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群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原文刊于《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

一、李濂的生卒年限、世医背景和医学活动

1.生卒年限考

据《明史》卷286《李濂传》云：“李濂，字川父，祥符人，举正德八年(1513)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沔阳知州，稍迁宁波同知，擢山西佥事。嘉靖五年(1526)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濂少负俊才，时从侠少年联骑出城，搏兽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为人。一日作《理情赋》，友人左国玑持以示李梦阳，梦阳大嗟赏，访之吹台，濂自此声驰河、雒间。既罢归，益肆力于学，遂以古文名于时。初受知梦阳，后不屑附和。里居四十余年，著述甚富”。由此可知，《明史》本传并未确载李濂生卒年限，只是提供了两条大致的线索，一是：“嘉靖五年(1526)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二是：“里居四十余年，著述甚富”。据此推算，李经纬先生认为：生于“1489年”，约卒于“1569年”；《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记作：“李濂(1489～ 1566后)”；《中医人名辞典》记作“李濂(1489～ ?年)”。按我国古代历来以虚龄称呼年岁，《明史》本传既然载述李濂“嘉靖五年(1526)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则其生年似应1489年；其卒年按“里居四十余年”推算，记作“1566年后”或“约1569年”，似亦大致相当。然而，据笔者考证，李濂生年应作1488年，其卒年实为1566年。

特举证并考辨如下：

其一，明代陈柏撰《嵩渚李先生墓碑》略云：“先生名濂，字川父。其年癸酉(1513)举河南第一人，明年(1514)举进士高等。乙亥(1515)出守沔阳。辛巳(1521)擢贰宁波。癸未(1523)擢山西按察司佥事。先生生于弘治戊申(1488)，卒于嘉靖丙寅(1566)，享年七十有九，以隆庆戊辰(1568)葬于苏村”。墓碑确载李濂生于“弘治戊申(1488年)”，则《明史》本传记述“嘉靖五年(1526)”“年才三十有八”实误，当为“年三十有九”。此即诸部辞书关于李濂“1489生年说”之由来。

其二，考李濂《嵩渚文集》，于所撰七言律诗中，亦可证实《明史》本传所谓“嘉靖五年(1526)”“年才三十有八”之说记误。例一：《己亥(1539)元日》略曰：“今朝己亥五十二，试笔三阳挥短篇”；例二：《庚子(1540)除夕限韵作》略曰：“荏苒年光五十三，世途情味饱经谙”；例三：《辛丑(1541)元日》略曰：“行年五十今加四，解组归来十六秋”；例四：《六十自寿》(李濂自注“丁未(1547)年作”)略云：“荏苒年光六十过，镜中勋业复如何”。以上四首诗句所载干支年岁，均与“弘治戊申(1488年)”生年相吻合。据此，笔者认为李濂“1488”生年说当作定论。

关于李濂卒岁，据《明史》本传“里居四十余年”句推算，与墓碑“1566”卒年说正相吻合，今亦可作为定论，而李经纬先生“约1569”卒年说、《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1566后”卒年说，以及《中医人名辞典》卒年存疑说等，或因限于史料，则当一并予以补正。

2.关于“金钟李氏”

据明代李濂所撰《大梁金钟李氏世系碑》和陈柏《嵩渚李先生墓碑》等文献记载：李氏世为祥符(即开封)人，以小儿医名闻于宋。宋季，李濂先祖讳某，因治愈皇太子痉病，上欲官太医丞，因固辞不受，乃赐金钟，由是四方之人咸称之曰：“金钟李氏”。其医传至李濂六世祖讳景权时，“金钟李氏”之医名益显，著医书满家。景权生子曰铎，世其业，父子并为太医院御医。铎生仲子曰得祥，精医术。得祥生季子曰信，医婴有奇效。信生长子曰敬，敬少业儒，长精于医，其所存活者数百人。敬生三子，长子曰洪，继承医业，季子即李濂。由此可知，作为解元公和进士及第的李濂，实为绵延二百余年而不绝的儿科世医“金钟李氏”之后代，正如李濂所述：“累世皆精其术，而医道盛行于时，大河之南称德门旧族必曰：金钟李氏”。然而，关于李濂的儿科世医背景，诸部医学人物辞书如《中医人物词典》、《中医人名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分卷》等均无述及。因此，上文所引证的资料或有助于对李濂生平的研究。

3.有关医学活动

据李濂自述：“(长兄)洪习医，(二兄)淳服贾，濂谫薄不类，赖祖考庇荫之休，少举进士，三为下大夫”。其实，李濂虽非专门医家，但由于家学渊源和医风熏陶，加上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对医学所作为的贡献当无愧于“金钟李氏”。

一是编撰医史人物传记专书。李濂所撰《医史》10卷，共收载和编撰72位医家的传记，前五卷，编入正史所载医和至李杲共53位医家传记，后五卷，共载张仲景至张养正共17位医家传记，且大都附有按语或“嵩渚子”论述一篇，其中不乏卓识高见。《医史》10卷，实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名医传记类著作，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后五卷，李濂所撰《张仲景补传》、《王叔和补传》、《启玄子补传》、《葛应雷补传(附子乾孙)》、《王履补传》和《戴原礼补传》等篇，其文献价值更高。于是，笔者认为：李濂《医史》10卷当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二是为多部医著撰序。李濂在为官期间和罢官归乡之后，曾先后为当时首版或再版的医书撰序，计约4篇，即：约作于1523年的《救荒本草序》、作于1543年的《幼科类萃序》，以及《续医说序》、《陶节庵伤寒六书序》等，由此亦可证明，李濂对祖国医学传承所作的贡献。

三是发表若干篇医学论文。据《嵩渚文集》所载，李濂在从事文史撰著之余，也有若干篇专门论说医学问题的论文问世，即：《医说》、《医辩》(作于1549年)、《医有三品对》等，同时，在不少题赠以及所撰的传记文字中，都涉及到医学问题，从中显示出较为深厚的医学修养。

此外，李濂还与几位兼通医学的当朝官吏，如兵部尚书刘松石(著《保寿堂活人经验方》)、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著《摄生众妙方》)等过从甚密，并同当地名医，如云峤翁郑镒、杏垣翁陶医等亦有所交往，这也可从一个侧面加深对李濂从事医学活动的了解。

二、李濂《医史》纂辑年份考

1.关于《医史》纂辑年份的权威观点

据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分卷)》和《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载述：李濂医史10卷为明代正德年间刻本，并记其纂辑年份约为“1513年”；另据余瀛鳌、李经纬主编的《中医文献辞典》亦称：医史10卷“明李濂(川父)约纂辑于正德八年(1513)”。由此看来，李濂《医史》“正德八年(1513)”纂辑说，似乎已成定论。

2.对《医史》纂辑年份的若干考辨

经笔者考证，李濂《医史》当在“嘉靖五年(1526年)”罢官归乡后若干年内纂辑，“正德八年(1513)”纂辑说实误。特举证并考辨如下。

其一，考李濂《嵩渚文集》卷56，获其自撰《医史序》一篇，此篇序文因未见载于世传本《医史》，故当今医史学界有所忽略。其略云：“宋许慎斋，纪五季以来之医，有图而无传。近时丰城杨文恪公廉，尝著《名医录》，又略而不详”。按：丰城杨文恪公廉，即南京礼部尚书杨廉，字方震，号月湖，兼通医学，曾著《医学举要》、《明医录》各一卷，“文恪”当为谥法，即明朝皇帝对三品以上两京大臣逝世后的赐名。李濂撰写《医史序》既称杨廉为“杨文恪公廉”，则其纂辑年份必在杨廉去世以后，考明代孙存《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杨公廉行状》中，获知杨廉卒于“嘉靖乙酉(1525年)。三月十八日”，“距生景泰三年(1452)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上悼痛。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继考《明史》卷283《杨廉传》所载卒年相同。杨廉既然卒于“嘉靖乙酉(1525年)”，即可推断李濂纂辑《医史》年份不是在“正德八年(1513)”，而是在“嘉靖乙酉(1525年)”以后。《医史序》所述“近时丰城杨文恪公廉，尝著《名医录》”之句，即笔者否定“正德八年(1513)纂辑说”之主证。

其二，李濂《医史》卷7《王履补传》略云：“嵩渚子曰：余读王安道《溯洄集》二十一篇，未尝不深叹其察理之精。近时王文恪公鏊，有曰：始余读溯洄集，知安道之深于医，不知其能诗也，及修《苏州志》，知其能诗，又工于文与画也”。按：王鏊为明代正德年间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文恪”亦为谥法，即由皇帝在王鏊去世后所赐。李濂谓其“王文恪公鏊”，即可断定李濂撰写《王履补传》时，王鏊亦已谢世。考明代文征明所撰《太傅王文恪公传》略云：“公名鏊，字济之，世称守溪先生，吴洞庭山人也。嘉靖三年甲申(1524)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讣闻，上为辍视朝一日，追赠太傅，谥文恪”。继考明代祝允明所撰《祭王文恪公文》，所载卒年相同。王鏊既卒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则李濂撰写《王履补传》并纂辑《医史》显然不会在“正德八年(1513)”，而必然是在“嘉靖三年甲申(1524)”以后，否则，将无法解释“近时王文恪公鏊”之句意。此即笔者推翻“正德八年(1513)纂辑说”之又一主证。

其三，李濂《医史》卷首《纂辑医史凡例》，李濂于文末的一段叙述耐人寻味，其云：“山林索居，书籍鲜少，故于古之名医搜罗未尽，增广补遗，以俟博雅君子”。据《明史》本传及墓碑所载，可知李濂“正德八年(1513)”举河南乡试第一，明年(1514)登进士第，“乙亥(1515)”至“嘉靖五年(1526)”当在沔阳、宁波、山西历任地方官吏。在这段求取功名以及为官当政期间，既无静心纂辑《医史》之可能，亦无专事著述之闲暇，因此，所谓“山林索居”显然是罢官退隐生活的形象写照，至于“书籍鲜少”“古之名医搜罗未尽”句，当属李濂于“嘉靖五年(1526)”罢归后，避居林壑所发出的无奈感叹，另有诗句为证：“还家几度逢元日，把酒三阳慰索居”，此句李濂作于“庚寅元日”。即“嘉靖九年(1530)”，时年四十有三，当为李濂罢归四年所作。其所谓“把酒三阳慰索居”同“山林索居，书籍鲜少”显然同为一种心境，而为两种表述，其核心词当为“索居”两字。

据此推论，并在上文所举主证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李濂纂辑《医史》年份当在罢官归隐后、“嘉靖六年(1527年)”至“嘉靖九年(1530年)”间。此一推论，一则用作推翻“正德八年”纂辑说之佐证，二则以此开辟《医史》纂辑年份之新论。

其四，李濂所撰《琼林宴归图记》云：“丙戊(1526)，蒙恩放归，屏居林壑，颇以文史自娱，杜门扫轨，绝无它慕”，另撰《李氏居室记序》亦云：“余自丙戌(1526)蒙恩放归”“林居多暇”，又撰《夏周正辨疑会通序》亦云：“濂屏处山林，日长无事，凡六经疑义，窍尝究心”。若将“屏居林壑”、“林居多暇”和“屏处山林”句，同《纂辑医史凡例》“山林索居”句加以联贯体味，则文字气韵一脉相承，“归隐之士”所独有的、苍老悲凉的心态跃然纸上。据此亦可作为排除“正德八年(1513)”纂辑说之佐证。

此外，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载录：“《医史》明李濂撰，明正德刻本(1513年)”，并注明藏于上海图书馆。笔者为此专程前往上图古籍资料室查考。查考结果：上海图书馆明代李濂《医史》藏本，实为“明刻本”，并无所谓“明正德刻本(1513年)”结论，原著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印出版，目前，上图仅存该书缩微胶卷。

综上所述：李濂生卒年限为(1488～1566)；其为小儿世医“金钟李氏”后裔；《医史》纂辑年份约在1527至1530年左右。

（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期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