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之薇

程砚秋在《虹霓关》中饰丫鬟，尚小云饰东方夫人，梅兰芳饰王伯党

梅、尚、荀、程四人依次并肩而立，足足6分多钟的男旦巅峰时刻在1932年的这张长城唱片中驻足凝固。然而它凝固的不仅仅是这四位男旦的声音，它还凝固了民国一季让后人无比垂涎的风华绝代。

民国五年年末的一天晚上，北平城里西珠市柳树井的“第一舞台”内锣鼓喧天，早已大红大紫的“武生泰斗”杨小楼和冉冉升起的旦角新星梅兰芳合演的大轴戏《长坂坡》正在上演。

自从入了民国，京城里可以演夜戏了。有了电灯的照明，台下所有人的眼神都被台上这两位名角紧紧吸引。谁都知道《长坂坡》是一出武生吃重、旦角配戏的戏码，老戏迷们自是对情节了如指掌，知道此戏的主角当然是赵云无疑，而赵云重头戏看的就是最后的一百单八枪。

这时的台上，梅兰芳饰演的糜夫人正把阿斗放在地上，小楼饰演的赵云蹉步过去，拣起阿斗，说时迟那时快，糜夫人已经跳上井石要“起范儿”了，赵云迅速上前、“抓帔”、跪倒，干净利落，顿时挣得个满堂彩。

两位角儿配合得可谓天衣无缝。兰芳下场，正待小楼稍喘口气打算开始最后一场怀揣阿斗，以死相拼，耍弄一百单八枪，大显神勇的武戏时，戏园子里却有了一阵骚动，有人纷纷起身，准备离座而去了。台上的小楼用余光扫着，心想：这么些外行人，不知道《长坂坡》的精髓恰恰就是这最后的一百单八枪? 唉，难道今儿这“第一舞台”来了这么些观众，都是来看兰芳的啊! 想着想着，小楼心里生出一份不快，于是也不再卖力气了，干脆草草打了几下就收了场。

杨小楼是何等人物？前清的内廷供奉，武生行登峰造极之人物，慈禧太后老佛爷面前宠之又爱的红人，在清末的时候就与谭鑫培不分伯仲，还因为被慈禧赏赐她手上亲戴的扳指而被宫内宫外传得沸沸扬扬。可缘何这些看戏的人愣是看完配角兰芳的“跳井”就要着急离场呢?

民国初年，戏剧市场的消费似乎在悄悄透露着一个信息：戏界的风向标要转向了，曾经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来开始的老生头把交椅怕是就要让位给旦角了。

旦角再兴：爱美之风的兴起

比起乾嘉时看戏人只重色不重艺的习惯，这最近的五十年真是不知进步了多少倍。看戏的人除了皇室贵胄、文士墨客，还有大量的平民。他们早在戏窝子的环境熏陶下变成了戏里戏外的行家。演戏的伶人呢，也只有唱念做打、文武昆乱样样在行，才能真正大红大紫。只是自乾隆朝后戏园子里禁止女客出入，也就使得历史戏、武打戏、粉戏的比例渐渐大了起来，所以老生行、武生行以及花旦行独占商机也就自有一番道理。

可到了光绪庚子年(1900年)间，世风发生了变化，戏园子又逐渐开放女禁了。不过这次“开放女禁”实在也是大清朝底气不足给逼的。原来清廷签了负债累累的《辛丑条约》后需要偿还大笔的“庚子赔款”，政府只能向老百姓来敛财。所以，当时有一个税的名目叫“国民税”，就是通过上演义务戏来向老百姓征收。过去戏园子里看戏只给茶钱，可这义务戏是要卖票的，清廷因为希望征得更多的税，那看戏人当然是越多越好，于是“开放女禁”实际上就是从清末看义务戏开始的。

可别小看了女客进戏园子这点变化，用今天的话说，妇女抵得过半边天，接受群体的变化往往能引来艺术形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像谭鑫培那样的干瘪老头，纵然唱得再好恐怕也难惹女性观众们的喜欢。历来女人们多不是很喜欢那些打打杀杀的历史剧、三国戏，里面囚首垢面的人物或慷慨激昂的英雄当然不如容止秀美的才子佳人更令女人憧憬幻想，而且老戏对女人的兴趣似乎也大不如翻陈出新的新戏惹她们注意。对于初涉皮黄的女客来说，一切都不及戏台上感官的欣赏和故事有趣重要，唱腔、身段却往往不在她们的可视范围内，所以，入了民国之后，随着戏园子里女客的涌入，小楼的叫座似乎是有些不敌兰芳了。像梅兰芳这样一个在男人眼中是阴柔的女人、在女人眼中是俊秀男人的角儿，总是让他俘获了更多的看客，不仅满足了新进戏园子的女客审美，而且也让看惯老生戏的戏迷们眼前一亮。所以，继谭鑫培逝世之后，是他从老谭手中接过“伶界大王”的接力棒，而不是杨小楼、余叔岩这样的生行，也就毫不稀奇了。

因为有了新的市场，所以新戏的排演也就成为了当时所有旦行名角都异常重视的行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皮黄老戏多是以老生行为重，无法满足旦行为主角的需求；另一方面，民国后，各种新的思潮蜂拥而入，“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改革和求新的想法自然也影响了伶人们的创作。

梅兰芳集风气之先，排出了《孽海波澜》、《牢狱鸳鸯》、《邓霞姑》、《一缕麻》、《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千金一笑》、《廉锦枫》、《太真外传》等众多的新戏；程砚秋紧随其后排出了《龙马姻缘》、《梨花记》、《花坊缘》、《红拂传》、《玉镜台》、《鸳鸯冢》等；而有“童伶大王”之誉的尚小云排演的新戏则是《红绡》、《张敞画眉》、《秦良玉》、《五龙祚》、《林四娘》、《谢小娥》，还有后来那部让他荣获“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剧目《摩登伽女》。

最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此时的新编戏码中相较于清末历史剧、三国戏、水浒戏的盛行，红楼戏—下子多了起来。《黛玉葬花》、《晴雯撕扇》、《俊袭人》（梅兰芳首演）、《红楼二尤》、《晴雯》、《平儿》、《香菱》（荀慧生首演）、《鸳鸯剑》、《宝蟾送酒》、《馒头庵》、《大闹宁国府》、《摔玉请罪》、《晴雯补裘》（欧阳予倩首演）等皮黄戏纷纷出炉，无不是以旦行为唯一主角。

女客的喜好大大带动了旦行花衫戏，那时的戏界几乎达到了“无旦不欢”的局面。而恰在此时坤伶（女伶）又出现了。

民国元年(1912年)的冬季，北平市面极为萧条，武生俞振庭看到了商机，向警厅递呈解除坤伶入京的禁令，并以文明茶园股东的身份邀请天津女伶赴京演出，打响了坤伶在京城登台的第一炮。

应邀到京献艺的是花旦名角金玉兰，同行者有女武生盖月樵，不久，孙一清、小菊处、小满堂、小香水、小荣福、赵紫云等女伶中的佼佼者也入京在文明茶园演出，成为民国新纪元影响戏界的标志性事件。文明茶园更是打破了自己以往不卖女座的陈规，让男人、女人济济一堂，同来捧场，为了吸引眼球还在广告上打出了“绮年玉貌 色艺双绝”的广告语。恐怕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经不住充满神秘感的女伶诱惑。 至此，雌雄同体的男旦又有了天生丽质的女旦与他们竞争，无论是男女合班还是男女分班演出都进一步促进了旦行的迅速发展。

菊榜：伶界的大比拼

旦行虽在民国日盛，但是其端倪实际上在光绪末年就已经出现了。从光绪朝开始大张旗鼓的菊选花榜就是明证。那时的京城每到大举之年，忙完了科举正事的文人们总爱给自己喜欢的伶人开个“菊榜”，以“状元”、“榜眼”、“探花”排个伶界的座次。

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大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菊榜”照例开榜，评出王蕙芳为状元，朱幼芬为榜眼。这一年，“同光十三绝”之一梅巧玲的孙子梅兰芳初出茅庐，比不上自己云和堂的两位师兄，仅位列第七(也有说位列第三的)。不久，菊榜也随着科举被废而被禁止。但是，世纪初的京城里，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顺天时报》对戏界新闻的格外偏好则透露出些许办报人的私人兴趣。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甘五(1907年10月31日),《顺天时报》第5版上刊登出了署名“菊部大侦探” 的《丁未菊榜定期宣布之先声》,申明“惟是长安景色，首在菊部。评花而遗菊,实为遗憾。兹特纠合同志，准于十月十五日揭登特别菊榜于《顺天时报》。十月者，良月也；十五日者，日月相望而圆满之佳辰也，故于是月是日发布之。顾办法綦难,流弊滋多,往复函商，唯有适用投票选举法”。

曾经文人自娱自赏的菊坛花榜在同样对中国剧爱不释手的日本人运作下，显得颇为现代。《顺天时报》号称此次菊榜绝不稍存私见,投票的人都要慎重地投下自己喜欢的伶人一票,并且隆重宣布“菊部之荣，而诸君子之赐也”，并印制选票附后。没过四天，又刊登出了《菊榜选举分四大紧急报告》，详细登出了选举的规则：容貌美丽者，属色科；歌曲优胜者，属艺科：工于酬应，或通晓文墨者，属才科；富于爱情，不专注重金钱者，属情科。而且特别指出：此次不用状元榜眼探花及尚侍丞参等称谓，改为第一名至若干名的叫法，并定十三日下午三点钟在醉琼林新大楼第一座内当众公开选票。

十四日第5版以整版刊登出《丁未菊榜投票选举四科题名录菊部大侦探公开》,色科姚佩兰、艺科罗小宝、才科朱幼芬、情科刘宝云分别荣登榜首。声势之浩大、评选之规则、投票唱票开榜之规范都是之前菊榜所未有，不啻为伶人“海选”的鼻祖。

进入民国，利用报纸为平台对伶人进行评选更是成为一项娱乐大众的流行运动。1915年1月,穆辰公所在的《国华报》举办男、女、社团部童伶选举，后来的“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荀慧生（白牡丹）就是在此次菊选中崭露头角。

同月，《顺天时报》和《戏剧新闻》两社也各据一方、各振旗鼓，开始菊选。三家报馆在当年当月真可谓是三足鼎立，报界、菊坛破天荒的大快事。

《顺天时报》很快公布了票数,共计收到12389票，这个数字在没有网络和图像传媒，只有纸质传媒的时代，已经绝对算是全民参与了。在此次选举中，同样以男伶、女伶、童伶为界分，从中选出了老生、武生、青衣、花旦的前三名。男伶中的青衣由朱幼芬折桂，花旦冠军则由王蕙芳摘得，而梅兰芳这次位列男伶青衣第二名，虽然依旧比不上自己的两位师兄，但是比起1904年的那次菊榜大比显然是亮出了他的后劲儿。而童伶部中“白牡丹”荀慧生更是以1600票的票数雄居花旦榜首，更成为此次菊选所有得票伶人中票数最多的。

民国初年的菊榜，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旦行正以迅猛的趋势占据着都市人们的娱乐中心，而旦角伶人正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当然其中也不能忽视坤伶的逆袭。在此次菊榜中,坤伶李桂芬以477票当选老生魁首，赵紫云以324票当选武生第一，杜云红以657票当选青衣第一,刘喜奎以481票当选第一，而这绝不亚于彼时的男伶们。

1916年春，《顺天时报》再次主办剧票选举，候选男伶总共31人，15出戏码。此时梅兰芳的新排戏《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和老戏《汾河湾》等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心。候选坤伶43人，总共150出戏，名角双兰英的《文昭关》，小四喜的《断桥》、《双吊孝》，金玉兰的《十八扯》，鲜灵芝的《打花鼓》，金凤奎的《铡美案》、张小仙的《小放牛》都是众多精彩纷呈的戏码中最受欢迎的。从这次以剧目为主旨的票选中也可以看出，坤伶人才辈出，其势头在当时丝毫不弱于男伶，甚至大有力压男伶之势态。

然而，对后世人来说关于“四大名旦”评选的菊榜似乎才是民国季最为著名的一次，传说中《顺天时报》在1927年6月19日至7月27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评比，最终产生出了直至今天都流传甚广的“四大名旦”的人选，乃至于座次。然而，真相和传说总是一墙之隔，时间的久远已经让人们习惯了谬误，如果我们剥离一层层的误读，还原“四大名旦”的产生过程，会发现历史的精彩原来远胜于传说。

1927年6月19日的《顺天时报》刊登出了一则《本报举行之新剧夺魁——请看明日本报之发表》的消息，撰写消息的人就是当时《顺天时报》的著名报人辻听花。此人虽是日本人，但却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说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绝不亚于今天那个说相声的大山。他最喜欢的就是中国的京剧，而且与当时戏界的各路名伶都有交好。这个“新剧夺魁”的活动显然就是他的策划。当时宣称为了鼓吹新剧，奖励艺员，该报决定进行名伶新剧的投票征集。20日，又跟进了一则《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的消息，并将投票的规定、投票的剧目、投票的用纸、投票的要求、投票期限等细则一一详示。此次投票目标就限定在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五位男旦——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徐碧云。

此次候选的五人新剧目中每人五出。投票要求每张选票投下自己喜爱的一位或数位伶人不限；并明确投票截止于7月20日止，还申明选票的情况会在之后阶段性公布。

此次菊选在《顺天时报》的运作下，俨然惊险大片般牵动人心，每隔数日就有选票情况重磅推出。既使得《顺天时报》在那一个月的销量倍增，还把这次菊榜票选一次次推向了高潮。果然,7月2日、7月17日、19日、20日分别跟进，直至7月23日最后结果公布，共收到票选14091张。结果以尚小云《摩登伽女》的6628张选票获得新剧第一名；程砚秋《红拂传》以5985张选票当选新剧第二名；梅兰芳《太真外传》以1774张选票当选第三名；徐碧云《绿珠》以1709张选票当选第四名；荀慧生《丹青引》以1254张选票位列第五。

至此，一个月几乎是全民参与的菊选终于尘埃落定。辻听花也为这次活动做了结语，“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票选实质上奠定了民国男旦行的基本格局。一时之间“五大名伶”、“四大金刚”、“五大名旦”、“六大名旦”的各种名目层出不穷，但是这些似乎都与被后来传得言之凿凿的“四大名旦”菊选有出入。

“四大名旦”：一次成功的运作

“四大名旦”的叫法到底是怎么叫出来的呢？实际上，此次菊选最多可以视作“四大名旦”出炉的引子。从《顺天时报》的这次票选可以看出“白牡丹”荀慧生的票数在京城五大名伶中最低，而那时京城里梅、程、尚的名声最健。徐碧云则出科未久，嗓音清亮圆润，兼擅武功，大有扶摇直上之势，况且徐还与梅兰芳素有亲戚关系，因此捧他的人也不少。只是荀慧生呢，大约他是唱梆子出身的吧，人们总会有些歧视，在沪上是唱红了，但在京城的声望上总是没法和梅、尚、程抗衡。

于是，“白党”们可急了。“白党”是谁? 就是荀慧生的捧角家们。他们说来可是个个来头不小。有沪上有名的大画家舒石父，有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有知名报人严独鹤、沙游天，有知名文人周瘦鹃，还有著名画家吴昌硕等名人。荀慧生更是认大画家吴昌硕为义父。这帮人来捧，荀慧生在沪上当然是如日中天，但是在京里就难免有些冷落。于是“白党”们决定攒一个局，非要把自己的“白牡丹”捧上与梅、尚、程同等的位置才肯罢休。

捧“白”第一步：造势。“白党”成员之一刘豁公乃沪《戏剧月刊》的主编，一次“白党”聚会，适时也在席间，席上舒石父鼓动以“四大名旦”的提法对荀慧生进行专号宣传。于是，一场关于“四大名旦”专号的征文活动酝酿出炉。而发表于《戏剧月刊》1931年第四期上的一篇《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的文章出自苏少卿之手笔，最为夺人眼球。此文详尽地品评了梅、程，荀、尚四人表演、声腔、扮相等各方面，也就使得“四大名旦”这一叫法首先在沪上叫响了。

不过，虽然沪上历来得风气之先，但是皮黄戏的大本营还是在京城里。这个称呼皇城根脚下的人们答应不答应？其他三位名旦的捧角家们答不答应？还不一定呢!

捧“白”第二步：拍新戏。当时的戏界大有不拍新戏，不能与人竞争之势。

这一点梅兰芳是早早地就领悟到了，所以民国初年,他的老戏服装的新戏、时装的新戏、古装的新戏一个个排了出来,也成为了梅兰芳在旦角中步步晋级的筹码。 尚小云更是不用说，他的一出新戏《摩登伽女》更是取材于印度的佛教故事，旦角伽女的扮相绝对大胆前卫，烫发、穿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着丝袜、蹬高跟鞋，最后还上了西洋乐器小提琴为伽女的苏格兰舞伴奏。这个戏在当时真可谓刮起了“尚旋风”,要不也不会在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票选中以6628票遥遥领先其它名伶。

程砚秋出道虽晚,但是他独具特色的新腔可谓横空出世，更是在他的智囊团的操刀下拿出了一系列冠绝一时的新戏。

此时的荀慧生本来在声誉上就无法与他们三位相杭衡，要是再没有叫得响的新戏出台，怕是即便把他努进“四大名旦”的座位表里也难以令人心服口服。所以，把握潮流所向，寻求好的戏本是他彼时最急迫的。恰巧这时陈墨香出现了。他将《玉堂春》常演的 [会审]、[起解] 之类的零散折子拿来，闭门谢客，伏案多日，将 [嫖院]、[赎身]、[团圆]、[起解]，[会审] 等折子戏中不雅之处剔除，汇成了一曲情节连贯完整的《全本玉堂春》，交由荀慧生搬演。

过去伶人演《玉堂春》，能唱的伶人不管做，能做的又不管唱，像荀慧生这样，—人扮演、唱工做工齐上阵、花旦青衣两门抱的却从来未有。所以，一经亮相，观众就被他袅袅婷婷、多才多艺的苏三给震了。这可让荀着实火了一把，也从此奠定了他在京城里的地位。而他的另一位劲敌徐碧云却渐渐由于戏外名声受损，最终败下阵来。

捧“白”第三步:与梅、尚、程合作。说荀慧生是因为傍了当时在京城里响当当的梅、尚、程,才最终忝列“四大名旦”之席，或许今天的人听了要骂我。但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时候，梅兰芳在京城戏界的剧界大王地位早已确立，可谓是红得发紫；而尚小云也丝毫不逊色，少时即以“童伶主席”的称号享誉，在京城里也根深蒂固；程砚秋呢，虽为后起，却以“鬼音”而石破惊天，加之新排剧目部部轰动，拥趸者众，大有抢夺尚之席位态势。“白党”们觉得要是能运作一次梅、尚、程、荀的合作，就算是把这“四大名旦”的叫法真正坐实了。于是．“白党”们又一个点子抛了出来，那就是合灌唱片《四五花洞》。

具体运作此事的是“白党”人称梅花馆主的郑子褒。郑子褒何许人也? 他既是《半月戏剧》、《金刚画报》、《十日谈》等报纸的主笔，又兼任当时沪上的长城唱片公司的经理。以他在报界、伶界的名声来斡旋此事，彼时如日中天的三旦岂能不给面子? 因此,在最初的阶段,这项合作事宜倒也谈得爽快。不过没想到进入实质操作的阶段，难题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首先是排名先后的问题。纵然之前有苏少卿文章中梅、程、荀、尚的座次表，但是好像对于这个排名，北平城里的人都不以为然，尤其是捧尚派们。尚小云的根基在北平城，出名又早，说他的排名在荀慧生后面，“云社” 成员和“尚迷”们那是万万不能答应的。可“白党”又怎能让他们的慧生垫后呢？于是，梅花馆主和“白党”其他要员们绞尽脑汁想出个写有四人名字的转盘，这么着，才解决了这个最棘手、也最敏感的座次问题。

第一个问题刚刚解决，第二个问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唱词怎么处理的问题。

原来灌制的唱片直径为15英寸,每面仅3分15秒。如果唱西皮慢板，只能容纳两句，而需要录制的《四五花洞》却有四句。按照在舞台上通常的演法，真假潘金莲分别有两个，两人合唱上一句，两人合唱下一句。但是，如果就此录制成唱片，听的人无法判别出哪两人唱的第一句，哪两人唱的第二句。再说了，合唱体现不出四位名角各自的特点。经过商量，大家决定灌录两面，每人独唱一句。唱词各异，唱腔自谱。这样的安排，不可谓不圆满，但却又引出新问题。

那就是到底谁唱第一句、谁唱最末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灌录唱片的现场爆发的。以当时这四位的名声，梅兰芳唱第一句似乎谁都没二话，而程砚秋唱第二句也差不多，可关键是谁唱最后一句呢？大家都默不作声。

当晚，荀慧生第一个到，首先提出要唱第三句。程砚秋第二个到，没说什么。可是梅、尚二人却迟迟未到。直到八点以后，梅兰芳才到了，而尚小云是在九时到的。他进门第一句话即是：“我来第二句。”这句话顿时让灌录室的空气紧张起来。正在四位大腕儿还有同来的友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时，还是程砚秋在关键时候解了大家的围。他主动说：“我年纪最小，那就我来唱第四句吧。”这句话让如热锅蚂蚁般的梅花馆主听来俨然遇到了救命稻草，他忙着给程砚秋作揖。试想,要是1932年的那个冬天，如果四人僵持不下，这被后人视为绝世之作,标志着“四大名旦”真正确立的《四五花洞》恐怕就来不到这个世上了。可一波刚平，另一浪又打了过来。

座次、唱法的问题虽解决了，用谁的场面(伴奏乐队)又成了横亘在他们四位面前的棘手问题。京剧角儿和胡琴的关系那素来是相得益彰的，各人的调门和习惯只有在常年合作中才能达到完美的默契。这四个人都是角儿，自然都带着自己的场面，但是这灌录唱片要的是一气呵成，也不能唱一句换一个胡琴呀，那样既解决不了衔接的问题，又会出现调门的区别。这下又让梅花馆主一筹莫展。幸好梅兰芳的胡琴徐兰沅和二胡王少卿对程、尚、荀的唱腔多有研究，最终大家决定就用梅的场面。

折腾了半晌，录音开始了。这无疑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梅、尚、荀、程四人依次并肩而立，足足6分多钟的男旦巅峰时刻在1932年的这张长城唱片中驻足凝固。然而它凝固的不仅仅是这四位男旦的声音，它还凝固了民国一季让后人无比垂涎的风华绝代。它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今天看来绝对当得起任何溢美。更何况发行唱片时听起来略显夸张的广告语，“空前绝后千古不朽之佳作”!

时光流转过去80年，人们已经淡忘了“四大名旦”背后的所有刻意，但旦行艺术的辉煌却永远无法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