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隋炀帝杨广就像一个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不管什么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又是那么的奇怪，每一味药材不是用错就是严重过量,以至于任何一剂药吃下去都会产生致命的副作用。他新皇上任后进行了四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有一项是废除散号将军，这个问题还要从西魏时期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说起。

其实府兵的雏形，大概在西魏以前就已经存在：
《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人任次叙，一准其旧”。这是追述当年北魏镇兵建立的故事，此处所谓“府户”，即是北魏的镇兵。而这大概是隋唐府兵中外府府兵的最早渊源。
北魏自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于新都洛阳遍置军坊，作为中央直辖的武装力量，即所谓的“六坊之众”。魏孝武帝西迁，跟随的“六坊之众”不过一万来人，（永熙三年（西元534年）孝武帝西奔长安，“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隋书•食货志》。）而其余几十万众都被高欢收编，高欢挑选其中的强壮者，组成为东魏政权中最精锐的所谓“百保鲜卑”军团。西迁的“六坊之众”则成为西魏宗室掌握的基本武装力量，加上原关西行台陇右行台的兵力，即构成西魏最初的军事力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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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海》卷一三八引《后魏书》云：“……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统之……”既是说明军府的组织形式在大统十六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当时有百府，府的主官为郎将（相当于后来隋的骠骑将军和鹰扬郎将），并不同于后来的“开府府”，而是相当于后世隋唐的外府兵。这是西魏对府兵的第一次全面整编。
大统九年邙山之战，以西魏军大败告终，这一仗西魏损失惨重，宇文泰深感西魏兵力不足，所以战后，泰“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这可能对西魏的兵员结构造成相当的影响——当时李虎为陇右行台已经超过五年，而独孤信都督陇右十州也至少有三年多了，大量的陇右兵员加入西魏的武装力量序列必然对于提升李虎独孤信等人在西魏政权内部的发言权有很大的帮助。
到大统十六年，宇文泰对军事系统又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编。经过这次整编，出现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四十八仪同的编制，每个开府2000人为一军，合计48000人。府兵的建立，在西魏内部的意义首先是明确的划分势力地图，声明政权的股份制性质。这次整编，另一成就是以堆积木的方式重组了西魏的军事机器。这二十四开府，四万八千人的府兵，绝非大统十六年西魏武装力量的全部，而是西魏中央的常备机动兵力。也就是说，是正式建立起来的内府兵。

而与此同时，外府兵与内府兵建立起了直接的隶属关系。李泌《邺侯家传》云：“.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每军以开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仍加号持节大都督以统之”。开府仪同三司既是“开府府”所属的内府兵的直接统帅，也是“郎将府”所属的外府兵的间接统帅，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

比如，《周书.达奚武传》中记载，西魏大统十七年宇文泰以大将军达奚武“率兵三万，经略汉川”，达奚武虽然贵为十二大将军之一，但是如果西魏只有四万八千兵的话，其统帅权限不过4000人，达奚武所统三万兵，实际差不多相当于四个柱国的兵力之和。而当时八柱国都还健在，是轮不到达奚武来掌握西魏武装力量的一多半的。因此所谓的三万兵力，肯定是内府兵加外府兵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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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谓西魏北周因为大统十六年建立的这套府兵制度所以东征西讨越战越强直到统一天下这种认识倒是很是偏颇。实际上，如前所述，西魏的府兵是在大统十六年进行整编后才成型的，而到大统十六年的时候，西魏政权最艰难的日子早已过去了，经过东西魏的多次大战，加上侯景对东魏和南梁的两次扰乱，西魏已由三国中的最劣势一方转为优势一方，开始为周隋两代的东进和南下做准备了。而这一切，靠的并不是后世所熟悉的这种府兵制度。
而如果我们将大统十六年之前西魏存在的军府组织称为府兵，那么同样类似的组织形式在东魏也存在，并不能构成西魏对东魏军事制度优势的依据。
开府和仪同本来是散官的官号。但是经过整编之后，这两个官号成为府兵系统的军府长官的固定称谓，与柱国和大将军一起构成府兵的指挥序列，因此其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没有固定职掌的散官变成了有固定职掌的职官。
府兵制度建立之后，大统十七年，李虎亡故，这是八柱国之中第一个去世的，第二年继承李虎出任柱国的是元魏宗室的元子孝。但是元子孝并非大统十六年的十二大将军之一，也就是说在之前并未掌握武装力量，因此可能是同元欣一样的虚授。而其实际控制权则落入宇文泰手中。
同样的，十二大将军中的元氏三人也可能一开始就是虚授，元赞、元育二人，未见领兵征讨的纪录，而齐王元廓，于魏废帝三年继位为魏恭帝。这三人可能也就是名义上挂领二开府，实际指挥权力则归于宇文泰。

西魏戎号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虚授与实授相结合的，此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此后北周乃至隋文帝的时代。并且不光是戎号，当时文武职官与散官都没有形成完整的分离序列。譬如文官官号中的朝奉请，武官军号中的骠骑将军，直到隋文帝的时代都是既可以虚授也可以实授的。
所以《隋书.百官志》中说：“……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戎上柱国已下为散实官……”隋代之所以将戎号称为散实官正是因为这种既可实授又可虚授的现状，那是非常贴切的。
魏恭帝三年，宇文泰去世，继任的执政者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宇文护将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推上去取代元廓的帝位，称为周天王——后世称为北周孝闵帝，从而正式篡夺西魏为北周。
同时将高阳公达奚武、武阳公豆卢宁、阳平公李远、博陵公贺兰祥、魏安公尉迟迥等一并提升为柱国，这几位大多是属于宇文泰亲信集团的骨干，并且全部属于大统十六年掌握实权的那十二大将军之列。宇文护这么做自然是为了借机加强集权，巩固本集团的权威。但是这种明显对政敌不利的事情，也必然会遭致政敌的反对。这便有了赵贵独孤信事件。
独孤信本人是所谓荆州集团的首脑，宇文护一下子提升那么多宇文集团的柱国，而荆州集团不但没有肉吃，连汤水也没得喝（和达奚武等人平齐的荆州集团头号干将杨忠仍然是大将军，不得提升）摆明了就是要把荆州集团彻底的边缘化，独孤信当然不能任人宰割。而赵贵则不同，赵贵本人和宇文泰的关系很好，当年贺拔岳死后，宇文泰之所以能在关西行台的军官团中脱颖而出，全是靠了以赵贵为代表的一帮兄弟力压群雄，鼎力支持，而且宇文泰在世之时，赵贵也一直被视为宇文集团的干将。但是现在，一大群当年的老部下突然一夜之间全部和自己平齐了，而身为晚辈的宇文护不但居于自己之上，而且专权霸道。在赵贵看来，这是大大伤害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尊心。一群失意者便因为不同的原因结成新的同盟。

当然事件以独孤信和赵贵的失败告终，两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后宇文护又杀了李远和侯莫陈崇。原州李远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其所代表的是原州土著势力，侯莫陈崇则位列柱国，两人当初和宇文泰的关系那也是很好的，但是最后统统死于宇文护的屠刀之下。再加上杀掉的两个宇文氏皇帝——其中西魏恭帝名为元廓，也正是大统十六年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宇文护等于是把所有能推向对立面的政治势力都推向了对立面，其所能依赖的，便只有几个同族子弟和铁杆姻亲。
尽管周武帝亲政之后，对宇文护的亲信势力进行了清洗，但是其所依赖的宇文氏集团和其他势力集团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得到的消弭。武帝在生命的最后六年所能做的也仅是尽力维持各方的势力平衡而已。而这也给了杨坚笼络群雄并取得政权的机会。
西魏府兵制度建立之初——也就是大统十六年前后——高等级的戎号授予是有员额限制的：当时的编制为，柱国八人，大将军十二人，开府二十四人，下一阶级的将军要晋升到上一阶级需要等待上一阶级的人去世空出位置来——比如大统十七年，柱国李虎去世，有人推荐大将军达奚武顶替升任柱国，达奚武就推辞说：“元子孝应当在我之前担任柱国”。
但是这种固定编制很快就被打破，先是李虎去世，元子孝接任柱国，原属李虎的系统被架空，紧接着宇文泰去世，赵贵和独孤信因为反对宇文护操纵政权遭到清洗，六柱国分领府兵的制度自然瓦解。宇文护执政后对西魏政权的几大股东大力打击，从而使得此后北周政权迅速走上独裁专政的道路。此后大将军达奚武、杨忠等人升任柱国，而府兵的编制结构也越来越大。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西魏——北周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将军们积累的功勋越来越多，获得高等级戎号的军事将领也越来越多。

自八柱国之后，孝闵帝时代开始集体提升原十二大将军为柱国，而同时必然伴随大将军以下戎号的增授。到周武帝保定年间，大统十六年之前那些老资格的开府仪同三司有些也升至柱国了（比如大统九年为开府的陆通），加上宇文氏宗族诸王公和其他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兄弟子侄，整个北周在世的柱国大概已经多至数十人（当然自大统十七年以来，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柱国死于各种正常或非正常原因，但是一般十二大将军以上诸人，即使本人亡故之后，子弟中也都有人继承至大将军以上的官位，比如柱国中的于谨和侯莫陈崇，其世子于实和弟弟侯莫陈琼在北周初年都已位居大将军，而如大将军李远，虽然升任柱国不久就被宇文护弄死了，但是其兄弟李贤和李穆在北周初年也分别任大将军和柱国。）当然，把当时北周的戎秩想得过分泛滥也不大正确，例子很多，比如侯莫陈崇的哥哥侯莫陈顺，其人本身是大统十六年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开国第一年被提升为柱国，但是当年就挂掉了，历史上虽然会记载侯莫陈顺当过北周的柱国，但是实际上基本不影响别人占这个位置。所以从书上看当时是授了不少，仔细按时间排下来同时在位的倒也不是很多。即使到周武帝天和年间，柱国及大将军戎号的授予基本也就集中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及元魏和宇文周皇室诸王公以及部分资深的大统年间开府仪同身上——当然北齐和南朝叛逃过来的高级将领也会被授予相应的戎秩，比如司马消难，从北齐叛逃到北周，就在北周升为大将军。
既然北周戎号的授予已经突破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体制，那么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的府兵指挥序列也必然不能完整维持。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自宇文泰以后，到周武帝亲政，北周的整体实力处于不断的上升中，其武装力量的规模自然也会得到相应的增长，尤其是周武帝亲政之后，实行严厉的灭佛政策，使得北周的著籍人口一下子增长了两三百万，新增兵员尤为可观。武帝东征之时已经能一次动员二十万以上的大军投入前线，那么军府的扩充是显而易见的。

自仪同以上到柱国总共不过四阶，而授予者越来越多，这便不可避免造成很多实际资历军功相差很大的人蜗居在同一阶的尴尬现状。对于功高资深者来说，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终于到北周后期，即周武帝亲政之后，鉴于原有的七级戎号制度不足以满足实际的需要，于是武帝于北周建德四年，在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四阶之上各增设一个上阶，进而形成自上柱国至都督的十一阶戎秩。
到这个时候，北周的柱国相对于西魏大统年间的前辈们身份其实已经大大的不同——他们尽管仍然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是没有资格再做北周政权的股东，而仅仅是政权的高级经理人。

由于戎秩的授予基本的原则是按照军功的大小，在周齐争霸这种战争频繁的年代，打仗的机会自然是非常的多，只要不是吃了很大的败仗，几仗下来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多少便也要给升个级。这么一二十年累积下来，很多人的戎号就只有越来越高。虽然由于政局的变动，不少的高等级戎号授予者非正常死亡，但是依然架不住增加的趋势。

并且由于戎秩的可累加性和可转授性，如果某人已经升至最高位的柱国，那么他往后所立的功勋由于不能在本人身上继续叠加，则可以转授给子侄兄弟，因此很多出身军事贵族之家的子弟，在他们刚步入仕途的时候，就可以被授予仪同甚至开府以上的高官。这些人，在经历若干场一定规模的战役之后，也往往很快就升迁到大将军甚至柱国的高位。这种政策出台之初是为了巩固以武川集团为代表的新军事贵族的地位，使其得以稳固压倒传统门阀。但是由于政局的不稳定性，为了拉住军方势力，每一次的政治博弈都会有大批武官升阶。

而周武帝为统帅灭齐的过程中，为了激励士气，对于戎秩的授予和晋升，也是相当的大方——其实这个办法和老美现在大规模增发美元的作用是一样的：在保证己方政治版图有序扩张的前提下，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是一旦政权扩张陷入停顿，那么所有的弊端都会接二连三爆发出来：北周吞灭北齐，获取了上千万人口和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然可以把戎秩泛授的成本尽可能转嫁到北齐被统治阶层身上，而国家的信用还不至于破产；可是当政权的扩张到达当时技术条件所能支撑的极限，或者因其他原因遇到瓶颈之后，国家就得不到足够的物质支撑——或者物质支撑的预期来支付戎秩滥授所伴生的各项福利待遇。因此在北周的后期，高等级的戎秩已经一定程度上泛滥到比较严重的地步。由此而更加导致的高阶武官的泛滥。

在西魏北周政权内，戎号是身份象征——拥有高等级戎号，也是早日融入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核心圈子的必要条件：在西魏，戎号为仪同以上的官都具有开府的资格，这个所谓的开府，是实实在在的，相当于用各自私有的幕僚团组织自己的司令部，比如北周的柱国和上柱国，他们的府中的三个主要幕僚：长史（相当于参谋长）、司马（相当于作战部长）和司录（相当于政治部主任）都是官阶为正七命（相当于前后其他朝代的正三品，正省部级）的高官（其配置规格比现今九大常委的秘书处还要高）。大将军和上大将军的主要幕僚也是正七命（相当于正三品，省部级）。此外还有地位稍低的为数高达数十人的司局级和县处级干部队伍——凡大将军以上，其私署的中郎、掾、属都是正五命（相当于正五品，司局级），列曹参军正四命（相当于正六品，大致介于副厅级和正处级之间），参军事正三命（相当于正七品，处级）。

这一点与隋代以后的散实官是大大的不同的——西魏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等的附属幕僚团相当于归属于各自长官自有的司令部，而隋的同级别的散实官所属的幕僚团不仅行政级别大大地下降了，其职能也萎缩成大致仅相当于长官所属的秘书处和副官处。西魏的司令官们，有权组织自己的司令部，拥有控制本司令部的完整权力。而隋代的司令官们，只拥有直接控制本司令部秘书处、副官处的权限，而组织司令部机构的权力则来源于朝廷。

而无论是宇文护还是宇文邕或者杨坚，为了加强集权，都需要削弱高阶军官们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使军队由高阶军官们的私人武装转变为皇室的武装。

自西魏到隋代，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发生了转移，即从柱国、开府们私署的衙门转移到以十二卫为代表的皇家的衙门。而拥有柱国、开府戎号的高官们则仅成为皇室的十二卫机构内的公务人员。
这才是周隋之际幕僚团萎缩的真相。

当然，如果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周隋两代都处于这变革的过程之中。
根据王仲荦先生的《北周六典》记载，北周直到武帝建德四年将戎秩分为十一阶之后，依然维持了柱国和上柱国同等的正部级（正七命）幕僚团。

我们不妨来推演一下，西魏八个柱国私署的正部级幕僚有二十四个，十二个大将军私署的正部级幕僚有三十六个。以当时诸人各有势力地图的现状来分析，倒是也不稀奇。
但是如果假设周武帝末年有50个柱国和上柱国，100个大将军和上大将军。那么它们私署的正部级幕僚合起来至少就有450人以上。加上旗下的职级略低的幕僚们，光戎秩官私署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就至少有几千人——开府和仪同私署的幕僚团中的主要幕僚也都是司局级以上干部。

假如事实真的如此，则当时北周的武人集团就足以架空其中央政府了。

而以北周末年的实际情况来说，通常大将军一级的戎官至多也不过都督一州或者数州——顶多相当于中央委员任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市委书记，他们每个人要在正规的官僚行政队伍之外维持一个副省级以上规格的私署幕僚团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北周末年尽管名义上戎官及其僚属们依然维持了极高的品秩，但是北周的物质基础不可能维持这种规格的待遇，而势必造成实质上的贬值。

本文出自北朝论坛，作者 : 姜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