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荆州形成掣时的，还有雍州势力的崛起。本来，雍州势力的强化是为了防御北朝的军事进攻，但雍州势力的坐大，客观上也强化了荆、雍之间的矛盾，所谓“以雍制荆”的局面也就因而出现了。

在荆、雍关系上，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雍州（治襄阳）之于荆州治江陵），犹如北府（京口）之于建业。……襄阳的得失与荆襄的胜负，往往影响到历史的变迁。晋时桓玄初起于荆州，并不得意。后来打败雍州杨彳全期及荆州殷仲堪，控制荆襄，才得以东下建业。如果得荆而不得雍，地位不能巩固。”魏晋以来，中原政局不稳战乱不断，北方流民如潮水般向南迁徙。秦、雍流民在此过程中大量涌入襄阳，襄阳成为北方流民的集中聚散地，随后与当地土著不断融合，成长出许多武力强宗。

从东晋至元嘉年间很长一段时间内，因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交战之界，雍州地区一直未能获得安定发展的机会。《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载：“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文帝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实土，以荆州北部为境，治所在襄阳，辖境相当今湖北均县、南潭以东，钟祥北境以北，大洪山、零阳以西和河南浙川、内乡、方城以南、泌阳以西地区。

后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又下诏土断雍州诸侨郡县，登记所在侨籍的户口数，至此，雍州才有固定的实土辖域，控扼南北，以汉水上游重镇越来越受到重视。直到元嘉二十二年，文帝子刘骏由于素不得宠累出边镇，宗王出镇雍州，始于元嘉二十二年刘骏被任命为雍州刺史，据《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元嘉二十二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

四年后，又以刘诞居襄阳，“元嘉二十六年，出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上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

雍州武力之所以逐渐起，既与雍州所处抗胡第一线的地理形势有关系，也与这里拥有更广泛的流民作为兵源有关系，正是因为地处江北，雍州成为北方流民的汇聚之所，加上这一带又有南方蛮族可充当兵源，因此东晋南朝雍州常为重兵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