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食客方珍妮/
采访/钟宁 编辑/曹秋硕 视频/闫志敏
方珍妮，现任法兰缪思（北京）贸易有限公司CEO，香港著名烹饪美食家方太之女。自幼耳濡目染，对美食有浓厚兴趣。早年曾从事影视工作，婚后随夫代表法国政府驻国外大使馆，先后在30余个国家和地区工作和生活，对世界各国美食均有深入体会，对法国葡萄酒文化研究尤其深入。现致力于葡萄酒文化、餐桌礼仪和生活艺术的传播和教育。方珍妮接受了味觉大师创始人钟宁的采访，访谈实录如下：
访谈实录
钟宁：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妈妈是特别能干的一个人？
方珍妮：从小就知道。对，因为我们家是有五个兄弟姐妹的，所以对现代的中国来讲是属于家庭兄弟姐妹比较多的，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还是比较普遍。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十三妹，她家里已经是有12个姐姐，她是第13个女儿，潮州人。所以从小很多事情，妈妈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处理的，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念书，陪我们做功课，当然每天的一日三餐全是妈妈一人搞定。
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年代不一样，当时还没有现在那么普遍有电动搅拌机，当时我们做蛋糕全是手打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做 butter cake 黄油蛋糕，当时在香港也没有太多饼店，所以这种很好的美食都是妈妈自己亲手做。我还记得是挺累的，因为我妈妈个子不是很高大，她是南方人，手打要做黄油蛋糕，黄油要把它打软，这个过程是要用很多力气。我们端午的时候粽子也是妈妈自己包的，除了不自己做月饼，其他一般过年过节的美食，春节时候的萝卜糕、桂花糕，全都是妈妈做的。
钟宁：在您对外部世界开始有认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眼里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方珍妮：其实我小时候社会的形态跟今天是很不一样的，当时我们的社会很简单，也比较传统。小孩子每一个同班同学，我是念女校的，所以所有同学的妈妈也跟我母亲一样都是家庭主妇。在我学校同学里头，妈妈出来工作的不多，所以当时妇女一般在香港都是留在家里头会比较多。妈妈一般跟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照顾孩子，照顾我们上学，我们的三顿饭。可是我妈妈是一个特别麻利的人，虽然家里我们有五兄弟姐妹，我还有两个大哥哥，两个小妹妹，可是所有事情，我妈妈从买菜、煮饭，家里所有应当一个家庭主妇负担起的责任，连家里的亲朋好友谁过节，谁生日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全都是我妈妈一个人一手包办。
我的父亲他是很受宠的一个人，有一个那么能干的妻子的话，他虽然上班，他不需要劳累其他的事情。我父亲是个美食家，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家里头最多听到爸爸说的就是对菜品的点评，这个是最多的，其余的都是妈妈一个人打点，所有东西都是她负责。
然后妈妈的教育也是比较严格，我到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哥哥们都很感恩我妈妈，因为从小我们的教育是很传统很严格的，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不需要太求人，都懂得自己一手包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所有兄弟姐妹后来的人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钟宁：十四五岁的方珍妮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方珍妮：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比较安静，而且因为我提到我妈妈比较严格，在我们那个时代，女孩子很少说出去的，我们都是好像今天说很宅，都在家里。然后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最大的嗜好，我喜欢画画跟音乐，我会弹吉他，所以我最大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头唱歌、画画，不然的话就是看我妈妈做饭。这个可以说是童年时候过的一些很简单的生活。
比较乖，不过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形态没那么复杂。您知道在香港，当时裙子穿短一点点的，头发留长一点点的，就被认为是飞女，好像台湾说的太妹一样，其实这些字眼不太好的。所以当时连裙子穿短一点点的女孩，头发长一点点，没有把它编成小辫子的，我们看上去都已经觉得这样的孩子不够规矩，不乖，就已经说给她一种特别的名词，不太好的名词什么飞女，其实现在谁小孩不穿短裙子，都喜欢长头发对吧？那么当时的社会观念不一样，还是比较保守。
另外因为从小我家三姐妹全是念天主教的修女学校，修女学校一般全女生比较严格，都在家里头玩，尤其是我有两个妹妹，我们都是唱歌，然后各自画画，这样就一天了，暑假也是这样。很少像今天的社会父母会带孩子出去玩，你想想我们家五个小孩，如果每一次一出动的话，再加上爸爸妈妈就是一个小型的面包车了，要七个人。当时的交通也不是说每个人家里都有大的车，一般人出去就打车对吧？那么七个人一起出动就要两部汽车。
所以当时我们这种家庭状况是很普遍的。好像我的同学十三妹家里根本就不可能说一起出动。没有的，女孩子在家都是做女红，做一些编毛衣，弹琴，画画，简单的生活。
钟宁：什么时候知道妈妈在全香港是最有名的女人？
方珍妮：其实妈妈变得在香港非常受大家喜爱，很有名气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了。其实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很伟大的女性，我在妈妈的眼中，可能学到的东西，我妈妈的一辈子作为我的学习对象来讲，我学到的就是她很会做抉择。比方我们小的时候，当时的妇女都是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照顾孩子很辛苦，是一个全职的，24小时，一年365天，没休假。跟现代的家庭不一样，有的妇女出去上班，家里有一个阿姨，或是家里很幸运，爸爸妈妈会帮忙，或者是爷爷奶奶会照顾。当时没有的，都是小家庭，家庭主妇都是自己照顾孩子，自己去为家里准备一天的三顿饭。
可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妈觉得对于她来讲，最主要是要照顾孩子，家里有五个孩子，所以我妈妈的职业生涯是到了我的小妹妹，最小的妹妹几乎开始念小学，我比我妹妹大五年，所以我当时已经是中学，几乎中学毕业。我的妹妹当时还是差不多念初中，到了这个时间段，我妈妈才开始出来说做一点她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当时的社会也不一样，很多女性都会在自己照顾家庭之外做一点兼职。好像我很多同学的妈妈，我们放学有的时候会到同学家里去做功课，我看到我很多同学的妈妈，当时在香港是一个出口的地方，曾经出口过一段时间，很风靡美国的塑料花，人造花。60年代70年代，香港是这样的，然后出口玩具，你看现在风靡全球的芭比娃娃，很多是在香港加工的。那么当时在香港出口很多玩具，那个玩具是怎么做呢？好多家庭妇她们会从工厂里头拿活，活拿了之后就会在家里头，比方说吃完饭，或者是下午孩子上学的时候，她们会粘，比方说把小鸭子粘起来，我小的时候在我同学家都粘过。
我们觉得很正常，没有觉得是很特殊的一些个案。然后我妈妈是到了妹妹几乎是上初中的时候，她第一次去找工作，我觉得太有勇气了，对于女性来讲，我觉得很有启发的作用。当时她已经好几十年没工作过，因为一直都在带孩子。所以出来工作的时候，她是看报纸，报纸上面刚刚是香港的煤气公司有一个家政班，他们需要会做饭做的很好的，会做菜的导师，我妈妈就想，我都做饭做了一辈子了，她就去尝试，然后就受聘了。
所以我觉得她对人生的抉择是非常睿智的。她没有在我们小的时候牺牲照顾我们的时间，跑出去干活。当然如果她再早20年或者是30年开始她的职业生涯，我觉得今天的方太可能会是全球有名的。因为她非常有想法，另外我妈妈很努力，非常努力的一位女性。所以小的时候看到妈妈，就是妈妈麻利，工作快速，不求人，另外就是她的这种勤劳，对于我本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榜样。
后来我很多时间在国外，是到了妈妈已经在香港每一个人都看她的电视节目的时候，从国外回来，看到报摊上面那么多妈妈的杂志，因为当时是有月刊，有好几本，跟养德堂，跟施养德先生，也出了养德堂的方太的系列，还有很多跟不同的出版商出版的很多的月刊。所以其实她工作的能力很强，因为每一天要去录影，当时我记得在电视台她的节目是每一天要出来的，所以是天天要录影，然后她还要编辑这个杂志。
钟宁：您小时候在女校接受的是很传统的教育，妈妈是一个教家庭主妇，或者是教全社会的人煮饭的这样一个生活偶像，为什么您的第一份职业会做演员呢？
方珍妮：其实这个是我没有挑的，偶然。其实当时是有一天我可能出去买东西，买东西可能有人看到我了就拍了照，拍了照我都不太知道，因为后来我看到那个照片都不是正规的照片，我也没有印象给人家拍照。后来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场所，因为我也没有看到，后来为什么电视台会有我的照片。我觉得可能是我去买皮鞋，我在买皮鞋的时候，好像在看窗里头的皮鞋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过来，当时没有手机拍照的，1978年1979年的时候没有手机，那个女孩子过来就问我，她说这个鞋很漂亮，我在看，我说对啊，然后她说这个鞋我觉得你穿也会好看之类的，然后她好像是问我能不能你在这个旁边我拍个照片，我觉得当时社会也没那么复杂，她拿着一个这样的照相机就拍了一个照，可能是这样。
那么后来是电视台联系，联系我，联系我妈妈，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可是因为联系的人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谁，跟我妈妈一起去见面之后，我对她的印象是特别的深刻，施南生，所以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施小姐，跟我母亲，因为我当时其实还没到18岁，刚刚念完书，可是因为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到现在都很难忘，她就是一个很帅的女性，讲话非常有技术，不比一般的外交官差，好会辞令，讲话让人家很有安全感。
然后当时因为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你知道在我们香港这个社会，在我们年代，女孩女孩子念完书一般就念一个师范学院，就是念一个护士学校，或者是当老师、当护士、当个会计，这个是很正常的路。当时香港只有中文大学，跟香港大学竞争很厉害。不然的话你还有能念的就是有一个理工学院，可是是工学院。跟着一般就是说要出国了，在我小的时候这个时代，70年代不是说没有留学生，不普遍。一就是你考到奖学金，好像我学校我有一些发小，从小一起的同学，他们念书是特别棒的，所以他们是用奖学金到国外去留学的，到英国去，因为殖民地当时是有一些这样的制度。可是一般普通家庭小孩子说到美国留学，到加拿大留学还是很少数的，并不是那么普遍。
钟宁：您短暂的艺人生涯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
方珍妮：讲得很坦白，其实电影电视的制作，我更喜欢电影的制作。因为我觉得那个里头是有很多的我可以学到的东西，其实我后来到了邵氏公司，我都是做后期的制作。电视不是说不喜欢，当然对于年轻女孩子你去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很fascinating，很吸引人，你知道电视台要宣传你，很快你就是一个那么小的香港所有人都知道，可是我反而是觉得有压力，而且我不是很习惯。因为我们在香港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我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电影，因为中国的演员是有培训的，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培训，到后来才出现演艺的训练班，对吧？好像现在很多的，梁朝伟大明星全是训练班出来。可是这个才是刚刚开始，我们当时的制度还是觉得，年轻女孩子长得挺可爱的，挺漂亮的，然后有人就把你找到，是不是你可以去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电视片里头的角色。
我们去了我们没学习过拍电影，我记得我刚开始是做一些访问的，访问还好，因为访问对于我来讲是好像一个工作一样，我知道导演要我问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就按照导演的指导，我去把这个问题问了，然后别人搭了，我这个电视节目就拍完了，我不需要有太多个人的表演的方式。可是拍电影不一样，拍电视剧不一样，你必须要懂，叫你哭，我哭不出来，我已经累死了，对吗？
然后另外第二件事情，我们家从小家庭的教育就是很规律的，拍戏的时候拍电视剧，你是拍夜景，你就要晚上去拍，不能睡觉。我最记得我拍古装电视片，我在香港有一个叫宋城，其实是给人家去旅游的，仿宋朝的建筑的一个景点，当时是挺先进的，我在宋城的卫生间里头都不知道睡过多少个晚上。等打灯的时候累死了，因为早上也要拍，晚上也要拍，要赶拍这个剧的时候就没有休息时间，吃也吃不下，压力大。然后你整个人你知道我们梳个头都几个小时，化个妆几个小时，你不能到大街上面去吃饭，天天吃盒饭，吃的我差不多吃了两个月之后，看到盒子都害怕，我都不吃了。然后我当时很累很瘦，我只能吃冰淇淋，这个是到现在都是我很爱的一个美食。
钟宁：那时候妈妈对你的这份工作是什么态度呢？
方珍妮：妈妈爸爸其实发现原来电视是这样拍的，开始就都不高兴。爸爸更不高兴，女孩子怎么可以不回家？就算是拍电视，知道我在工作，不回家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当然来讲也会有压力。如果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我从小比较自我，我不太喜欢给人家指指点点，这也是一个后来我觉得不适应（的原因），我不想承担那么大的压力。另外最主要，我发现我没有什么演艺的细胞，因为我没培养过。如果叫我哭，我觉得很难哭出来，很假。然后派给我的角色我也不喜欢，很多我不喜欢。我没有这个人生经验，你要我拍一些东西，那个角色跟我相差十万八千里，都不知道怎么演。
钟宁：您在邵氏公司待了多少年？
方珍妮：在邵氏公司大概是差不多有两年多一点，可是那个工作室我喜欢的第一当时我的老板是方逸华女士，也是很棒的一些女性。遇见的都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在女性之中的一些很别类的，可是非常杰出的一些人物。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说白了，我从现在这个年岁再去看，怎么会请我那么一个懵懂的人，什么都不懂，你想学校出来就去电视台做了一个合同。跟着之后，我为什么会去邵氏公司工作，我要脱离电视圈，我没办法，我有的时候今天我还会跟我的朋友开玩笑，他们会好奇问，我说不要提了，我老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进了黑社会出不来一样，您知道你到了电视台工作之后，虽然你可能没有名利双收，毕竟来讲你在一段时间，全香港都知道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其实我是个很简单的人，我身边的人知道，香港的菜市场的很多老板都知道，他们叫我大妹，都常常会问我妈妈到现在，大妹妹没回来啊，她没回香港，因为没有看到我去菜市场。我从小特别喜欢逛菜市场，到现在都没有戒掉这个瘾，我特别喜欢菜市场，特别喜欢去那些很接地气的地方。我在电视台工作，我也会去买菜，当然会化了妆，可是还是会买菜，我还是会自己去买报纸。当时是报纸，当时没有派报的，我们都是去，而且卖报的报摊老板是我同学的哥哥，所以很有亲切感，去买报的时候，大哥我要一个明报。
这种我从小就是这样，到了变成公众人物，我还是这样，我不觉得方珍妮是因为我做了一个电视节目，我要改变，我为什么要为别人改变？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我就觉得我必须出入一定要有名车，我一定是坐飞机，我一定是要做商务舱，坐头等舱。我可能是父母的教育，我觉得你有多少的收入，你就用多少的收入去生活。所以当时去了电视台，我觉得我没学到东西，可能我要怪一些当时的导演，他们还是不够高明，没有给我很好的指导，没有让我在这方面能够培养。我觉得没东西学。
我在邵氏公司方小姐当时是找我去挑演员，她可能觉得我的审美观还是可以的，我是挑演员。然后台湾有很多年轻漂亮的，无论是模特儿或者是在香港的，很多是广告公司推荐的，所以她都会有商业照片，我会在这个里头我先挑，然后才会约她们去面试。然后也有一段时间是负责很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时邵氏公司已经希望是转型，是帮很多人解约。我当时年岁很小，大概是二十四五岁，所以要做一个解约的，这些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考验。还有就是电影制作后期配音，当时还有宝丽来Polaroid，EMI，他们都会跟这些电影公司合作做后期的配音，所以这个音乐是我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他当时是觉得这个小孩因为她要找工作，你知道在电视台出来，你再去找工作，你是找不到工作的，我没有说没有尝试过，我曾经是兼职帮香港的一些大公司，他们要找可以说是Press Conference，专职要做所有跟记者的发布会，他需要有一个对这方面是有认知的人，我曾经去帮一些企业兼职过。可是很快我感觉到很不自在，而且是有朋友关系的，不然他们都不会请我！我根本就不志在这个里头的工资有多少，我是希望我可以转型，可是谁会，你想你在电视台出来你怎么找工作，人家不相信你。而且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已经30来岁，人家觉得她可能是在这方面没发展，要找个工作可能还可以试试对吧？当时没有的，而且你那么年轻，又长得不丑，你说你要去一个公司，人家进出口公司，我能来学习进出口吗，人家觉得那个老板会害怕对吧？就觉得你是不是来开玩笑，可能想弄一些新闻出来做个宣传，不敢的，真的不敢，所以就很苦恼。
等于是你怎么去改变你的过往，你做了的东西所有人都认识你，你说我现在想去做个其他的很难，所以当时我是有这个机会跟方逸华女士提到这个问题，我说方小姐我不想干这个电视台，可是我现在又没有其他的技能，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可是就是不想出镜。然后她两话不说就跟我说，你明天来上班，明天来公司，我去了之后她就安排。其实我说今天我的年岁，我的经验，我觉得归功两个事情，第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缘分。另外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女人是仗义，她仗义就那么简单。你说邵氏公司有多少人才，多一个人不多，缺人不缺。她就是可能看到，这个小孩，她想帮我。可是在这个基础里头，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阅历。能够从一个我自己并不是厌恶的工作，电视我不厌恶，可是我没有可能性学到幕后的东西，我是要做一个幕前，而且幕前我觉得我发挥不了，不是我的专长，我没受过培训，我觉得走的路不对。
到了幕后也不是说我想做这个，其实我到了电影公司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可能性，是能够让我从一个我觉得不适合我的圈子有另外一个重生，可能是在一个这样的阶段。可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我不后悔，因为两个工作都是很多姿多彩的工作，另外也是能够带给我很多人生的阅历。
钟宁：您离开邵氏之后去了哪里？
方珍妮：去了内地。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玩，我第一次离开香港来中国内地是去成都，因为在电视台要拍一个纪录片，我是要做纪录片里头的所有讲解的，只有我一个人。应该是1979，1980年吧，记不清了。是四川省刚刚要开放了，是最后一个开放的城市，所以当时是受邀请，就是要电视台去拍一个这样的纪录片。所以我第一次到四川的时候，我坐的飞机特别安静，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的飞机那么安静。到了要下去了，降落的时候打开这个帘幕，我才知道前面全是军队的军人，我是坐在一个军机里头，所以当然很安静没声音了，没有人聊天讲话的。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印象。然后我在四川拍成都的美食，成都的所有的工艺，蜀绣，银丝工艺，你知道我可以吃到很多小吃，龙抄手，钟水饺，所有这种甜的咸的美食。然后访问很多当时中国还是很有名的一些画家，工艺家，去看到银丝工厂，拉丝是怎么做的，蜀绣是怎么做的，然后当然去了很多的名胜古迹。这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震撼，所以那个旅程之后就念念不忘。这个可能也是希望可以有一天有一个改变，可是在蜕变的过程之中，我要找到我自己的路，这个是比较难。
钟宁：如果用一个颜色来形容那个时候的四川，会是什么样的颜色？
方珍妮：四川是绿的。为什么是绿色，给我印象最深的，我可以说是在一个森林里头，现代大厦的森林里头长大的，我们很少看到绿色的大树，自然的风光。我到了成都，我最记得我们坐一个小面包车，摄影队，途中我就看到两边都是麦田，那个绿无法形容，一望无际。然后在田里头工作的那些女人全都是头巾，有紫蓝的，粉红的，绿的，黄的，那种美，就是好像是田里头突然看到百花盛开。这一种所有的形象，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为什么我对中国有特别的一些情感，可能别人很难理解，因为我来的也比较早。
跟着在邵氏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很想，怎么可以找到一个方式可以到中国去。当然我有另外一些私人的想法，我觉得我在香港那么繁荣的一个社会，而且也是因为我的母亲也有名气，我自己也在电视台，在邵氏公司工作过，我要过另外一种另类的生活是比较难。那么我觉得如果我要做一个选择，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那么我就可以做一个百分之百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在计划，我怎么样可以蜕变，做另外一种工作或者是生活。所以当时我是很频繁地在观测，也在研究中国的开放政策。然后当时是可以有合资企业，我就把一些我当时能够在电视台工作储下来的一些钱，我当时是来做了一个合资企业，那是1984年吧。
钟宁：您当时来内地投资了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方珍妮：做服装加工，因为我当时是在东四十条。我没有去四川，因为四川我觉得他们当时还是讲四川话，当然普通话也讲，可是我觉得我在北京，首都比较有安全感，比较有概念。然后当时也是因为香港已经是有最早期的，有一些北上的公司，那么当然不多，做成衣的更少。我当时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可能太希望过另外一种生活，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因为很想有自己的另外一个方向。我从小就对画画，对fashion illustration，在做服装生产，其实有一个部分并不是设计师全是那个样子，是他画出来的。好多设计师他是不懂画画的，他只是有概念，跟对于纺织里头的纺织品的所有的细节，他们是学纺织品，然后把设计概念一起拼配上去。我当时也有学过，我有学过是画图，所以当时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方向，女孩子也喜欢衣服，是一个方向，我最主要当时只是做加工。
钟宁：这个公司是做贸易公司还是一个工厂？
方珍妮：工厂，有120台机器，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小的，你知道国家的北京的加工厂，当时因为要转型，我们是改革开放，要去合资的时候，他们给我提议了很多的加工厂。我记得有一些军工厂，因为都改变都要转型，不做军服了，我们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军事的衣服。一条生产线，一个车间里头是20条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里头是坐35个人，然后你一条生产线出来，每一天的量，他们是做几万件的，你说你哪里能接到那么大的单子？等于是你一天做几万件，你一个月要做一百多万件衣服的订单，哪里找没有。他们也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挺爱国的，跑回来改革开放，然后就给我找了一个合资工厂，就是一个小小的，120台机器对于中国来讲，工厂来讲，真的是最小最小的可能性，比这个更小的都不可能。
钟宁：这个工厂做到什么时候，在这期间还做别的事情了吗？
方珍妮：我一直做到1989年。工厂天天上班，买棉料，去找布料。当时在中国找布料不容易的，没有好像现在淘宝天猫，我们当时真的要用渠道去找。拉锁我记得要找好的，因为我是要帮法国加工，找一个好的YKK进口的很困难。然后还要跑龙虎大厦去看市场，因为当时龙虎大厦在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百货店，非常热闹，每一天它的销售量是很大的。我们当时做这个都要去学习，看中国的系统是怎么做销售的。
钟宁：你是那个时候遇见您先生的吗？
方珍妮：其实我跟我先生挺有缘分的，我是在国外已经见过，吃过饭，可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天地。我们是后来再重逢再相遇，这也是一个挺美的事情。因为后来他也是，可能是天意吧，他也是来到中国工作了，他是驻华使馆。我们在香港见过，我在电视台的时候已经见过，然后又在法国见，然后又在北京见。然后朋友跟朋友之间，有很多原来是共同的，不知道。
钟宁：那等于您在北京这五年时间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对吗？
方珍妮：当然了。全世界真的我能去的地方太多了，我对中国一直是念念不忘。跟我先生因为他的工作，我们都是在驻外，我到了结了婚之后，我一直就跟他讲，1989年离开之后，尤其是当时也是，他一定要回法国继续在外交部工作了，对他的事业很重要。我觉得当然我不舍得离开北京，而且我当时事业还做的挺好。
可是我的感觉是人不能有太多的想法，我觉得在我妈妈心目中，她可能都不知道，其实我很多抉择是跟我妈妈学习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妈妈是个很懂做抉择的人。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喜爱的工作将来还会有，可是我爱的家庭可能就不可能能够完美。如果我为了我自己，继续要做我的事业，毕竟来讲虽然说是有飞机可以飞来飞去，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决定了跟我先生一起在国外，去哪里生活都无所谓，我就是要跟着他，因为我后来孩子所有都是要照顾。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我人生的重点。一直到了在国外的时候，我常常会跟他讲，退休之后，我前半生什么都可以随你的，后半生我们退休之后能不能让我可以去一个国家，接近我的父母，然后可以接近我的，比方说我的朋友，过一下我喜欢的文化生活。所以我的先生他很聪明，他说你就是说要去中国内地，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很早就知道我不太喜欢香港。
钟宁：你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你就一直随着他，等于这段时间完全交给了家庭是吗？
方珍妮：对，我们当然也很幸福，很多时候在外交部不是说你想去哪里哪里的，是外交部的安排。可是我毕竟来讲，我的先生事业也挺畅顺的，所以我能够有机会去的国家都是很好的国家，在美国，在日本，然后非洲，然后还有之前在巴黎有很多时间，也是可以给我很多的学习空间。我现在可能有的一些审美的观念，跟当时能够学习到的一些审美观这个培养，法国给我的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对我这辈子的审美观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帮助跟培养。
钟宁：您觉得中国的女性跟法国的女性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方珍妮：法国女性其实跟中国女性，我是这几年观测到的。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就是说我们改革开放这40年了，人不断地在改变，如果单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女性的变化很大。我认识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女性很传统的，真的很传统。她们都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上班对吧，无论她是在什么单位上班，她回家还是要做做家里的事情，因为当时也没有阿姨。说实话，改革开放初期都没有说阿姨的制度，全中国很多女性又上班又做家里事情，也要照顾家里，照顾孩子，照顾老人。
到了现在过去这15年，我觉得变化就很大了。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现在新一代的女孩，中国女孩很独立，她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国际眼光和世界观，因为从互联网，从出国，在国外留学的也很多，回流的也很多。我觉得她们的思想已经不是纯粹的一个中国的思想。她们跟现在国际上的女性一样，都是比较独立的，比较需要寻找她们自己的安全感。过去的女性对安全感还是，不是说不需要，是没有想到什么叫安全感。
现在新的中国女性她是要明白，她需要安全感，可是她的安全感不一定只能依赖丈夫，她的安全感要来自自己的本事，所以她们很多在做决定，在选择她们的工作，她会首先觉得，我首先怎么样是要把自己的工作搞好，把我的生活最基本的条件自己能够掌握到，这个是跟过去很不一样。
至于法国的女性也是很独立，可是法国的女性独立，我觉得在感情上比中国女性纯粹。中国女性对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很多时候她喜欢一个人，或者是她觉得要跟这个人可能是可以谈论终生，它里头很复杂，她要想究竟将来的生活，我的生活水平能不能达到我需要的要求，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存款？这个男生他的家庭复杂不复杂，我需不需要照顾很多老人，她会想到他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一个很有保障的职业？想的东西很多。法国女人很纯粹，我喜欢你，我就喜欢你，哪怕你是没工作了，失业了，我跟你的这个感情，我现在喜欢你，我就用我现在这个时间段去爱你，很简单。说感情没有了，也很潇洒，说走就走。也没有说我要分你什么东西，在国外有什么可分的，对吧。要分的就是法律上你能有的就有，没有的话你要挤也挤不出来。
所以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对感情的取舍不一样，我觉得从生活水平，智慧，独立性，现在中国女性可以跟世界其他女性都是平等的。可能在唯一跟法国女性去比较，我觉得对感情上面比较复杂，考虑比较多。法国女性很纯粹。
钟宁：您在法国待了多少年？
方珍妮：前前后后可以说，很难去说用年去断定，因为您知道我的工作比较特别，我的先生是外交官，当他在一个使馆里头，使馆就是一个小的法国，我们在里头是不讲其他语言，只讲法语，生活起居全是法国的，我用的东西，吃的东西，器皿，全是法国的。我们每一天接待的，虽然有每一个我去工作的国家的一些市长或者是他们外交部的，可是因为一个使馆里头它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商务的任务，也有政治任务，也有文化交流的任务，所以我们见的人也很广，可是一般来讲他们都是会被请到使馆来。所以我的几十年在国外，其实每一天的生活还是在法国，可是我当然更喜欢是在巴黎了，因为巴黎对我来讲，巴黎是一个我觉得所有女人都会喜欢的一个地方。它漂亮有文化，每一天就算是早晨我要去送一个小孩上学，我途中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装饰得非常漂亮，其实不一定是商品的吸引，是它的presentation，它能够怎么样把一个东西呈现在你的眼前是愉悦的，我对这个是特别的喜欢。很喜欢我们说是window shopping，我喜欢看橱窗的事情。
钟宁：您嫁给您先生之后一直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一个外交官夫人的角色，您觉得在香港做一个妈妈，和在法国做一个妈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方珍妮：香港妈妈现在如果是说跟我同辈的，可能都已经不是妈妈了，我所有的同学，我的女朋友，她们很多孩子都全是有的成家，有的已经是大学念完在工作。我觉得倒退回我要带孩子的时候，跟我同学他们相比，可能是香港会比较容易请到阿姨。我们在法国我也能够请到保姆，可是当然费用会高很多，而且她们是跟你没有人情的，早上如果说是你上班之前她八点半来，她就8点半来。她准时八个小时之后她就下班了，你不下班，你家里有两个小宝贝，两个娃娃，一个三岁五岁，她都会跟你说留言，她就走掉了，门给你关上。
在香港毕竟来讲不会这样，中国人还是比较有人情味的，她不会这样的，她们都会觉得小孩那么小，不忍心这样。外国不会这样，很多就是一到钟点关门走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负担，其实国外的妈妈她的压力有的，可是国外的爸爸无论是在北欧也好，在法国也好，男生在家里帮忙做饭，照顾小孩，送小孩上学接小孩下学，分工在法国是很平均的。我觉得法国男生在这方面没有中国男生大男人主义，我虽然我知道现在的中国男生很多都做了，可是毕竟来讲，这个真的是看是什么年岁段。有的尤其是北方还是挺大爷的，在家里还是饭来张口，要喝茶的时候就喊：“茶~”，就这一类我知道也是很多的，可是当然现代的中国男生也能够明白这一点，如果很多他是比较体贴的，很爱他的媳妇的，他都会帮忙。
钟宁：您小的时候家庭的教育是特别严格的，是典型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您的女儿是出生在法国，所以一个出生在法国的女孩子，父亲又是一个法国人，您对她的教育是什么样的要求，跟您小时候是一样的吗？
方珍妮：不一样，因为我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跟着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成长，所以在这个里头我跟我先生有一个最主要培养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等一下去了美国，等一下去了日本，小孩子会很颠覆的，他不知道究竟他的文化在哪里，根在哪里。当然他们去每一个地方他们都能学习到，因为这还不是旅游，是实实在在要在一个地方生活好几年。可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在家，尤其是在使馆的环境底下，他们完全是法式生活的。
法国人教孩子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是可以比较权威的，好像我从小是妈妈管教的，我妈妈是很权威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妈妈开玩笑，跟妈妈说：“妈妈你看香港，你一出去，每一个人那么喜欢你，他们不知道你是那么凶的”。我们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是挺严格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一不对我妈妈是会说，会骂，打都有，从前家长小孩不听话，打小孩这个是很平常的，现在是小孩都不能摸不能打，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分。当然法国人好像我的婆婆，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皮，我会说你再这样的话我会打你，我都没有动手，我的法国婆婆就会说，“Janet，法国人是不打孩子的，不能打，你就说她就行了”，就会这样讲。
因为是我婆婆我也要听，可是我就明白在教育上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对小孩的教育是比较说理的，然后我先生管教他们比较多。为什么这个任务我说的很坦白，教育孩子的任务在我家我先生付出很多的，无论是在学术的方面，历史方面，一般功课方面，一直到在很多做人道理方面，我先生因为内心他会对文化很理解，他会跟他们慢慢说，小孩子喜欢讲故事嘛。
我是管教他们的人品方面，比方说礼貌，我特别注注重礼貌，连我的员工有的时候都会受不了，方总好像是好多要求。我是对礼貌，从小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人与人之间一个界限，没有礼貌，不成方圆。所以从小我对孩子就是礼貌，他们生活习惯，这方面我是抓的很严格。尤其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太优秀了，使馆里头太多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必须要学会有很多东西是礼貌，然后接受别人的服务的时候，我很坚持当时是好多事情他们要自己做，因为他们特别有礼貌，员工对他们特别喜爱。我就会说他们，我说不行了，我的孩子很多事情，好像他们穿鞋穿衣服他们自己来，吃饭他们自己来，吃完饭收东西他们自己来，不要好像五星级酒店的这种服务，因为我将来我怎么管教。
所以小的时候他们从小就培养这样。我对我女儿，尤其是女儿还是比较传统的，她要学做菜。我女儿她比我更厉害，她到法国她是找名师去学，因为她工作之后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她朋友有很多的渠道介绍，她常常会去法国的一些外省里头找到一些很好的名厨，她会跟她先生两个人去一个星期，然后天天在那里就学习做法国的好的家常菜，然后她也是对带孩子有另外的概念，她也做了她的选择，因为她是学法律的，在婚前她的工作也非常好，可是结了婚之后，因为她也是比较岁数大才结婚，她结婚的时候已经超过33岁了。
这个是她觉得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所以也不随便。到了结婚之后，她就觉得我应当是岁数比较大，应当是立刻有宝宝，她连续生了两个宝宝，一个现在快三岁了，一个现在是刚刚一岁，她就不工作。最近也有她从前的银行在打电话跟她说，在伦敦叫她你是不是回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职位，希望你可以回来。她就跟我提到这个事情，我就问她，我说那很好，我说英国很贵，可是如果你工作条件那么好，你可以多请一个阿姨帮忙，那么你可以去上班了，因为其实我挺心疼她的，太累了带两个宝宝。可是她跟我说不可以，她说现在托斯卡，就是小的小宝贝才刚刚一岁，她说最起码要让他到幼儿园，大的应当有五六岁，我到时如果上班的话比较适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我对她的影响，跟妈妈教我的方式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法国人，我给他们是很多的，很大力度的自由。
另外第二件事情刚刚提到，她33岁才结婚，在她结婚之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你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交男朋友，你能不能把男朋友带来家，我从来一句都不问。这个可能对中国女性来讲，当妈妈的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这个也是跟我母亲很大的不一样，她会很严格，有男性只要男性请我吃一顿饭，我妈要亲自打电话去问，问详细，而且你带她去哪里吃饭，还有几点钟要送她回家，必定要送她回家。所以这个是我跟我的女儿，我没有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对她很信任，另外来讲可能我觉得法国没那么复杂。
第三，我觉得男女之间的事情，只需要一个女孩超过十八九岁成人，我觉得每个人应当有她自己的一些隐私，每一样都去管，每一样都去问，这个有的时候是很讨厌的。你能够达到的结果，本来你是想帮个忙，到后来可能是让别人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在一个法国环境里头学习到的一个法国妈妈的观点。另外第二就是现在她有她的家庭，我不干预她们的家庭，有的时候聊天，我只会聊一下，你们什么时间休假，或者是你休假，那么两个宝宝你又带她坐飞机你要当心。
可是这个是她们的生活，我不会去干预，不会说你要吃什么东西，比方说我在英国，我女儿住英国，我去看她，她什么东西，我们去买菜都要买有机的，我觉得需不需要那么夸张，什么都只能吃有机的。可是她就跟我说，她说因为在英国有疯牛症，然后有的东西她说她是比较会过敏的，然后她的baby也会过敏。所以她在这个基础上，她说我不要我们过敏，我不要有任何的麻烦跟对身体可能造成的伤害，所以我贵一点，我所有东西我要买有机的，她说其他地方可以省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她的生活，我干嘛要那么多的言论去干预它，可是我只是跟她讲，我说什么都吃有机的有一点夸张，不过这个是你的生活，你觉得行就可以了。
钟宁：您的母亲是中国香港最传统的一个职业女性，接受的是最传统的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的教育，到了您这一代组成了一个国际型的家庭，到您女儿那一代，实际上她可能只是血缘上有一些中国人的血缘，是更国际化的一个世界。您觉得从您家里的这三代女性来说，您觉得什么样的品质是最重要的？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可以消失的？
方珍妮：我会觉得人生观里头必须是有一个包容，包容我觉得很重要。其实一个人在人生里头，我们要遇到的事情太多了，女性可能跟男生还不太一样，女性的一生里头婚姻很重要，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当然现在有很多都是她过她自己单身贵族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可是毕竟来讲，包容心，不光是说对女性，我觉得是对任何年岁的人来讲都很重要。可是对女性我怎么会觉得它特别重要。你有了一个包容，这个包容并不一定是对别人的包容，是对自己的包容，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
我觉得包容心对我来讲重要，就是我会很好地去思量一下我自己有很多我达不到的，可能是我的一些我觉得有缺憾的东西。每一个人在人生里头不可能都是完美的，可是当他有缺憾，或者是我自己，我觉得有一些不足，有缺憾的，有的时候你会很积极，我会觉得有缺憾的地方再努力，我再努力一点，我就能够overcome，我就能够突破这个难题。可是有一些实实在在，有一些缺憾是你没有办法突破的，人生里头有一些遗憾是你没办法去补救的，也不会重来。
所以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包容性，你对自己的包容，对人生的包容，对别人的包容，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能量，最大的对自己必须要培养的一个特质。因为这个可能因为你的包容，你对别人的包容，很多事情你会看得开一点，你不会那么钻牛角尖。可是对自己的包容，你会过得顺畅一点，我觉得人生会扩大一点，因为在这个基础上你会没有那么累，没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没有那么多的恨。因为很多人他不如意，他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他会形成一些很反逆的一些心态，他觉得这个都是别人给他的，或者是他觉得这个都是别人的错。那么我觉得包容别人，其实你给了他一个包容心，也是宽了你自己心里头的很多的结。如果你宽容自己，有的东西人生就是不能完全完美的嘛，好像有一些艺术家他觉得不完美，不也就挺好的吗？不完美也有不完美的缺憾美，人生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聪明、才智、幸福，幸福感很重要，可是幸福感来自你自己深处的内心，别人给不了，用钱买不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头可能包容心，对世界，对别人，对自己，可能是我觉得所有女性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特质。因为其实自己是女性，我有的时候都反问，如果我能够重新去选择，我究竟会不会还喜欢当一个女的。当女人在全世界的角度来讲都太不容易，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男人的决断力，判断力，要有他们的坚毅，要有他们的思维方式，才能够在今天的社会去生存。可是女性必定与生俱来，我们有很细腻的一些感情，我们对美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女人在很多方面会比较难，比较不容易。好像我们吃饭，我觉得你也会同意，很多女性朋友都会同意。吃饭不光只是一个吃，希望环境好，希望餐桌上面的东西漂亮，愉悦，男生就不会，男生吃饭好吃就行了，在这个里头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性的。
钟宁：您先生他是什么时候退休的？
方珍妮：他是在2008年。当然我们其实也常常在不同的国家，可是可以说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一年里头占的比重也挺多的。
钟宁：您当时跟他说等退休以后能不能去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地方，他言出必行，你们一起回到北京之后，你在北京做了什么自己喜欢的事？
方珍妮：太多了。因为中国太大了，可以说是50岁之前都去了真的全世界好多的地方，常住的短住的。可是我觉得要深入地去欣赏一个国家，要懂一个国家，尤其是文化的层次，必须要能够在那里生活，才能有这个体验，这个体验对我来讲很重要。可是中国太大了，你说从深圳开始，一个深圳一个广东省，我去了那么多次广东，我都还没有把广东省我想要去的地方走一遍，更不用说江浙一带，到东北哈尔滨，到黑龙江。然后云南省是我很喜欢的，云南我很喜欢。
我那天想一想，今年是70年，新中国建国要大纪念，我们改革开放都40年了，我来北京数一数，从1979年第一次认知，到现在都对中国有40年的关系，来来去去，我北京很多老师要拜访的还没拜访完。您想想，太大了，中国有趣的地方也是，知识面太广，文化博大精深，这个深真的不是一般能理解？那么我觉得我先生很慷慨，他在这方面很守诺言，然后让我们回来一起。当然他在中国他也愉快，他很喜欢打太极拳，我想我身边很多朋友知道他是一个太极拳的忠实的粉丝，一打就打了40多年，在这里他有他的打太极拳的朋友。他喜欢中国的书画，喜欢中国的瓷器。
那么我们在中国每一天都可以有这样接触的机会，最近去国家博物馆看的时候，又觉得转一个下午都没看到什么东西，还要再回去，这些都是我觉得人生里头很容易就能够找到的幸福感。那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天可能我也需要陪他去寻回他的根，人生其实现在都是这样的，互相体谅。来来去去，世界变得很小，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钟宁：我知道您自己还有一个喜好就是葡萄酒，您能讲讲现在做的葡萄酒的工作吗？
方珍妮：其实葡萄酒这个爱好，刚刚开始还是有两个私心。第一，一直在国外我就琢磨了，退休之后如果我能回，当时还是说如果我能回到中国，我先生真的守诺言，我可以回到中国。中国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那么喜爱吃，这个我一点不担心，可是当时的环境在中国，葡萄酒没有想到会是今天的这个局面，我还很怕我回来之后每一天吃饭没有葡萄酒怎么办？是不是自己当时去经营一个葡萄酒的公司，那么最起码我可以担保我自己吃的质量，真的是有这个想法的。
后来也是另外一个是在法国，一直在工作上都需要用葡萄酒，然后结识了好多法国的葡萄庄园的庄主，然后因为去行走的时候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一定能够带来中国跟中国朋友分享。就萌生了这个概念，就是做一个葡萄酒的公司。可是人家做葡萄酒公司一般就是卖酒就可以了，我就觉得不是的，因为你卖酒，很多中国朋友他是喜欢喝，可是他没喝懂，他不懂里头的层次跟文化。我觉得这个很亏，你买了一瓶酒，你只是喝了一点味道，可是这个味道是怎么来从何而来？你怎么去挑选你自己心仪的东西，你没学会，这个不是很亏吗？
随着过去这十几年，葡萄酒在中国是非常的，可以说无论是整个市场跟进口商都非常多，中国现在进口量应当是美国之后全世界第二大，那么我觉得有一个那么好的机会，我们在中国所有人可以品尝到全世界的美酒，里头这个酒文化是需要去分享，需要有人可以把它推广的。那么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先天的好处，可以有那么多的便利，那么多的当时能够学习到，在外交途中可以学习到那么多东西，而且因为我自己喜爱葡萄酒，我还把家都搬到波尔多去了，就是因为我要搞通波尔多的事情，要学习到真的究竟这个酒的它的构成跟它好的地方在哪里，这些林林总总说出来容易，看书都有，可是对它有深入的理解，还真的是要有人可以把这个事情能说明白。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从前几年开始就转型，转型就更多是跟同学们一起做品鉴，然后更多的是去培养大家对葡萄酒文化的认知。也在这个基础上肯定要谈到美食了，因为葡萄酒在法国也不是这样单喝的，我们都是配餐。所以餐饮的文化也牵涉到餐桌的礼仪，因为我常常在国外看到中国朋友出去旅游，他们对点餐不懂点，然后也有一个用餐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规矩不一样，在这个里头也是需要有能学习的途径。因为比方说好像我在外交部，我们住不同国家，不是说我去一个国家我就什么都懂，我之前之后要做很多很多的学习，这个学习有一部分是官方的，你去一个国家之前肯定会有一些讲解，可是更多是自学，必须要自学很多。
这个也是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现在无论是看书也好，从互联网上面可以得到的信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善跟便利，对我们每一个人知识的培养跟求知欲，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可以便利找到答案，可是很多人还是对这方面不够积极。拿到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他只是浪费很多时间在看一些很无聊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惜。
所以在去年开始，我就跟我的小团队，我们把初步的对红酒世界的认知入门，然后对风土，对一些不同产区的葡萄酒的历史，我们做了一个线上的课程，在这个里头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便利。现在的人工作很繁忙，我很多学生跟我说，老师很好，我们在等飞机的时候就可以刷线上的课程，我们在里头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知识点，然后当然在这个里头还有线下的品鉴，还有他们在家我们是有一个比较新的方式，我是把酒跟课程配套的。所以他们无论是在江西也好，在三亚也好，在北京也好，全中国他们在线上他都可以跟我同步去欣赏这个酒，然后大家可以在线上去交流，线下也有很多聚会跟品鉴。
所以更多在这方面，我认为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项目。我也可以很大胆的跟中国的朋友说，如果你认为做一个红酒的项目是能够给你带来很多财富的，这个时代过去了，可能在刚刚2005年，2008年，当时很多人盲目的去进酒，觉得做红酒是很容易的，其实做红酒是很难的，因为你必须要有很专业的知识。另外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市场竞争很大，而且因为中国是大市场，全世界的所有酒商都来，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在里头能够做的好不容易，可是我更多的是我对葡萄酒的热爱，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优质生活里头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很享受的。
中国人其实说白了，非常的刻苦耐劳。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愿意把葡萄酒文化在这里推广，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同去欣赏的一个方向，一个项目。另外这个是一个分享的，当我们学了红酒的知识之后，你肯定很少人会独饮的，你都会请朋友，请家人，这个是跟人家打开社交，跟人家更好的相处，我觉得里头是有一个便利，有一个法门。第三点对自己，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健康，或者是做一些自我的调剂，我觉得很好。
我个人的体会，我为什么那么多年喜欢葡萄酒？因为在外交里头，餐桌是我们谈成协议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美食美酒是一个工具，可是美食美酒更多是跟自己的健康，跟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优质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你说你什么都有，可是你吃不好，连那个喝也没喝对，喝是乱喝，为了喝酒而喝酒，因为你要交际，这个来讲就苦了自己，也对自己一点享受都没有。
我觉得学懂这样的文化其实是对自身来讲，我觉得红酒对我是减压，我很喜欢下班之后在做我的晚饭，我天天自己做饭，做晚饭的时候我会喜欢倒一点点红酒，一面做饭一面去品一下酒，我觉得对我一天回来好像是画了一个句号，现在是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去挑一个我喜欢喝的东西。然后虽然我还有任务，我还要做一个晚饭，可是这个就变得愉悦多了，我不会觉得这是很紧张的。然后吃饭的时候跟我先生也是红酒配餐，我们喝一点也喝不多，两个人也喝不多，可是这个里头是一个很好的，有聊天，今天配这个他会跟我说，这个好像配勃艮第的可能比配鲁西荣的好。我们之间就有话题了，因为老夫老妻了，孩子也不在身边几十年，都需要有一些东西可以互相交流的。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把我能够得到的一些乐趣，跟对人生方便的地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挺美好的。
钟宁：您20多岁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脱离现在的生活，要过一种我想过的生活。从您刚才讲的人生经历来说，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自己当时的愿望。您觉得妈妈现在提起大妹，她如果跟别人介绍的时候，她会怎么说现在的您？
方珍妮：一般我们的圈子里面，妈妈的朋友，我一般有长辈很多都认识。另外妈妈有自己的世界，她有很多她的朋友我也不认识的，因为尤其是过去几十年，我在国外时间很多，然后我每一次回家回到香港，回去第一个目的就是看妈妈。因为回去的时间很短，很少去交际。其实我的人可能过去几十年，30多年外交的工作，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随便交际的人，我觉得累。而且在我的名册里头，我有一个我自己心目中的名次。对于我来讲，最主要的人，在我人生里头重要的人，我需要跟他去照顾，需要去分享的人其实蛮多的。
我觉得除了跟其他的工作上的同学朋友分享我的红酒，跟我的人生一些经验之外，我没有太多多余的时间再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很老实，我每一次回到家里都是跟妈妈在一起，跟兄弟姐妹在一起，交际我一般能不需要的全推掉，见朋友可能就见一两个小学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保持关系的朋友。妈妈介绍我，妈妈还是很客气的一个人，妈妈介绍常常会说这个是包太太，我先生有一个中文姓，包太太。一般来讲就是妈妈，每一个母亲在她心目中，孩子无论是多大的年岁是没长大的，我都当了别人的外祖母了，可是如果我回香港，偶然去见一个同学，我妈妈都会说：“你出去吃饭几点钟回来？不能太晚回来。”我肯定准时十点钟就要回家。因为在我妈妈的心目中，我没有长大，我还是小时候的Janet，没有长大过，这我觉得也是一种美好。
钟宁：美食对于您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方珍妮：我觉得美食每一个人的概念不一样，他对美食的看法角度也不一样，我不能去评论别人对美食的看法，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标准。我一般对美食的要求是什么，第一要干净。所以如果是更好的东西，你说更好吃，我一知道它可能脏或者是环境脏，我这个欲望都没有，这个是第一点要干净。这个干净包括它原料材质的干净跟卫生，对我很重要。我觉得吃每一个人口感不一样，有人喜欢吃辣吃麻，有人喜欢吃清淡，我是什么都爱吃，因为我喜欢多方面的体验。可是我吃饭跟我的人生观一样比较纯粹的，我是喜欢质量高的食材。做的方式，可能这个是受我母亲的影响，我喜欢简单的，我妈妈一向都跟我说好的东西好的菜就是要简单，你不要把它搞得很复杂，花三天两天去搞出来的那些菜太复杂了，不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而且吃饭也是喜欢比较清淡一点。
我一般做菜美食的标准，如果中餐我就是要一个头抽，我很喜欢用头抽，我对酱油选择我是特别的有讲究。然后我还用是一个薄口的酱油，就是日本的很淡味的酱油，盐要减盐的，这个是我两个做中餐必须要有的。盐我也是要挑特别的盐，可是我自己会做一些盐里头，比方说我会在云南松茸的季节，或者是黑松露出来的季节，那个黑松露跟我们法国的黑松露品质上是有差异的，可是云南的黑松露也有它的优点，我会用黑松露把它弄干了之后，我会把它跟很好的盐配制我自己的调料。那么我一般做饭的时候我就用那么简单的东西，头抽，然后我用一些我的松露盐，味精什么我都不用的。然后可能一点点的糖，一点点的麻油，简单。
因为我们吃法餐比较多，法餐我最主要就是要挑很好的橄榄油，我挑的橄榄油品种很多。我对这个醋要求很多，所以法国每一天我们必须要有的沙拉，沙拉的红酒醋是我自己做的，因为我喝很多酒，我都会把好的酒，剩下一点点，我都会留下来酿我自己的红酒醋。就那么简单，盐，胡椒一点点。香料里头我会用比方说百里香，我会自己种，然后到了秋季的时候我会把它风干，风干之后在搅拌机里头一打碎，我会把它存在我自己的瓶里头，所以所有东西我都是自己做一些就可以的，简单的。
可是对于美食，我觉得最主要是你在做这个菜，或者是你去吃一个东西，我必须是要在去之前或者是在做之前我有期待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才会在心目中觉得它是美食，就是我要期待这个东西。然后在吃完之后，我要有回味的。我一般用餐我是要有仪式感，我对这个很在乎，因为我觉得没有仪式感，我的这餐饭是不完美的。而且我觉得我没有尊重我自己在厨房站了那么多小时，我在采购的时候花的力气。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既然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我必须要让我最后的结果是愉悦的。所以我人有脾气，如果在我刚要用餐的时候有人打扰我，我是很不愉快的，很生气的，这其实对用餐的情绪是不好，所以我会极力让自己有一个愉悦的用餐时间。如果吃完这顿饭，我是希望我吃了这个东西，或者是慕名去一个店，尝了这个菜之后，它一定要让我不光是说吃的时候觉得没失望，吃完之后我要有回味，我才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美食。
·人物访谈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任何味觉大师之意见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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