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南外高级中学公布的校招2020届毕业生拟聘名单火了。
20名拟聘人员，有19人来自清华北大，其中13名为清、北本硕连读生，只有1人为北师大的师范生。除了名校光环，还有各种奖项、发明专利、核心期刊傍身，这些都足以证明他们的优秀。
早在10月21日，深圳龙华区教育局就表示一共有超过3.5万名应届毕业生报考龙华区教师，最终一共有491人入围。
其中从A类双一流（包括清北在内的36所高校）毕业的学生有314人，从世界排名Top100毕业的有61人，从部属师范毕业的有62人，来自中央美术学院这类专业院校的有26人。
教师素质拔高，本来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却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争议无非以下两点：
1. 高学历者应当从事高精尖行业，清北毕业生选择当老师是否造成人才流失；
2. 因师资差距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均衡，是否会加剧我国的贫富差距和阶级断层。
01
教育应该是市场化作业，而不是奉献型职业
一夜之间，深圳中学成了名校毕业生趋之如骛的天堂，理由很简单：有钱。
在此前公布过的招聘条件中，年薪本科生26万+，研究生28万+，五险一金，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元，优秀毕业生奖励3-8万元，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
除此以外，还有落户费、安家费和各种人才补贴，待遇不会亚于BAT大厂的工程师。
很多人认为，名校毕业生应当从事金融、科技等高精尖行业，当高中教师是“大材小用”，很容易造成人才的浪费。
更有甚者，质疑这些高材生去深圳当老师的目的，指责他们沽名钓誉，把学校当成自己前途的跳板。
这里有个思维误区，大家都把教育想得太高尚了，归根结底，这不过是学生的一次就业抉择。
举个真实例子，我大学读的是非师范类中文系，我们专业有个共识，找不到工作就去当老师。
因为教师行业是刚需，准入门槛低，很多学校没有严格的师资审核制度，一本教师资格证基本万事大吉，部分特岗教师还允许先上岗后持证。
当了教师之后怎样呢？
规行矩步，照本宣科，抱怨工作，不满领导，敷衍家长，厌烦学生。
再归根结底呢？
教育待遇差，工资甚至几个月不发，你喂老师吃草，还指望他有狼性？
一个从事教师行业的同学曾亲口跟我说，但凡有选择，他一定不会当老师。
我又问，那为什么不干脆辞职？
他回答，体制外的人拼命挤进来，体制内的人哪里还敢走出去？
我们看的很多新闻，都是这个寒冬那个寒冬的，似乎离开体制就要死翘翘了，而在公认的铁饭碗里，教师又是门槛最低的。
在上周结束的2019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中，报考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590万，按每年毕业生人数800万计算，报考比例竟达到了惊人的73%。在这么庞大的基数下，清北毕业生蜂拥至教师待遇最好的深圳，根本不足为奇。
奇幻的是，以往失职教师负面新闻出现时，大家马上跳出来说现在老师学历低、素质差，但当清北的硕士博士去应聘时，他们又觉得这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他们都忽略了教师首先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业，其次才是所附加的“桃李满天下”的社会价值，既然是工作，当然有资格追求工资，而且工资越高，能力越强，这是正相关的。
教师和医生都是容易被绑架的职业，你去大凉山支教就是感动中国，你连续工作24小时就是济世悬壶，但为什么要去受这个贫苦呢？教师医生就不配有好待遇？
在这一点上，我很开心能看到深圳中学的改变，因为教育本应该是市场化工作，而不是奉献型职业。
02
人们不是反对特权，而是反对自己没有特权
教育一旦市场化，会产生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经济落后、付不起高薪水的地区，是不是根本请不到好老师。
答案是显然的。先来看一组数据：
2017年，北大在全国录取人数为3362人，裸分录取821人，占总人数的24.4%；
2017年，清华在全国录取人数为3261人，裸分录取810人，占总人数的24.8%。
这说明什么？
中国还是那个中国，高考已不是那个高考。
以前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随着可供竞争的名额越来越少，教育的厮杀愈演愈烈。
价格高昂的学区房、令人咋舌的补习费用、巧立名目的自主招生，甚至是买通官员进名校。
吴军在《大学之路》一书讲到：
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为有钱人服务，并且成为他们的子弟进一步维持现有地位的手段。
旧社会里上得起私塾的，都是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到了现代社会，拥有雄厚财力的人，也一定优先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
身处北上广深的人们，一定不会鼓吹所谓的教育公平，他们享受过高考的红利，明白只有尽可能地锁死下一阶层的上升渠道，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平衡。
去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道铁皮门悄然出现在百年老校苏州勤惜小学的校园里，这道门隔离的是将在勤惜小学借用场地的800名小学生，他们本是隔壁立新小学的学生。
关于隔离门，有人认为家长花费高价购买了学区房，自然反对外来工随迁人员子女的“蹭学”，有人则认为这道门带有歧视性质，有辱教育公平。
就像开头的例子，深圳父母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起了在深的优渥生活，他们当然希望通过教育，让自己的后代把财富保值甚至升值，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越公平，对他们越不利。
满载的公交车来了，等待已久的乘客一拥而上，喊着“师傅等等，还有人没上呢”，一旦他们挤上去了，就会催司机“赶紧关门开车，没座位了，别让后面的人上了”。
人们不是反对特权，而是反对自己没有特权，一旦他们有了特权，能做的也一定是不让更多的人拥有特权。
03
超级中学是中国教育的理想
高考工厂才是中国教育的底色
像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全国也没有几个，同样，汇集顶尖教育资源的超级中学全国屈指可数。
这意味着，中国教育的唯成绩论有着极大的生存空间和极强的普适性，在特权覆盖不到的地方，绝大多数的穷人后代拥有重新洗牌的机会。
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寒门再难出贵子，阶级的鸿沟无法逾越，但想要成为某个阶层的上层人士，依旧完全有可能。
很多媒体惯常用博人眼球的标题来宣扬高考状元，比如今年广西高考理科状元杨晨煜，给他杜撰了一个“清华世家”的出身，又比如上海诗词才女武亦姝，也被包装成精英教育的典型。
这些报道令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应试教育，殊不知超级中学只是中国教育的理想，高考工厂才是中国教育的底色。
衡水中学的办学逻辑与北上广深的国际班完全不同，通过掐尖的生源优势，高压的学习环境，魔鬼化的训练方式，缔造了中国应试教育的神话，每年高考上百个清北学子的成绩让其他学校望其项背。
整齐划一的课桌，密密麻麻的试题，嘴里振振有词的学生，衡水中学有所有中国高三的样子。
如果说衡水中学是中国教育的铸造厂，那有着“亚洲最大高考工厂”之称的毛坦厂中学，则是中国教育的修理厂。
与衡水中学虹吸优质生源不同，毛坦厂中学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是高考复读生，他们大多家境贫寒，把高考当作人生的唯一出路。
毛坦厂中学位于安徽省大别山山区，学校周边的城镇常年租住这数万名陪读家长，倾家荡产也要供孩子读书，是他们最朴素的心愿。
这些依靠地方政府默许和扶持起来的超级中学，拉开了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序幕，成功的经验一次次被复制，成为底层学生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白岩松曾在新京报的采访中坦言：
有些高考名校，我持中立态度，不一定赞赏，但是也不好直接批评。有的中学门槛很高，有很多官家子弟、富家子弟，想进去得托人找关系，费尽心思，没有一定的财富，没有一定的权力进不去。但还有一类学校，比如毛坦厂中学，是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
很多人质疑毛坦厂中学的军事化管理泯灭人性，讽刺毛坦厂中学的家长拜神树愚昧，甚至无法理解每年高考类似壮士出征的万人送考......
但一旦你了解到这些孩子背后是怎样的家庭，你就会明白他们身处那样一个环境，依旧把高考当成人生梦想究竟有多值得热泪盈眶。
是的，我承认，教育资源会越来越倾向于城市中产和精英群体，他们用几代人完成的资本积累和知识沉淀，普罗大众的确很难超越，但平凡人想要努力跟上，就永远有希望。
就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应试教育仍然有必要，而且短时间内不会消失。这说明无论身处一线还是非一线，无论你的家庭是巨贾还是贫农，也无论你的老师是清北毕业生还是乡村教师，在高考面前，每一代人都可以重新洗牌。
最后回到“减负”这个话题，减负已是社会必然趋势，教育成本不可能由国家一力承担，但这将是新一轮的教育厮杀，因为它真正拼的是家庭财力。
即便很多人不愿承认，但清北毕业生就是不会去西部任教，教育的顶层设计，注定了优秀的人只会向更发达的地方聚拢。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对抗教育分层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代人的努力，都不过是为了下一代不要输得更惨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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