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元溥：就让钢琴家访问停在自己40岁这一年吧

今天的微信，是一篇编辑手记，讲做一本书背后的故事。对理想国微信来说，是一次特殊和“勇敢”尝试——以致此刻理想君还在怀疑：这样呈现是否适合？有多少读者朋友会看？……疑问归疑问，诚意摆上这道菜。感兴趣的书友，可进一步查看今天第二篇微信《不只关乎音乐，更关乎人生》。

未完成的交响曲
——《游艺黑白》编后记文/雷淑容
这是一种“收割式”和“搜救式”的访谈

2019年9月19日一大早，我打开电脑登录微信，突然看到朋友丢过来的一则微信截屏：奥地利钢琴家保罗·巴杜拉·斯科达去世。我赶紧转发给理想国的编辑闫柳君：“抱歉柳君，最后一次改动，现在还来得及吗？”
就在18日下午，柳君在微信上通知我，《游艺黑白》结束全部编校、设计、统筹，已经下厂。“好的，应该来得及，我马上通知改一下。”
所谓改，便是在斯科达的简历里，在他出生年1927的破折号后面，加上卒年，即2019年。前面已经有两个钢琴家做了这样的改动，一个是奥地利钢琴家德慕斯，一个是美国钢琴家卡宁。
下午五点，朋友又甩过来一条facebook截屏：呀，错了，老人家是住院了，没有去世。我一看，赶紧把截屏转给柳君：对不起，快改回来！
晚上，我又接到柳君的微信：“雷老师，关于Paul Hindemith，焦老师发来邮件要求统改成亨德密特……我们现在统一用的是欣德米特，要改吗？”
“他是单独发给理想国的邮件，还是发给台湾联经，顺便抄送给我们的？”《游艺黑白》的繁体字版9月11日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同时日文版自2018年以来已经陆续推出四册，他们的计划是出八册。
“他发给诗扬的，说是台湾版的纠错。诗扬让我问你。”张诗扬是《游艺黑白》的另外一位编辑。
“那就不改，维持大陆的译法。”我回复道。
焦元溥的邮件通常是群发，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的编辑都会收到。《游艺黑白》一共106篇访问、107万字，访问对象包括108位钢琴家+1位大提琴家，涉及的人名、地名、作品名不计其数，几乎囊括了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作品、音乐大事，其中最重要的编辑工作之一便是区分大陆和台湾的译名、译法，需要本着准确和约定俗成的原则进行统改。

焦元溥《游艺黑白》（遍访世界钢琴名家，20年珍贵现场记录）中文简体字版（理想国）、繁体字版（台湾联经）和日语版（将出八册）同步上市。
为了做到最大程度的规范和专业，除了张诗扬、闫柳君和我三个文字编辑，我们还请了何宁和高远致两位博士帮忙审读。一遍又一遍的编辑和审读过程中，我们常常在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与中文之间缠斗不清，有时候是发音不同，有时候是大陆许多时候约定俗成的译法常常和意思的准确性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和焦元溥进行沟通，征得他的同意。
实际上，在书稿进入编辑流程之前，他就预见到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郑重与我们“约法三章”：乐曲名的修改必须获得他本人的同意。
关于修改的沟通都是通过微信和邮件进行的，整个过程琐碎，细致，漫长，时常意见不统一，有时谁也说服不了谁。舒曼的Toccata，台湾翻译成《触技曲》，大陆通用《托卡塔》，这个转换焦元溥表示认可，但是舒曼的Humoresque，大陆翻作《幽默曲》，焦元溥就坚决不同意，“这个词在这个曲子里，是情绪的意思，而这首曲子一点也不‘幽默’！”他坚持自己的译法——《性情曲》。
又如德彪西的《映像》可以改作《意象集》，但第一首大陆习惯称之为《水中倒影》，但焦元溥则坚持他自己的理解，译作《水中反光》。
再比如格里格的Lyric Pieces可译作《抒情小品》，但对于勃拉姆斯的Piano Pieces和勋伯格、斯托克豪森的Klavierstücke，焦元溥译作“钢琴作品”，且表示坚持，“勃拉姆斯作品119之4长约5分钟，性质很难说‘小’，stücke有些也的确短小，但有的——比方说舒伯特D.946——又长达14分钟以上，一点都不‘小’……”
事实上，在9月18日下厂定稿前夕，何宁和焦元溥在微信上就piece，bagatalle和stücke的异同讨论半天，还有拉威尔的Scarbo是译作“幻影”还是音译为“史加波”，李斯特的超技练习曲第12首译为“除雪”还是“耙雪”，魏拉·罗伯斯的Rudepoêma是译作“粗野之诗”还是“狂野之诗”……感觉不像编辑，倒像一场古典音乐界译名的“拨乱反正”。
一个星期之后的9月26号，消息灵通的朋友终于甩给我一个确切消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钢琴家之一保罗·巴杜拉·斯柯达昨晚去世，享年91岁。
遗憾之余，又有点欣慰，我翻了一下焦元溥的采访记录表，他在台北采访过斯柯达两次，一次在2013年，一次在2016年，在约一万字的访谈中，他谈到了与德彪西和拉威尔作品的交往，他对维也纳风格的认识，对科尔托和费舍尔的看法，他演绎肖邦、莫扎特的心得，留下了详实、深刻、充分的思考性文字，可以说，焦元溥以中文的方式为他漫长而辉煌的钢琴演奏生涯划上了完满的句号。

Paul Badura-Skoda, 1927—2019

同样的心情也出现在4月接到德慕斯去世的消息时，2018年5月，近九十岁高龄的德慕斯在中国巡演之际于上海接受了焦元溥的采访，老人家一方面是才华洋溢、学富五车的传奇音乐大师，是少见的“完全音乐家”，另一方面也是专业上极端挑剔，脾气火爆，极难交流的怪人，几乎没有记者敢采访他，可以与他对话。但是焦元溥让他敞开了心扉。

在几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如数家珍地谈起了纳粹时期的学琴经历，他如何师从纳特，如何演绎巴赫、贝多芬、舒曼、德彪西、弗兰克，他的作曲事业，尤其震撼的是他道出自己以音乐为信念，终生践行“要走到底”的使命，花数十年的时间悟出巴赫的《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是对耶稣受难的冥想，让人明白他之所以脾气古怪的原因、九十岁依然保持舞台活力的秘诀所在。

2018年5月30日，焦元溥整理出采访稿，给大家群发了一封邮件：“开心的是访问很成功，内容很好；不幸的是访问很大篇，居然有近16000字（昏倒）。”
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更让人欣慰的是，德慕斯与斯柯达是终生挚友，他们一生都在合作双钢琴、四手联弹，堪称奥地利音乐界上的“双杰”（他们与古尔达一起被称为维也纳“钢琴三杰”）。
两人分别在2019年春天和秋天离世，焦元溥把他们的访谈放在《游艺黑白》第一册的第一章，一前一后一唱一和，形成奇妙的呼应。
事实上，《游艺黑白》第一册给人最大的感受便是欣慰，27位钢琴演奏大师，从生于1912年到生于1944年，从欧洲到亚洲，从法国到俄罗斯再到美国，整体呈现出一代钢琴家在20世纪前半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钢琴演奏艺术在艰困时代所能臻至的最高境界。
这一代钢琴家随着年事已高，大多不再活跃于演奏第一线，甚至告别人世，目前已有桑多尔、图蕾克、施塔克曼、卡宁、斯科达、德慕斯六位相继去世，随着时间的推移，焦元溥这种“收割式”和“搜救式”的访谈就显得尤为及时和重要。

“终于要到终点了……会是106篇访问，107万字，108位钢琴家“《游艺黑白》不是一本新书，而是在2007年旧版基础上的新版书。按理说，一本旧书出新版，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修订，增加内容，只是为了让一本有价值的书在旧版的基础上更准确、充实和完整。但十二年来，焦元溥的读者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期待着新版的推出。
尤其近两年，我无数次地在不同场合遭遇各种催问，“什么时候出？”“怎么还不出？”“想好以什么形式出了吗？”“出版会有几册？”
催我的读者中有乐迷、钢琴家、学生、乐评人、音乐学者、音乐工作者、演出经纪人，甚至还有音乐书店的店员。从他们眼神里，我看到的是一种热切的想象，好像他们在不约而同地想象当年一棵品种优良的小树会长成什么样的大树，硕果累累还是枝叶参天？或者是，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一个当年惊为天人的天才少年在阔别十二年后会成为什么样的旷世奇才，著作等身还是叱咤风云？
说实在的是，我也好奇。正是因为这种好奇，我从焦元溥的读者变成了新版《游艺黑白》的编辑。
《游艺黑白》的再版提上日程是在2015年10月，当时《乐之本事》刚刚上市，焦元溥到上海参加新书发布会。那是我作为编辑第一次见到作者，也是焦元溥作为作者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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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乐之本事》虽然是一本普及读本，现场却来了许多专业人士，其中就有刚刚从德国学成回国的音乐学博士何宁和上海的乐评人林达，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都是来和焦元溥打招呼的，而且暗号统一——“我读过《游艺黑白》！”“《听见肖邦》一直是我的枕边书！”
读者基础这么好，《乐之本事》叫好又叫座（出版当年获选《新京报》年度好书，迄今仍然在加印）理想国推出焦元溥的下一本书自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按理说，焦元溥的繁体字专著已出数种，《乐之本事》之外，还有《经典CD纵横观》《莫扎特音乐CD评鉴》《乐来乐想》《听见肖邦》，随便出哪一种似乎都不应该有异议。
“《听见肖邦》首先不行，后半部分我要改写，但我还要读完十几本英文书之后才能动笔。”
“《经典CD纵横观》也不行，那都是我许多年前的幼稚经验，现在很多想法都变了……”
“《乐来乐想》如果要出，我就得把这些年的文章整理重写。比方说把1500字的三篇文章，整合改写成4000字的文章........会这样说，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些台湾作家的散文集，很多很好，非常好，但都出手太急了，应该多放一些时间，多改写，会更好。要出就要出一本非常非常好的集子，我不是没有能力做到，但我需要时间。而我明年的行程已经排到十二月底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最想做的是把该访问的钢琴家访问完，把《游艺黑白》增订版做出来。然后再思考别的事情吧。”
好吧，这本不行，那本不行，出版社急也没用。不过，钢琴家访问什么时候能完？新版《游艺黑白》大致什么时候能出？
“旧版有55位钢琴家受访，需要增加内容的大概有三十位，我已经访了二十几个，新访问的钢琴家，打算要加三十来个，可能还有一半没有采访到……乐观的话，到2017年出版，也就是老版十周年之际。”
话虽这么说，2017年很快来到，然后倏忽过去，三四年间，我们不时收到焦元溥在世界各地发回的邮件和稿件，在华沙采访昂特尔蒙、奥尔颂、阿列克西耶夫、邓泰山，在维也纳采访莱昂斯卡娅、汉弗里格，专程去东京采访波格雷里奇、小山实稚惠、横山幸雄，去首尔采访白建宇，去深圳采访格拉夫曼，去鼓浪屿采访殷承宗，在上海采访洛蒂与德慕斯，到布鲁塞尔采访艾尔巴夏、乌拉达，到波士顿采访费尔纳、陈宏宽，在北京采访陈萨，当然他也在台湾“守株待兔”——斯科达、巴维杰、齐柏丝坦、霍夫、斯泰尔、维阿杜、叶绿娜与魏乐富、吴菡与芬克尔、安宁、艾卡斯坦、寇柏林、查梅、严俊杰、伽佛利佑克、布雷查兹、阿芙蒂耶娃、王羽佳、张昊辰……
其中有的钢琴家是初访，有的则是第二、三次甚至是第N次复访。
于是采访名单一个个加长，稿件一点点增补，截稿时期一天天往后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毫无节制、篇幅无限扩张、稿件一再增补、时间无限延长”，因他实在是“求好心切，又贪婪成性，只要有机会再见到访问过的钢琴家，听闻精彩的想法，就会持续加进先前访问，导致访问永远写不完。”
篇幅越长，时间越久，大家倒都不急了。不急着催稿，不急着截稿，不急着编辑，不急着出版，好像一心想要看看，这个一心（贪心）要把书写好的作者到底要写多长才会罢休，写到什么程度才会收手。
终于在2018年8月12日晚上，焦元溥发来了第四册28位钢琴家的全部访谈内容，“大家好：终于要到终点了……目前访问总字数预估在105万字，加上导言和前后语应该会到107万字。所以会是106篇访问，107万字，108位钢琴家。”

但是放心，真正完全定稿要到一年后，因为直到书下厂印刷前，焦元溥依然和不同的钢琴家在不同的场合相遇、交谈，只要有灵光乍现的对话，他都会赶紧写下来，50字、200字、700字、3000字地加入原来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齐默尔曼的访谈在今年年4月又充实了他关于和伯恩斯坦合作的美好回忆，最后一次则是6月30日，因为和林肯室内乐艺术总监吴菡一次电话，于是又加入了1700字——其中还不包括对各种人名、地名、曲名的删改、更替，零零星星陆陆续续一直持续到下厂印刷前夜。
就这样，原计划在旧版十周年之际推出新版的计划延后了两年，但这也不算遗憾，因为我在研究焦元溥列出的采访记录表时发现，距离他的1999年第一次访谈采访图蕾克，到今年正好是20周年。
“1999-2019，旅行、聆乐、采访、翻译、写作，音乐作家焦元溥20年砥砺之作。”
这是给设计师提供封面文案时，我写下的第一句话。接下来罗列数字就变成了一场势不可挡的狂欢，好像唯有数字可以“解恨”，可以道出这套“巨著”所蕴含的所有硬指标——
“追踪108位世界级钢琴演奏家，辐射30座全球最有活力的古典音乐之都，勾勒20世纪至今众多钢琴演奏家璀璨星图”
“旧版55位钢琴家中，有30位增加新内容，新版又添53位钢琴家”
“旧版两卷895页，新版四卷1987页，收录106篇访问、107万字，采访了108位钢琴家、109位音乐家”
“囊括四代国际钢琴家，年纪最大的97岁（桑多尔，生于1912），最小的29岁（张昊辰，生于1990）”
“追访白建宇、波格雷里奇4次，奥尔逊 、邓泰山5次，追踪齐默尔曼13年，殷承宗、邓泰山14年”
“收录齐默尔曼30年来唯一访谈2.1万字，而波格雷里奇访谈更长达2.4万字，被钢琴家收入个人官方资料”……

“我不能接受你的访问……除非你给我20个小时”
《游艺黑白》的稿件，从电子版到纸质校样，我先后过了五六遍。只有真正进入内容编辑和全书统筹，才会明白焦元溥完成了一件多么伟大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全书体例之庞大、内容之浩瀚、头绪之繁杂，让人头皮发麻，焦元溥访谈之诚恳、写作之灵活、编排之用心，让人感佩，而其中可读性之强、学术性之深、关连性之紧又让人拍案叫绝。
每当我在艰巨的文字编辑中叫苦不迭时，想到焦元溥说的一句话便觉羞愧，他在序言里写道“规模之大，实非计划开始时所料。访问之累、写作之苦与校稿之烦，更令我常生悔不当初之叹。”
每一篇访谈背后，焦元溥都要经历旅行、聆乐、访谈、翻译、写作、校稿甚至追访、增补等一系列环节——不不，这些环节，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人物采访完全不是一回事，用台湾作家杨照的话来说，“以台湾人的身份，不代表任何媒体，也没有组织机构做后盾，却设定访问的对象，是世界级的专家，那简直是痴人梦话。 ”
没有翻译、没有助手、没有策划、没有资金赞助、没有特殊关系可以倚赖，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艰难的，不可替代的，唯有焦元溥自己才可胜任。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每一次访问都堪称一项巨大工程。因为采访德慕斯，我得以亲眼见到他案头准备工作的照片：收藏的德慕斯的三四十张CD，密密麻麻如天书般的蝇头小楷笔记，厚厚的乐谱。

而准备工作往往与约访成功率紧密相关——焦元溥约采访，采取的多是大海捞针式的笨办法：通过正式渠道，给演奏家、经纪人写信或者发邮件，小扣柴扉久不开、石沉大海是常有的事情。
“访问必须是你情我愿。并非所有钢琴家都喜欢受访，我也不是死缠烂打之人。心仪的名家，无论是本人拒绝或经纪人推辞，联络超过三次但无下文，我就不再询问。”
不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是常有的事情。比如他就用笨办法约到了从不接受访问的齐默尔曼。
“齐默尔曼有一个怪癖，别的钢琴家一般有一个总经纪人打理所有事情，而他是每个国家有一个，这是他管理自己演艺事业的方式。于是我向他各国的经纪人寄去访问提纲。结果只有他的英国经纪人回我，她说我收到你的问题，帮你转给他，但是他会不会回答不知道。
我其实也没有抱任何希望，反正寄就寄了。过了一个月之后，经纪人回我信说，这是齐默尔曼的手机电话，他让你自己跟他约访问时间。
于是我打电话给齐默尔曼，他说非常感谢你这些问题，你这些问题真的都是我想要回答的，我没有遇过这样的访问，但是很抱歉我还是不能接受你的访问。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除非你给我20小时。他说因为我给他的问题有7页，都想回答的话需要20个小时。
他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去他在瑞士的家，另一个方案是他去美国演出，在纽约待一个礼拜。结果两个方案都没成，最后真正访问到是在台湾。他来演出。访谈在见缝插针中进行。
最后一天早上有三个小时，最后连到机场的路上35分钟还在做访问。”
那已经是2006年7月的事情，等他们再加访谈内容，却已是13年之后的2019年。
写稿之难，超过一般写作者的想象，首先要整理数小时带俄语、波兰语、德语、法语、匈牙利语、西班牙语口音的录音，辨认、梳扒出每一个人名、地名，这已经够难的了。
难上加难的是，大部分钢琴家都不善言辞，他们观念、思想和逻辑都必须经过专业的筛选、过滤、连缀、猜测、整理、修饰，最后方能形成文字，而这需要随时出入钢琴演奏、音乐理论、音乐史、世界史的能力，需要融会贯通音乐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的能力，以及既能统观整个音乐学全局又细致入微到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曲名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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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它们编成书，那将是伟大的书”“奇迹之书”是杨照对旧版《游艺黑白》的评价，言其不可能，不可思议，在人的想象之外。对于壮大了一倍的新版《游艺黑白》，我只想说，这不仅是“奇迹之书”，还是一部“伟大之书”。
“伟大”这个词是借用海明威的说法。
1953年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创刊，它的“作家访谈”栏目从此每一期刊登一篇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到目前为止，差不多访遍了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所有最重要的作家。
评论家们将这一栏目称为“传奇”，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并认为它“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海明威接受访谈是在1958年，他生前订阅《巴黎评论》，尤其喜欢看《作家访谈》，他说：“如果把它们编成书，那将是伟大的书。”后来《作家访谈》真的成书，海明威的话也被用作最有力的推荐。
《游艺黑白》无疑首先是一部大书，规模巨大，格局宏伟，且才识卓越，令人景仰钦佩。正是在可见的层面上，编辑部在腰封上为之定位“一段正在发生的古典音乐史，一部不同寻常的钢琴音乐百科全书”。

它能不能称“伟大”，不妨拿它与《作家访谈》来做对比。首先是数字：《巴黎评论》1家杂志，66年来派出无数个记者，采访了300个世界级作家，与之相对应的，是焦元溥1人，20年，108个世界级钢琴家，且没有任何的杂志和机构做后盾。
再来比较一下被访问者，《巴黎评论》访问的作家个个都是世界级的语言大师，他们精于自我表达，更善于制造语言机锋和快感，访问者只需负责提问、起承转合、记录，便可成就一篇精彩的访谈。
但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可不同，他们更善于用手驱动乐器制造音乐，他们是孤独的手工艺人，是常年隐居山洞的自我修炼者，把音乐转化成语言表达非他们所长，也非他们所愿，所以作为访问者，焦元溥一方面要担任访问的策划者、设计者、记录者，另一方面还需要担任双重的翻译工作：
既要把英语翻译成中文，也要把生僻的音乐术语、深奥的音乐思想、幽微的音乐形象、抽象的音乐理念转译成大众读者可以理解和消化的通俗语言。
仅仅翻译出来还不够——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人生经历就是他们最好的创作素材，阅读他们的作品，往往是理解作家的最好途径，但钢琴家不然，或坎坷或幸运或丰富的人生造就了他们的艺术，但他们的艺术作品并不直接反应这一点，所以焦元溥不仅要让钢琴家道出音乐思想，也要他们讲述各自精彩的人生故事。
换句话说，《游艺黑白》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人，其次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如焦元溥所说：“访问中不只关于音乐，更包括对于艺术、文化、政治、社会、家庭以及人生的讨论：白建宇险遭朝鲜特工绑架，邓泰山在防空洞练习指法，普莱斯勒见证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命运，殷承宗更经历了绝无仅有的时代。看鲁比莫夫如何在禁锢中获得当代新知，阿方纳西耶夫与鲁迪如何逃离苏联，铁幕环境如何影响席夫、齐默尔曼与波格雷里奇，摇滚、爵士与流行音乐如何启迪普缇南与布雷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焦元溥让每一篇访谈变成了可读性极强的钢琴家小传，所以他自信地说《游艺黑白》是“给音乐人，更给所有人”。
不过，把一本专业书写得好看，适合所有读者阅读，焦元溥从来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他甚至还说：“《游艺黑白》其实不是我的著作，而是受访钢琴家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兴奋而又感动的见证者，把所见所闻的诸多故事记录下来。”
在我看来，这是事实，但又不是事实。表面上看，焦元溥确实是个记录者和见证者，但是翻开《作家评论》和《游艺黑白》就会发现，《作家评论》的访谈者并不真正出现，他们是隐身的，只代表杂志的立场，被访问的作家在书中也是独立的，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时间、空间都可以打乱。
但焦元溥在《游艺黑白》中却是灵魂般的存在，他首先就开宗明义，“我只访问‘我喜爱’以及‘我有问题要问’的演奏家。对于我不喜爱的钢琴家，无论何其有名，我就是无话可说……”
接下来，他就像个无所不知的导游，带领他的读者去拜访每一个他“喜爱”并有定评的钢琴演奏大家，这是一座座金山银矿，唯有他的选择、他的匠心、他的趣味、他的探索和发现才能把宝藏一点点、一层层地打开。
他小心翼翼、节奏稳定地步步推进，钢琴家们则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和盘道出，访问者与被访者都前所未有地呈现出一种创造性状态，给读者的感觉，就像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一个真正的钢琴家永远只为内心弹奏一样。

焦元溥书房CD架
从某种意义上，焦元溥让访谈这种工具性、新闻性、实用性的文体变得像小说和散文一样彻底自由和灵活，变成了承载他和钢琴家们丰富情感和深刻洞见的叙述技巧。
焦元溥轻松地驾驭这种叙述技巧，就像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两边都有栏杆，把不必要的东西栏在外面，让情感更集中、思想更深刻、感染力更强烈。
而这条高速公路的所有出口是有精心布局的，焦元溥按年代、国家、地域、风格、流派、师承关系等各种标准将108个钢琴家们精心分册、成章，他们是独立的，但是彼此之间又不可分割，章节有逻辑，分册有联系，全书有机立体，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人物形象鲜明，最终成就了一部跨度大、完成度极高、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非虚构著作。
我要说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焦元溥用他强悍的意志力、策划能力和写作能力，以访谈的方式，定格了这个正在消失的世界。
他用文字再现与我们同时代的四代钢琴家——不但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场景、精神世界、灵魂探索，也再现了他们承载的文化。他让音乐转化为文字，让苍白的记录，变成一种鲜活的存在，一种让我们能穿越时空局限，与之交流的存在——而这，我想正是海明威所说的《作家访谈》的伟大，也是我认为《游艺黑白》的伟大所在。

围绕着《游艺黑白》，
正在形成一个炙手可热的“朋友圈”

10月底， 新版《游艺黑白》正式出版，焦元溥到杭州、上海参加新书会。现场读者云集，座无虚席，两城多位钢琴家、音乐家、乐评人、音乐学者和钢琴教师到场，理想国为签售赶制的两百套作品也一抢而空。
巧的是，那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演出的钢琴名家，从席夫、薇莎拉兹、弗拉基米尔·维阿杜到陈萨、张昊辰、王羽佳、安宁等等都是《游艺黑白》的受访者。而不久前，问鼎2019留声机大奖的钢琴家分别是王羽佳和另一位《游艺黑白》的受访者贝特兰·查梅。
好像围绕《游艺黑白》，形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朋友圈。

焦元溥《游艺黑白》新书分享会

有意思的是，薇莎拉兹的独奏会正好与焦元溥在上海的新书会在同一天，而且破天荒地被安排在周日下午，原因有两个：那天晚上维也纳爱乐在上海演出，焦元溥的新书会也在晚上。这是演出公司的特别安排。即使挪到了下午，薇莎拉兹的音乐会也爆满，而她在中国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与焦元溥对她的访谈不无关系。
演出公司还特地在节目册里附上了那篇有名的访谈。此种巧合与美意，焦元溥称为“上天给的礼物”。他后来在facebook分享了自己与薇莎拉兹的交往：
“《游艺黑白》能走到今天，有好几个原因，其一是在我访问之初，我访问了Virsaladze。2002年6月，我在莫斯科看柴可夫斯基大赛，Virsaladze是评审。比赛要快结束的时候，我在评审进场的出入口‘拦截’她，问能否接受访问？
没有名声，没有专著，不代表任何媒体或机构，只是一个刚服完兵役的大学生，看起来也很蠢，居然要访问世界级的大师，想想实在是非常天真。但Virsaladze答应了。……万事起头难。如果当年不是因为Virsaladze的和善与慷慨，如果当年我遇到的，是给人脸色、态度轻蔑的钢琴家，我可能早早打了退堂鼓，没有勇气继续厚着脸皮访问。
能在《游艺黑白》出新版时，见到17年前的恩人，让我再次和她说谢谢，请她吃顿饭，我非常感激。”
我有幸见证了焦元溥与薇莎拉兹的重逢。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时间和空间带来的陌生感，薇莎拉兹与焦元溥之间是“悠然神会，妙处皆与君说”的忘年交，他们轻松默契地漫谈音乐与乐坛，随时都能感觉到思想、观念碰撞出的火花。
焦元溥在《游艺黑白》序言中说，他作为访谈者有五种身份：爱乐者、唱片收集者、学过钢琴的人、国际关系研究生与音乐学博士。
事实上，还有一种身份是在访问现场发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就是在访问过程中，访问者与被访者不知不觉就成了神交已久、知会于心与相见恨晚的朋友。
试想一个年轻人，当他熟悉钢琴家所有的音乐会，对他的唱片、录音了如指掌，知晓他每一个乐句的处理、每一个踏瓣的讲究，并说得出他每个处理的渊源与动机，当“他和钢琴家一样专注看重乐曲乐谱、诠释表现，甚至比钢琴家本人更专注看重钢琴家的经历、演出与录音时”时，而这个年轻人又温和、友好、周到、细致，带着东方人特有的儒雅和谦逊，钢琴家怎么不可能马上引为知音和知己！
无独有偶，为新版《游艺黑白》撰写推荐语的张艾嘉、林怀民、几米虽然在各自的领域卓然成家，却都不约而同地把焦元溥当作古典音乐的“引路人”或者“老师”，指挥家吕绍嘉更称他为“直探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性情中人”。
事实上，近年来焦元溥在大陆交友甚广，无论是音乐家还是普通读者都会把他视作“良师益友”。并非焦元溥好为人师，而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爱乐者的初衷，从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对音乐无怨无悔的热爱、激情和付出，那种多少世故都改变不了的对内心的诚恳、对音乐的诚恳，他自身在音乐中所践行的勤奋、谦虚、开放、真实、自信，让人感到一股挟裹和引领的能量，你只需跟上去就行了。
众所周知的是，《游艺黑白》只是焦元溥作为音乐作家的一部分工作，此外他还担任着广播电台主持人、专栏作家、音乐节艺术总监、系列音乐讲座策划、剧本翻译与改编，在出版《乐之本事》和《游艺黑白》之外，焦元溥还与理想国一起合作推出了两档“焦享乐”音频节目：“古典音乐入门指南”与“一听就懂的古典音乐史”。
杨照见证了焦元溥十余年来的成长：“旧版问世时，焦元溥是台湾音乐界一颗前所未见的奇异新星，用这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深邃而美丽的钢琴音乐世界；新版堂皇脱胎时，焦元溥已然创造了自身独特的一块音乐鉴赏、策划、推广领域，不只是改变了台湾古典音乐演奏与聆听环境，还将影响力拓展到大陆及日本等地。”
可以说，焦元溥的能量几乎触及到了古典音乐行业的每一个环节，尽管他不能亲自作为演奏家上台，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游艺黑白》会弥补这一遗憾——我指的是它将在钢琴演奏和教育行业所产生的影响。
之所以这么说，是10月25日在杭州的分享会上，我作为主持人与焦元溥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对话。结束时，我忍不住说：“其实，我站在这里除了责任编辑的身份，还是个琴童家长，十年来我从旧版《游艺黑白》的读者成为新版《游艺黑白》的责编，而在新版《游艺黑白》酝酿的五年过程中，我的儿子成长为一个钢琴家……他也许是《游艺黑白》最早的读者之一。”

一部正在发生的古典音乐史
焦元溥在后记中斩钉截铁地说，新版游艺黑白是终结版，不会再有更新版，“就让钢琴家访问停在自己40岁这一年吧”。
《游艺黑白》虽然采访到了108位世界级钢琴家，但并不是没有遗憾的。比如焦元溥最想访问鲁普，却失之交臂，与布伦德尔约好了见面，却阴差阳错地没能成行。
“万一哪一天采访到了鲁普，怎么办？”我曾经问焦元溥。
“那就……另外再出好了，可以出一本《游艺黑白·增补》哈哈。”
就在我写这篇编后记的时候，突然收到焦元溥发来的文件，是一篇近五千字的新访谈稿：访林肯中心室内乐集（CMS）艺术总监吴菡与芬克尔。吴菡与芬克尔是一对音乐家夫妻，《游艺黑白》第三册收录了焦元溥对他们的长篇访谈。
“咦，为什么又写访谈，不是说不做了吗？”
“这是关于一场具体音乐会的访谈。林肯中心室内乐团下月要来台北和高雄演出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和塔涅耶夫的室内乐，写这篇访谈纯属帮忙，主要针对演出曲目。他们的大陆巡演有南京站，所以发给您，兴许能派上用场……”
“可见访谈永远写不完……好吧，反正我就把《游艺黑白》当作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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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音乐人，更写给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