自然变化联系起来，以人道而言天道;而《谷梁传》区别于《公羊传》之处，正在于其以天事归之于天，以人事归之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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