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汉
从太行山到梁山泊
都说“闻名不如眼见”。那年有机会到山东梁山拜谒,乘兴而去,不免大失所望。幼读《水浒传》,对“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泊和“四面高山、三关雄壮”的宛子城,十分向往。及至足践其地,见确实有山,但高度有限,坡度极缓。山上有几处石块堆垒的矮墙,高不及腰,据说是古代战垒的遗迹。至于忠义堂、分金亭,则都是后来修建的。最不能接受的,是压根没见到水——站在山头,但见平畴十里,哪里有水泊的影子?而宋江故事缺了水,还能以“水浒”相称吗?
据地志记载,梁山泊本为黄河的泄水湖,水面随黄河涨落而盈缩,宋元面积最大时,也未超过五百里。以后黄河易道入淮,水泊面积更缩至不足八十里。入清后则完全干涸,百姓吃水,需要打很深的井。
其实把宋江和梁山泊连在一起,本身就有问题。据史书记载,宋江的队伍最初只有三十六人,论建制,不过是个“兄弟排”。然而战斗力很强,“转略十郡”,流动作战于河北、山东、淮北一带。也曾进出沂蒙,一直打到今天连云港海边——不过遍查史书,没有一部书提到宋江与梁山泊有关,一句都没有!
电视剧《水浒传》里的宋江
宋江故事进入民间传说,最初也仍是三十六人。南宋末年有位姓龚的画家替三十六人画像题诗,诗中前后五次说到“大行”(即太行山),却一句梁山未提!可知在早期传说中,宋江一伙是“山贼”,而非“水寇”。那时的宋江故事,还不能冠以“水浒”之名。
梁山泊的地名,最早出现在元初平话小说《大宋宣和遗事》中。然而可笑的是,书中把宋江等人的啸聚之所说成“太行山梁山泊”!摊开地图看,太行山的“尾巴”甩在开封以西,梁山泊则远在开封以东,这两处怎么可能跑到一块去?不过这又可以理解:宋江故事由山向水的过度,有个“二合一”的阶段,而《大宋宣和遗事》正当其时。
在元杂剧的舞台上,宋江完成了由“山贼”到“水寇”的最终转变。有一出水浒戏叫《双献功》,宋江的开场白里,不再提太行山,只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这戏本的作者叫高文秀,山东东平人,梁山泊就在他脚下,他当然不会搞错。
早期传说中,宋江一伙是混迹于太行山的“山贼”。
宋江“兄弟排”的迅速扩张,也发生在元杂剧中。同是这段道白,宋江还说:“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喽啰,威镇梁山。”——“三十六大伙”自然有三十六个大头目,“七十二小伙”则应有七十二个小头目,这便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由来吧?——元杂剧没能给《水浒传》提供太多故事素材,不过聚义地点和义军规模,却是由它敲定的,连同“水浒”的命名,也始于元杂剧。
有一个疑问仍没有着落:起义的地点改了,义军的规模及反抗形式都变了,除了宋江的名字和受招安的结局,《水浒传》哪里还有历史上宋江起义的影子?小说分明写的是另一场农民战争,一场据水结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农民大起义——史书上记载分明,那应是南宋初年发生在洞庭湖的钟相、杨幺大起义。
《杨幺义军》连环画
晁盖的原型竟是他
《水浒传》中,梁山的“龙头老大”前后共有两任:晁盖和宋江。不知别人怎么看,我总觉得晁盖这个文学形象有点“鸡肋”。不错,是他最早带着七八个弟兄上山,火拚王伦,奠定了梁山大业。以后宋江上山,一口一个“天王哥哥”,尊他为首席。
然而晁盖徒有“天王”的虚名,却无出众的本领。之前不过搞了一票拦路抢劫(“智取生辰纲”),还是靠着吴用的妙计和众人的帮衬。上山后则全无作为。攻打祝家庄本是他树立威信的好机会,结果却让宋江抢了头功。后来好不容易争得攻打曾头市的指挥权,却出师未捷先捱了一箭,就此撒手尘寰!
我百思不得其解:若说历史上实有其人吧,任何文献都不曾说宋江前面还有一位开山大哥;若说虚构吧,却又不符合讲故事的习惯:宋江分明是山寨一号,为什么要安排一位窝窝囊囊的老兄,压在他头上?
然而看看洞庭湖的历史,我不禁恍然大悟。洞庭起义长达六年,先后出了钟相、杨幺两任领袖。作为开山者,钟相本是民间宗教领袖(有研究者称,他所传布的宗教疑似摩尼教,又称“明教”或“吃菜事魔教”)。他以“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诱惑民众,在荆湖地区布道二十年,威望素着。他于建炎四年(1130年)揭竿而起,登高一呼,环湖六州十九县同日响应,洞庭湖一夜间成了义军的天下。
八百里洞庭湖才是水泊的原型
不过钟相造反时,已是七八十岁的“昏耄”老人,又因缺乏军事才能,起义仅四十天,他的天子冈大寨即被军贼流寇孔彦舟打破;钟相和妻儿同时遇害。接下来,钟相的弟子杨幺、杨华、黄诚、周伦、夏诚等在洞庭湖各筑水寨以自保,又与官府周旋对峙了六年之久。
你看,小说中晁盖与宋江先后在山寨担纲,不正是钟、杨嬗递关系的投影吗?钟相死后,杨幺仍然打着他的旗号,拥立钟相幼子钟子仪为名义上的领袖,不正如小说的描写,宋江上位后仍供奉“晁天王”的灵牌吗?而宋江在功业上远超晁盖,也正是对杨幺后来居上的史实临写。
只是小说家在塑造晁盖形象时,抹去了原型人物的宗教背景,于是“晁天王”的江湖名声及崇高威望,也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些莫名其妙了。
十万人马,八方共域
前头说过,梁山泊面积最大时,也没超过方圆五百里。所谓“八百里”,纯系虚夸。不过用“四面周围八百里”来描述洞庭湖,却是恰如其分。洞庭湖气势宏大,“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横亘七八百里”(一谓“周围至八九百里”),那是因为它汇集了沅、渐、元、辰、叙、酉、澧、资、湘九派之水的缘故。
至于洞庭义军的规模,一度号称四十万,应是连家眷计算在内。真正披坚执锐的战士,据史书记载,“聚众至十万”。
《水浒》中的梁山兵马有多少?山寨草创之初,仅有“五七百人”,日后渐增至“七八百人”及“三五千人马”。三打祝家庄时,人马已有万人。攻打曾头市时,更扩至两万以上。大聚义后,燕青曾向主张招安的宿太尉禀告:“梁山泊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这个数字,与洞庭义军人数正合。
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即便后来有所扩张,也应以山东、河北、苏北人居多。然而《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竟是来自五湖四海!除了以宋江、卢俊义为首的齐鲁、燕赵好汉,以及中原(如林冲、张清)、山陕(如关胜、董平、呼延灼、鲁智深、杨志)等地的北方豪杰;水泊中竟还招揽了大批南国英豪,如长江流域的李俊、张横、张顺,江浙、两湖、川蜀的石秀、蒋敬、欧鹏、秦明等。而孙立、孙新是琼州人,家乡位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居然也不远千里前来加盟!
说怪也不怪,这种籍贯上的杂糅,正是洞庭起义有别于其他起义的显著特征。两宋之际,金人入侵,宋室播迁,导致了一场大规模民族迁徙。大批中原衣冠士族及溃败官军涌入南方各省,洞庭义军同样接纳了大批来自北方的“士大夫避乱者”及“溃散兵卒”。史书称这类人为“东北(西北)无归之人”,在官府招安时还特别予以优待。
《水浒传》展示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的场景,也只有在南宋初年的洞庭湖中才能见到。
此外,从元杂剧反映的早期水浒故事看,宋江对义军的控制并非“一杆子插到底”的集权式,而是听任“大伙”“小伙”各抱山头、自行其是,形成以宋江为首的松散联盟。——这又跟洞庭义军的组织结构十分相像:湖中全盛时期有水寨七十余座,众头领各保水寨、自讨生活。当官军来袭时,则各寨同仇敌忾,统一听命于杨幺。那同样是一种松散联盟的形制。
“癣疥之疾”与“腹心大患”
历史上的宋江虽说“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但也屡遭败绩,并非战无不胜。例如沂州知州蒋圆仅凭一州之兵,就曾“大破”宋江,将其逼入沂蒙山。而海州知州张叔夜也曾招募千人敢死队,设伏大败宋江,迫其接受招安。在朝廷眼里,宋江虽然扰乱一方,毕竟只是“癣疥之疾”。而小说中的梁山义军,却被朝廷视为“腹心大患”——那正是南宋朝廷对杨幺的定位。
原来,洞庭湖位于南宋临时首都建康的上游,处于南宋半壁河山的腹心之地。杨幺的存在,不但阻截了长江漕运,还遏制了朝廷对西南、西北的控驭。统治者更担心杨幺勾结金人,共同为害。南宋大将张浚甚至断言,此“腹心之害……不先去之,无以立国!”
当时还有人分析,南宋朝廷面临“三大患”:“曰金虏,曰伪齐(占据大名府的刘豫伪政权),曰杨幺。”又说金虏、伪齐都在“他境”,唯有杨幺“正在腹内”——杨幺也因而成为朝廷“攘外必先安内”的头号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有意思的是,这三大患在《水浒传》中都能找到影子。如书中的辽国等同于金虏;坐镇大名府的梁中书,正可与伪齐刘豫相呼应;而小说中的宋江,当然就成了杨幺的化身!
水战多是“空船计”
“水寇”故事自然离不开水战,就来看看《水浒传》第七十九回那场水上战斗吧。官军统制刘梦龙、牛邦喜率水军征讨梁山,船入水泊,却不见义军的踪影。好不容易发现两只渔船,船上人却先自跳水逃走,官军弄到的只是两条空船。刘、牛二人只道义军胆怯,于是挥军深入,不料伏兵四起,船队陷入一片火海。官军大败,两统制也被捉住,割了首级!
有意思的是,《水浒传》前后有四五场水战厮杀,无一例外都是“空船计”模式。如第十九回的水战,官军也是先俘获一只空船,随之因轻进而惨败。第八十回,官军在水战中陆续夺得九只空船,同样因轻敌而全军覆没!
翻翻史书,此类“空船计”范式,正是来自洞庭湖石牌大捷的战例。——当年朝廷派统制官崔曾、吴全率水军进剿杨幺。两只船队先在石牌湖口埋伏了两日,因见上游寂无消息,便溯流而上。忽见上游放下空船数只,崔、吴误以为前面官军打了胜仗,为了抢功,两队争先上前,一时秩序大乱。
船队来到水面宽阔处,义军的大型车船忽然出现。官军数百只战船尽被撞翻,军人被杀、被溺,“一日之内,万人就死!”崔、吴二统制也都溺死,一说被义军生擒,“脔割而食之”。——两相对照,小说中的水战场面,竟与史书记叙一模一样!
《水浒》作者有点偷懒,写水战时,连军队番号也照抄不误。小说写水军统制刘梦龙率领的是“金陵建康府(今南京)的一支水军”。——而当年败于石牌湖的,正是“建康府水军正副统制崔曾、吴全正兵人船一万人”!
洞庭湖与长江相通,建康府当其下游;征调建康府水军攻打上游的杨幺,于理正合。而高俅征讨黄河岸边的梁山泊,却要从数百里外的长江流域调集水军,便不合兵家常理了。小说正是在这些地方,露出了“抄袭”的马脚。
水战
车船独号“浑江龙”
有“军迷”朋友会问:洞庭义军威力巨大的“车船”,究竟是何战具?原来,那是世界上最早的“轮船”雏形,行船不用桨,在两舷安装轮状“水车”,以人力踩踏作为动力。桨轮可多可少,有八车、二十四车之分。
据考车船最早是由唐人李皋发明的,但用于实战,却是在洞庭湖中。起先为官军所拥有,后来连船带工匠被义军掳获。义军于是照样打造,战斗力大增。杨幺的旗舰长三十余丈,装有三十二车;上下三层,可载战士千人,形同内湖“航母”,号为“浑江龙”。——梁山水军头目李俊的绰号“混江龙”,很可能便是由此演化而来。
然而世上没有战无不胜的武器。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派大将岳飞征讨杨幺。岳飞命人在水浅处投放烂柴腐草,然后引诱车船来攻。结果浑江龙的“舟轮”被柴草塞住,动弹不得。杨幺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被岳飞部将牛皋在水中擒获。
《水浒传》中也出现了车船,只是改称“大海鳅船”。照书中描写,“二十四部水车一齐用力踏动,其船如飞”。高俅率军讨伐梁山时,便乘坐了这样一只大船,结果同样是舟轮被塞,船漏进水,好汉张顺乘势登舟,将高俅投入水中,然后擒获,与牛皋擒拿杨幺一般无二。
岳飞的呼喊:不得杀!
或谓:宋江的结局是战败接受招安,钟、杨的结局是兵败被杀。看来在这一点上,小说还是忠实于宋江起义史实的。——其实不然。岳飞平定湖湘,承袭了官府一贯的剿抚并举方针。在此之前,朝廷为了对付杨幺,曾七易其帅,先后派出二十多批招安使者,均告失败。
岳飞平定湖湘,承袭了官府一贯的剿抚并举方针。
岳飞此来,先向高宗讨得“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大兵开赴洞庭后,岳飞并不急着进攻。他先派招安使者持“旗榜”到湖中招抚,诱以利禄。义军原非铁板一块,一些头领慑于岳飞的威名,接受招安,受到优厚的封赏。岳飞又制定了“以水寇攻水寇”的方案,在军事压力下,又一批头领投降。坚持不降的,只剩杨幺等极少数。因而最后的军事解决,也变得轻而易举。整个行动只用了八天。
杨幺就戮后,牛皋曾提议说:杨幺等搅扰地方多年,此番劳动王师,最终殄灭,“若不略行杀戮,何以示军威?”岳飞说:不然,这些人本是寻常百姓,为“苟全性命”而“聚众逃生”。如今既已投降,“并是国家赤子,杀之岂不伤恩?”又连连呼喊:“不得杀!不得杀!”
以下的善后工作,官军做了三件事。一是对义军队伍加以删汰,“少壮有力者”收编为官军,“老弱不堪役者”发给米粮,令其归田。二是将寨中财物赏给部下,并拆除湖中军事设施,“纵火焚寨”。三是揭榜安民。——由于岳飞处置得当,此番平定湖湘,少了许多血腥气。
小说中宋江接受招安后,做了同样的三件事:一是对义军队伍改编删汰。二是张贴告示,周知附近州郡村坊百姓,宣布“买市十日”(即贱价处理山寨财物),并将山寨余财上交国库及散给部下。三是散放船只、拆毁屋宇及三关城垣、忠义堂等。——小说作者何由知悉一场起义的善后程序?显然也是参考了洞庭起义的历史记录。
宋江接受招安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相关的传奇故事,则是在南宋时流传的;虽说备受欢迎,毕竟因史实简单,留给说书人的发挥余地不大。而同在瓦舍中传播的,还有以岳飞抗金为主题的《中兴传》等话本,内中包括岳飞平定湖湘的内容,那同样是听众喜闻乐见的绿林题材故事。洞庭起义的素材,是不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宋江故事,形成反客为主之势的呢?
总而言之,《水浒传》的成功创作,在于作者有着宽广的视野,兼容并包的理念以及整合虚构的出众才能。小说不独借宋江起义、洞庭起义构建了故事框架,还从众多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的史料传说中攫取素材,最终才有了这部不朽之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农民战争史诗”的桂冠,献给这部不朽的小说杰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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