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说：“悲剧所表现的，是处于惊奇和迷惑状态中一种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我们不难发现“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在西方悲剧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积极进取”是人内部斗争之后的选择结果，是生命个体的一种价值选择。比如俄狄浦斯，他的命运一直处于一种对立冲突的状态，他想要逃避神谕的惩罚却又不幸跌入命运之网，到底是命运的戏弄还是可以自我支配？命由天定，运由己生。或与每一个人的最终结局都是毁灭，但在到达终点的过程中，俄狄浦斯身上的酒神和日神精神相互牵制又相互撕扯，正是在这种交织中体现出不妥协的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悲剧的情感色彩是低沉的，忧郁的，但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却是饱满的，激昂的。

一些人持有“因为中国古代悲剧结尾多为大团圆，所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悲剧”这样的观念，对于这种“大团圆不是悲剧，一悲到底才是悲剧”的看法我持保留态度。有时候看似悲惨的结局实际上是命运的解脱，而一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谁又能知道这不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呢？在判断一个故事是不是悲剧的的时候，关键是看其内容和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而“结局”作为一种形式是用来服务和凸显内容的。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中，主人公为父报仇而杀死母亲，最后因雅典娜的帮助而获无罪，雅典人欢庆城邦保护神雅典娜的节日。所以当我们说到那些结局大团圆的中国悲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时，极大地可能是其悲剧精神与传统西方意义上的悲剧不符，而碰巧它们的结局是如此。若简单地拿结局来判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至于“为什么中国的悲剧没有一悲到底”这个问题，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得回归到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命运似乎不比道德伦理来得重要。在儒家思想主宰的秩序化和稳定化社会中，道德规范更重要，一切是非对错 、奖惩和生死都由正义的道德来评判。中国的悲剧似乎隐含了一种强化群体思维的意图，它使观众在其中得到满足，并试图与虚妄的现实世界和解，就像马克斯韦伯说：“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其实朱光潜也讨论了悲剧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较弱的心灵更容易逃避到宗教信仰或哲学的教条中去。儒家文化在面对矛盾冲突时往往采取和解的手段，不愿陷入自我纠缠的境地；而希腊人不满足于宗教哲学，他们面对无垠宇宙的困惑时，内心理想和现实之间在不断对抗，正是这种内心的冲突产生了希腊悲剧。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而西方则认为“未知死，焉知生”，中国悲剧是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势力试图实现人生的圆满, 西方悲剧则是通过正视人自身的缺陷和罪恶来给予人一种生活的启示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