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性与死亡的联系|163

总是两个相似的人在一起，他们以相似的生活方式开始，在一个问题面前很快分道扬镳。金基德一次又一次将“性”设置成为问题来拦截他的人物，仿佛必经之路上横亘着斯芬克斯之谜，他用这个问题来测试所有经过他的镜头的人。对于金基德的人物来说，这一向是凶险的问题。两个女孩与两个和尚开始起程，那时候两个组合都有自己的目标，两个女孩正在卖身攒钱，要攒足机票去欧洲旅行；两个和尚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静修，希望获得抵抗俗世生活的坚定信念。

外面，对电影里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并不见得愉快的存在，而且模糊不定，显然金基德也不曾对外面给出任何定义。两个女孩所向往的欧洲，没有来得及抵达，她们只在赚钱去的路上就永远地失散了；老和尚眼睁睁地看着小和尚跟着女人离开。他们都肯为“外面”花费巨大代价，虽然代价并不是他们最初所能够预料的。外面的世界似乎已经作为一个和他们的生活遥遥相对的存在，更加坚实，但充满风险。《撒玛利亚女孩》里，两个女孩子开始她们经历的缘由只是被清楚地说起过，然后故事的注意力就转向她们经历的过程了。

这样语焉不详或许是金基德的圈套，或许是此时此刻的一种忽视：因为这个向往中的旅行计划在没有实现的时刻就已经消失了，这不过是一个模糊的目标，甚至从未得到详细讨论。作为一个时尚的名称，“欧洲”对于两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晰。

故事里不过是通过她们累计金钱的速度偶尔透露过她们离目标有多么遥远。金英死的时候，她们刚刚才积累够一个人的机票，然而这些被艺珍小心排列并小心收藏的纸币，没有被换成机票，没有引申出一个不同于她们所在地方的具体的欧洲，因而也没有任何意义。对这些纸币的持有都将成为问题。获得注意的是接近目标过程中的挫折，以及这个过程本身。

金英和艺珍，她们究竟面对着怎样的现实呢？在被金基德处理得相当平面化的背景中，这两个小女孩每天放学以后换了装一起出发，去酒店见不同的男人。金英和这些由艺珍联络安排好的男人上床，向他们收取金钱。

命名

在指定他人回答问题的时候，金基德使用减法开始对性的文化进行加工。金基德首先取消了性的生物学功能，将性变得和生殖毫无关系。从自然法则中彻底割裂出来的性进入流通领域（女孩确切的卖身行为），进入关系建设范围（小和尚和外来的女人一起走了，因为女人让他感觉到修行所不能获得的肉身的快乐），但是，在性的自然生产过程被屏蔽的时候，性的活动的建设性也随之被取消了。

以不同形态展现出来被探讨的性的问题，生理意义只是其属性的微小部分，似乎只是一个引子，预示了未来的血流如注，像是这行为必然的破坏力量，又牵涉到身体的破损。几乎看不到性的关系能够导致某种建设性的，或者是可以信赖的关系产生；即使小和尚和女人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这个关系也抵挡不了女人有了其他男人的破坏，不仅仅是嫉妒发作的效应。和女人离开静修场所的时候，小和尚带走一尊石佛，多年以后杀死女人回来，他还背着石佛，并将这尊石佛安置在原来的位置上。小和尚自己的复位是无法实现了，很快就会有警察来带走他，外面世界的监管和诱惑一样，笼罩了这个貌似世外的小小寺庙。女孩以“撒玛利亚”的传说自我定义，小和尚带着佛像，因为在形形色色的性活动中，他们都需要其他意念来对自己的行为和个性加以支持。

假借“撒玛利亚”的名义帮助女孩绕开了社会规则对她们行为的阻碍。但是，性的关系并没有延展出可靠的关系。这些支离破碎的关系，不能导向一种稳定的关系，不能提供安慰。“撒玛利亚”只是女孩子一厢情愿的臆想，和她们去欧洲的目标相互排斥。在金钱结算之后，男人不肯释放即使少许的同情。逆反的过程、性的交易、结束后将往日的钱送还，这不符合常规又出人意料的行为获得了与“撒玛利亚”一词相关的教义的效果，但是那些似乎被感动的男人多少有些危险，其中某些人还很快就要死亡。

在两个女孩不断的叙述和讨论中，命名就慢慢不动声色地进入事件。不能肯定金基德和撒玛利亚这个名词之间是否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后者似乎并未提供足以支持女孩子们行为的意义，一如“欧洲”。关于撒玛利亚的踪迹，也不过像从未显现过的欧洲旅行一样，像她们提及的印度圣妓的名字一样，只是在两个女孩的对话中断断续续显影。撒玛利亚究竟是什么呢？成为撒玛利亚女孩意味着什么呢？那些经历了女孩身体的男人们成为佛教徒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传说被安置在她们行为的起初，又模糊地支配了她们行为全部，是否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安慰，使得她们从这样与天空同样黯淡的行为中感知某种明亮？

艺珍所表达的痛苦早先只是一个引子，使得注意力的重心被移到金英卖身行为上来，金英用一种总是微笑着、仿佛肢体行为对她并未产生任何影响的形象面对艺珍。她们裂解了情绪的复杂性，在分别承担不同的单一情绪的时刻，相互联系起来。艺珍在每一次事后和金英一起在空荡荡的澡堂里洗涤身体，她所表现出来的几乎不能抑制的痛苦从未唤起金英的感应。痛苦应当是落在金英身上，但对痛觉的触及甚至对痛苦的表现，是艺珍在承担。艺珍的分工对她的伤害更为严重，这意味着所有计划和反省（她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都落在她身上，这将持续比一场又一场交易更长久的时间。正是时间在其中不停地定位她们，使她们相互疏离，共同的目标对她们的组织能力越来越弱，死亡是偶然插入的必然事件，否则事情难以结束。

这一危险而且不能为人所知的行为必须结束，对于这一点艺珍比金英更为迫切。但是她想不到结束是以这种方式来到的：金英的死终结了她一向以来联络安排的、记录和获取收益的、为之痛苦不已的身体持续存在。行为和想象都失去着落，结束并没有想象那样容易。艺珍要烧毁她们挣来的钱，将这些纸币点燃，又立刻浇水熄灭了火焰。她要把这些钱还给金英，但不是用将其燃烧变为灰烬的方式。艺珍要自己来归还，跟随笔记本里记录下来的那些男人的线索，艺珍开始重复金英的经历。

这不是一次能够回到起初的旅行，在经历金英所经历过的那些男人的时候，“快乐”是被艺珍不断问起的一种感受、一个词语，即使所获得的都是肯定的回答，也无济于事。金英的死不是她们两人行为所欲求的结果，艺珍必然地要寻求某种继续，直到结果出现。金英的死把她弃置在一种孤独的境地里，只有她洞悉金英的死因，但是没有人可以倾诉，这样的无所适从并不比她们出发的状态明晰。那个属于金英的但是始终被艺珍的联络安排支配的身体消失以后，不再有一件持续不断的事情让艺珍从日常的轨迹当中暗暗逃逸了。

艺珍和金英都被看见，而且她们都是被警察看见的。出卖身体的危险性在被看见之后被展开出来。看见金英的警察不断敲门，使得金英选择了跳下窗口。从好几层楼上跳下来的结果是金英死掉了，即使血流如注，她还睁开过眼睛，还安静地指挥艺珍背她离开，还在医院的病床上从艺珍的记录里找出其中一个男人的名字。金英还是死掉了，艺珍没有死，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人死。她父亲从窗户里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在酒店床上抱着她，这个警察因此而变成一个愤怒的男人，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追踪和亲手惩罚那些来找他女儿的男人。

艺珍爸爸对于那群男人的了解比这两个女孩子要多，或者更深入。和金英交易过了，又从艺珍手里拿回钱来的男人，真实的生活部分落入了跟随而来的艺珍爸爸眼里。他追踪其中一个男人，直到男人明白过来他和那两个和他有关系的女孩之间仿佛有什么联系，向他道歉——这样一个男人，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老人的儿子，当他的所有身份同时集聚在自己家里安然的餐桌之上，构成一种没有缺失的完好家庭的时候，艺珍爸爸不期而来，在一无所知的家人面前对这个男人进行责问。

被揭发出来的和一个小女孩的交易关系搅乱了餐桌的平静，不知所措的女儿，惊慌失措的母亲，还有歇斯底里地要求艺珍爸爸离开的妻子，凌乱的声音和局面掩盖了这个有过失的男人的表情。艺珍爸爸不久便离开了，混乱也将要结束，正如所有的事情都将要结束。金基德似乎并不关心这样普遍意义上的结束，当艺珍父亲驶出画面之后，他只是以一种非常抽象的手法给出了三个具体的符号：仰视的短焦镜头中那男人从建筑物立面上突出来的脸，一个沉重的重物落地的声响，空荡荡的地面缓缓流淌的血。

快感—痛觉

性和死亡的联系在故事中如此明显，无论到来得像女孩的故事那么频繁，还是像和尚的故事里那么有限，至少有这样一种意识的投影，性行为的行进方向，不是生产与再生性质的，而是消解和毁灭性质的。

中间所间隔的是种种道具，比如《漂流欲室》中的鱼钩，将触觉范围的行为扩张到痛觉范围，从快感的对立面建构了金基德常用的一种通行模式。似乎痛觉的位置才是快感的终点，对痛的表情表达淹没了快感中的表情：金基德将两种相互冲突的感觉强制性地叠加在一起，构成对性爱的独特阐释。

肉体就是这样被置于一种特定的位置，有一些外力等待着，也许蓄谋已久，最终要向这个目标冲击而来。金英跳下窗户，脸上血流如注，艺珍把她背走送到医院里，不让楼上的警察尾随而来。金英死的时候满脸笑容，仿佛隐藏着一种秘密的快乐，仿佛她已经知道她将启动以后一连串的死亡，让那些不肯和不愿回应的男人，一个接一个跟随而来。当艺珍去重复金英的行为，她也开始微笑。

她们伤害自己的时候都带着一种痛感游离的宁静表情，仿佛自己的身体是另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客体。那种几乎完全和疼痛无关的宁静表情割裂了她们身体和意识之间的关系，背弃了人在处理自己身体方面必须遵循的生理界线。

痛觉被性的快感收编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其结果使人群，尤其是这些女人成为没有痛感的人群，金基德需要面临召唤其他感觉前来填充删除疼痛之后的空白。极端的爱或者恨，是否更加可能和生命本身以及生命的质量息息相关？否则透过自残将身体置于危险境地就不能成为有效途径。

没有人像她们所听过的那个传说那样和她们睡过觉以后就变成了佛教徒，没有人，那个音乐家甚至连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无法启动他的同情心。其他人的结局令人疑窦横生，其中一个男人，她们的顾客之一，艺珍父亲追踪到他家里，当着他的家人提出的质问，似乎强有力地构成一个置之死地的羞辱。艺珍父亲的汽车已经开走；在短焦镜头中男人的脸、重物落地的声响、跌落的小物品、流进画面的血——它们一齐企图为刚才事件中的人指出一种结局，让这种结局轻轻掠过旁观者的眼睛，立刻就被镜头的转换收拾干净了。

这些男人们之间的较量和对峙是一些完全不能进行定性的行为。艺珍爸爸大声喊过的话，他所大声喊出来令对面的男人羞愧难当的道理，飞快地也被转换到镜头和注意力之外。一个又一个死去的人不过是一次又一次以肉体的质量来重复尝试肉体的巨大冲击力。艺珍爸爸的拳头，和经过现代工艺处理过的坚硬地面一样，有能力将肉体中的液体成分挤压出来，那些不断出现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血，并不接受肉体的束缚，在不断地一个人接一个人的流失中，相互召唤着、相互汇聚。

血似乎从来未曾使金基德感到焦虑和紧张。金基德在指挥那些血液流动的时候从未为它们规定流向和时刻，那些以不同的形态和不同数量显现的血液，以一种透彻的冰冷，执掌了画面的温度。血液卷走了人群身体的温度，一个接一个卷走了生命，幸存的人群无论是在视觉还是在触觉上，一旦被血液所点染，就难以幸免。

在故事中的两个女孩的生活背景始终都处在沉重黯淡的阴云之下。仿佛来历不明的压力，无处不在地步步紧逼过来，两个女孩子，在其中若无其事地更换衣服，更换身份。

她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远离一种安然如诗般宁静抒情的生活，这同样是两个和尚最初所拥有的生活面目，而且随着故事进展，未来这两种生活面目都失去了被聚焦式的凝视机会。当金基德用消除了声音的一段唯美画面，告诉所有关注故事进展的人们这些很快就要遭到破坏的美好的时候，他同时也强调了女孩们对此的惘然无知——她们还是两个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被社会管理程序期待着去支持少女们的天真纯洁等等品质的时候，相似的期待是朝向成人的，她们的纯真需要他们的合作才能得以保全。

“撒玛利亚”成为一个悖论，金英和艺珍方向相反的尝试都不足以显现这种可能。痛苦依然是个人的承担，所以艺珍爸爸才能够用质问和愤怒引发其中某些男人的自责和愧疚；另外一些男人，因为对于事件的无耻态度，只能用最原始的拳头来解决，在某种激烈情绪的导引下，才能稍稍减去心中的愤怒。

艺珍爸爸进行的报复愈演愈烈，终究要被惩罚。他带着女儿出去旅行，重温往日，意外的事件打断了他们看似无聊的生活，在无法保全的时刻，这些往日时光在追忆中呈现出幸福色调。艺珍父亲要召唤警察到来，但是艺珍在座位上睡着了，在梦境中，父亲把她杀死，埋葬，最后不忘记将CD 打开，将耳机塞进她的耳朵。

从来没有和父亲讨论过这些事情，而梦境就是艺珍唯一一次与父亲的照面，想象她的父亲将如何对待她自己。他爱自己的女儿，即使她已经成为雏妓，这不仅仅令他痛心疾首，还毁灭了他的生活。更为广泛的文化隐喻隐藏在父亲身后，他的爱恨交织，犹如生活本身一样复杂：唯一的女儿，上一代的生活没有也不愿意再加以复制。

父亲成就了一个宽容的文化传统形象，他是如此体贴、如此宠爱这唯一的孩子，如果爱可以提供现实生活的依凭，那么父亲已经提供了他所能够做的极致。当他洞悉她所有行为完全背离他的希望和情感的时候，他也未曾企图废止他们之间的关系。父亲所做的事情是杀死一个男人，他要艺珍忘记不愉快的事情，在将艺珍的遭遇归咎于男人堕落的时刻，父亲以复仇意图明显的暴力，以自我的加入，消解了对艺珍的追问，保全了她的清白。

而时间所剩无几，因为父亲召来了警察。艺珍爸爸在空地上教艺珍开起车来，很快艺珍就学会了。警察在艺珍睡着的时候带走了艺珍爸爸，醒过来之后，艺珍已经独自一人坐在车里，空旷的山野，河边的平地，艺珍前后移动着汽车，在地上碾出一条不太顺畅的路线——现在，她只有这匆匆学会的操作一辆机动车的技术，还没有得到许可，独自一人，追不上远去的警车，再一次落在孤零零的境地当中。

文章选自《传媒与广告的文化意象》·华夏出版社

作者| 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