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夫曼从表演、剧班、角色等多个方面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活动进行了探讨,书中关于表演和剧班的讨论颇多,而对于不协调角色的探讨篇幅较少。笔者认为戈夫曼在书中提到的不协调角色虽然在现实生活的表演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其对于表演者的影响却不容小觑。笔者思考到:不协调角色除了对表演者造成一定的威胁外,会否产生新的意义?想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需把握不协调角色会对表演者的表演所构成的威胁在社交媒体时代有没有发生变化?对此,笔者试图以微信朋友圈为例,探讨在社交媒体时代不协调角色的变与不变,及其在传播活动中的意义。一、不协调角色的变与不变
戈夫曼认为“对许多表演而言,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信息控制的问题”。毋庸置疑,表演者想要在观众面前进行颇为有效的表演,表演中的秘密绝不能让观众知道。但所有的表演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影响表演的破坏性信息会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被不协调角色所获悉,从而威胁到剧班的表演。关于不协调者,戈夫曼在书中提到它有两种分类,一种是“那些使人们带着虚假面具进入社会机构的角色”,包括告密者、托儿、监督人、职业探子和中间人(调解人)以及无关轻重的人;另一种则是“在表演过程中不在场、但却出人意料地会获得有关表演信息的人”,包括服务专家、密友和同行。
立足于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交媒体时代,戈夫曼所提到的不协调角色仍然适用。先来讨论第一种不协调角色——“那些使人们带着虚假面具进入社会机构的角色”,这类不协调角色具有某些相似的特点,都与表演者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他们始终清醒保持着自己原来的角色定位。他们带上某种能够与剧班打交道的虚假面具出现在表演者的前台或后台中,以自己熟悉的方式获得表演的破坏性信息。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类不协调角色遍布于表演者周围。在朋友圈里,所有的微信好友都或多或少地与表演者存在联系,所有的人都可能是告密者、托儿、中间人等等,本质上这种不协调角色和戈夫曼所说的如出一辙,他们同样参与了表演者和观众的互动,并且同样拥有着表演者所无法预料到的获得信息和进入各种区域的途径,对表演者存在威胁。第二种是“在表演过程中不在场、但却出人意料地会获得有关表演信息的人”,这种不协调角色则不一定都会对表演者造成威胁,部分不协调角色能够被忽略不计。他可能与表演者在现实生活中有接触,但还没有达成成为微信好友的程度。如一次演出前的化妆师,表演者在现实生活中有演出任务,他找到一名化妆师来修饰自己的妆容。原本表演者的皮肤状态非常差,但在化妆师的努力下掩饰了不好的皮肤状态,之后表演者在朋友圈晒照呈现的是光滑无暇的肌肤状态,而化妆师深知表演者的皮肤状态的真实情况,但不构成表演者的威胁,因为他们并不是微信好友,化妆师看不到表演者在朋友圈中呈现的表演。由此可见,朋友圈中的不协调角色只有在自己成为表演者的微信好友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不协调角色。 除了戈夫曼提及到的不协调角色,笔者认为在朋友圈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不协调角色——微商。这类不协调角色热衷于泄漏他们知道的关于表演者的秘密。在朋友圈中,微商的后台和前台似乎都呈现出来,但事实上大部分微商都没有进入过表演者的后台,而是直接从上家那里借用后台信息,接着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呈现出来,他们对于表演的真实性丝毫不在意,却又试图让他们的观众相信他们所泄漏出来的后台信息是真实的。微商把其他表演者的后台呈现出来,但不是想对表演者造成威胁,而是试图让他们的观众相信他们泄漏的后台信息是真实可信的,实际上关于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微商根本就没有考察过。另外,戈夫曼提到的不协调角色都属于客观存在的,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朋友圈里还有一种主观上的不协调角色,就是表演者“想象的敌人”。例如表演者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表演信息,他期待着能够收获不少的点赞或评论,但事实上他所获得的点赞和评论远不及预期,此时表演者会认为他的观众不够给面子,竟不为自己引以为荣的表演点赞。这种不协调角色不属于泄密的不协调,但在行为上与表演者相不协调,而这种情况在朋友圈中大量存在,因此笔者也将其视为朋友圈中的不协调角色的一种。 综上,虽然在朋友圈中,不协调角色具有一个首要前提,就是他们必须是表演者的微信好友。但不协调角色的内涵没有发生改变,依然对表演者具有威胁。下面将要讨论的是不协调角色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外延,笔者认为其外延则由于朋友圈的强连接属性而变得更为复杂。朋友圈的最大特点是只有成为微信好友才能看他人在朋友圈的表演和互动,因此,朋友圈中的所有表演、观看和泄密行为都是以双方都是微信好友为前提。基于这一强连接的前提,一方面表演者的观众成为了泄密的最佳嫌疑人,表演者对于表演会有更多的不安全感,表演者不知道他忠实的观众会不会是泄露表演破坏性信息的不协调角色,也不知道他的微信好友什么时候会路转粉或者粉转黑;同时,表演者或许能够知道不协调角色是谁,虽然找到不协调觉得也颇为艰难(需要在微信最多容纳的5000好友里找)。另一方面,表演的破坏性信息不仅能够在朋友圈里传播,还能通过关系链的作用进行泄漏,例如,A与B是好友,B与C是好友,而A与C不是好友,此时B发现了关于A表演的秘密,B没有在有A的关系链中泄密,而在有C的关系链中泄密,B还认为自己并没有成为A表演中的不协调角色。事实上,社交媒体的关系链使得不协调觉得变得更为复杂,C成了B成为不协调角色的替代品,同时C也有可能将A表演的秘密泄漏出去。
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不协调角色依然存在,那么相对应的,这些不协调角色对表演者所造成的威胁也同样存在。结合朋友圈强连接的媒介属性,笔者欲将朋友圈中存在的表演威胁分为以下三种:
1、表演的破坏性信息被揭露:呈现形象与真实形象不符朋友圈所形成的场景是虚拟的,在这个虚拟的场景中,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设置一个他们想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角色,并以这个角色为中心开展一系列的表演,这些表演或多或少都隐藏着表演者希望展现理想自我的私心,在这个意义上,朋友圈的所有表演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关于表演的破坏性信息,这些信息都会构成表演的威胁,表演者害怕自己在朋友圈中构建的理想自我被熟悉他们的不协调角色所揭露。因此,破坏性信息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呈现与真实之间的矛盾。
表演者在朋友圈中的呈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外貌的呈现,另一种是性格的呈现。外貌的呈现多数要经过美颜、修图、滤镜等过程的加工后,由表演者精挑细选,再以照片、视频的形式在朋友圈呈现。性格的呈现则是表演者在朋友圈所建立的“人设”,例如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懒惰的人天天在朋友圈打卡学习,表现得非常积极向上,这种积极向上就是表演者在朋友圈中的性格呈现。网络给了表演者更多展现理想自我的空间,但这些让表演者洋洋得意的表演,大多数都会与现实中的真实形象有不相符之处,那些潜伏在朋友圈中并且在现实空间中接触过表演者的人,他们对表演者的真容和性格一清二楚,对于这群人来说,他们掌握着表演的破坏性信息,一旦这种信息被揭露,表演者的表演就会不被观众买单,存在着表演失败的风险。奇怪的是,很多表演者明知道有表演的破坏性信息被揭露的风险,仍然热衷于朋友圈的虚拟表演,他们更乐于接受虚拟的自我而不是真实的自我。2、关系传播的隔离矛盾:屏蔽与被屏蔽在朋友圈中存在着多种复杂的强关系,如亲人、老师、同学、朋友、同事等,但并不是每一种强关系都是共生共存的,有些时候表演者以某一种强关系人群为表演观众时,会希望屏蔽另一种强关系的人群。举个例子,据笔者观察,不少朋友圈的表演者在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会屏蔽自己的领导,而呈现与工作相关的表演时则会仅领导可见。表演者将生活表演和工作表演明显区分开来,不同的表演前台中观看表演的观众也会不同,笔者认为造成这种表演形式的主要原因在于表演者希望在领导面前维护自己恪尽职守的形象,并心存侥幸希望领导不会发现表演者其他无关工作的表演。
但在朋友圈这个特殊的场景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表演者会在某次自己的表演或者观看别人的表演时意外发现,原来他的这个观众和他的另外一个观众是认识的,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强关系。强关系属性让朋友圈中的关系传播更为便捷,同时也减少了观众隔离的阻碍,如果表演者在朋友圈中只对某一强关系人群进行表演而屏蔽了其他强关系人群,怎能保证观看表演的观众中不存在不协调角色的可能性呢?又怎能保证表演中的不协调角色不会把表演泄漏给其他未观看表演的强关系观众呢?由此可见,这种选择性屏蔽会对表演者的表演产生威胁,但若不屏蔽其他观众,又可能损害表演者的利益。屏蔽还是不屏蔽?这是一个问题。3、理想自我的表演困难:规范自我的束缚戈夫曼在书中提到:“当个体处于他人面前时,常常会在他的行为中注入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戏剧性地突出并生动勾画出了若干原本含混不清的事实”。在戏剧实现的过程中,表演者总是基于自己的认知框架,借助各种各样的符号进行表演,他们的表演很多时候都是带有一种规范自我的意味,也就是表演者通常会呈现自己认为别人期待中的他应有的样子的表演。朋友圈是一个对外展现自我的平台,如果表演者不想在朋友圈展现自我,他可以对呈现的朋友圈进行仅自己可见的设置,或者写到自己的日记本上,所以,朋友圈的一切表演,都是表演者对自我的呈现,而在这个过程中,表演者会呈现他们认为观众会喜欢和认可的表演,也就是说,他们的认知框架天然会受到一种规范自我的束缚,这种束缚来自于表演者坚信在观众或者不协调角色心里,他们应该是这样子的。例如一个大学教授在朋友圈的表演应该是以学术内容的呈现为主,如果教授在朋友圈中发布海贼王的相关表演,就会被认为与其身份不符。因此,笔者认为表演者想要呈现理想自我是有一定的表演困难的,这种困难源于追求认可的规范自我的束缚。
【读书心得】朋友圈的不协调角色 ——读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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