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民国军阀史上的风云人物，被称为“北洋之虎”，曾任国务总理、执政，有“三造共和”的美誉。一生做人信条是“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有人称赞段祺瑞忏悔三一八惨案，更有人说段祺瑞是抗日英雄，忽悠日本损失上亿元。段祺瑞真是这么伟大的形象吗？回到历史，事实说话，段祺瑞的真面目并非如此。

一、所谓的“三造共和”水分太大，名不副实

“一造共和”，是在武昌起义之后，段祺瑞以武力促成南北停战，并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领衔，北洋将校42人列名于后，通电全国，声称“三年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并强烈表示，如若不从，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清政府被北洋军的通电吓坏了，清廷退位，逼宫电报功不可没。但是这个功劳不是段祺瑞的，而是袁世凯的，因为这个电报是袁世凯授意的。造共和的是袁世凯，段祺瑞只是跟从者。

“二造共和”，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是袁世凯的手下大将，实力派人物，但是段祺瑞反对袁世凯仅仅是口头反对，并没有起兵造反，以辞职作旁观，静观其变。真正再造共和的英雄是蔡锷将军，云南起义天下响应，袁世凯独木难支分崩离析。段祺瑞反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袁世凯无奈之下只能宣布取消帝制仍然当大总统，还请段祺瑞当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和西南谈判。

“三造共和”，就是一场闹剧。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为了权力闹府院之争，段祺瑞忽悠辫子军张勋进京调解赶走黎元洪，甚至表示：只要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张勋得到保证信心满满，进京复辟，闹得乌烟瘴气。段祺瑞马上变脸振臂一呼反对复辟讨伐张勋，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三造共和”的英雄。

二、“六不总理”有房产，有矿山，银行有股份

段祺瑞是民国军阀里边被人认为是少有的廉洁官员，“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段祺瑞的私德是公认的，据说收礼只收了冯玉祥的一个南瓜。还有人说段祺瑞没有一处房产，房子都是租的。实际上，段祺瑞作为一个军阀也不是那么纯粹干净。

据目前可以查阅的资料，段祺瑞在北京至少有三栋房子，分别位于西堂子胡同、府学胡同、吉兆胡同。段祺瑞家里有矿，1912年，段祺瑞联合阎锡山、王士珍等人，在井陉矿区成立正丰煤矿。正丰煤矿因为政治背景，短短8年时间就日产煤矿超过千吨，而且还修建了一条长达18公里的铁路。段祺瑞还投资了龙烟铁矿、吉林省的未垦荒地、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中美合办的懋业银行等。

段祺瑞作为总理的工资是1500元，这些钱可能连家中的棋客都不够花。段祺瑞最喜欢下棋，养了不少棋客，吴清源就是一个。段祺瑞还经常向银行打白条，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权力就是最好的提款机。

三、“三一八惨案”，居然有人替段祺瑞忏悔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枪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不知什么时候起，有好事者替段祺瑞忏悔，编造事实说什么，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 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时任执政府卫队旅的参谋长楚溪春的回忆文章《“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中记载，段祺瑞根本没有去现场，而是在和吴清源下棋，对学生态度粗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段祺瑞侄子段宏纲在回忆录中也证实了段祺瑞根本没有去现场，不知哪来的跪地忏悔。段祺瑞食素那是因为信佛教，和学生没什么关系。为了塑造一个伟大形象，给历史编段子，也真是煞费苦心了。

四、段祺瑞爱国还是卖国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就职宣言中，段公开宣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所渭“外崇国信”，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这个宣言发表后，全国舆沦为之哗然。

段祺瑞最大的争议就是向日本借款，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持续向日本借款，最大的八次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因为西原龟三系日方主要经办人，所以这笔外债就叫“西原借款”。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这笔外债因为段祺瑞的下台变成了死债，国民政府不予承认。所以有人说这是段祺瑞的抗日绝招，忽悠日本得来的便宜。

“西原借款”是个卖国条约，从经济来说是日本好像损失很大，但是在政治上日本收益才是根本。段祺瑞是个亲日派，通过“参战借款”、 “军械军火借款”，日本为段祺瑞训练和装备了三个师、四个旅的“参战军”，让日本掌握对参战军的指挥权。在段祺瑞政府中，不但有日本的军事顾问，而且有日本的政治顾问和财政顾问。日本侵略者以极小的代价，从段祺瑞手中取得了大量的权利。

日本寺内内阁下台时，曾吹嘘其侵略中国之成绩说： “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持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段祺瑞在政治能力上比袁世凯差很多，但是在卖国上比袁世凯大胆。袁世凯不敢签的段祺瑞敢签，“西原借款”所附的山东密约，即山东问题换文规定：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分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日本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政府肯定了日本在山东的控制权，并欣然同意。就是这个合约，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以否定中国提案的借口，山东从德国手里变成日本手里。

“西原借款”的政治目的就是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变成第二个朝鲜。在经济上，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在军事上，段祺瑞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国军队和军械制造层面，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合法”地“迈出了使中国军队隶属化的第一步，并且为已在策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确保了在中国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中国留日学生率先罢课抗议段祺瑞的卖国行为，日本狼子野心历历在目，留日学生在上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 “十年以来，彼何日不以亡我为事，封豕长蛇之心，路人皆见。第生等羁处异邦，见闻较切，刺激尤深耳。”

上海英国人的《字林西报》发表社论，指出，“华人对于中日所有磋商每信其将不利于中国，然而今次磋商之情节，实亦发生同样之恶感想。其故有三：磋商之开始有军人而不经外交部；出兵西比利亚，无论如何必要，而磋商之严密不泄，实令人不得不疑也；二十一条要求之往事，人犹忆之”。

1915年日本以赞助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卖国“二十一条”，袁世凯也不敢全部答应。段祺瑞以陆军总长身份于2月1日领衔19个省将军致电北洋政府，表示反对，“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一个爱国将军的形象展现在大众面前。

可是时过境迁，今天段祺瑞执政，比袁世凯厉害多了，袁世凯不敢答应日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条款。而这次，段祺瑞直接要求和日本建立军事同盟，把北洋军队新建的“参战军”指挥权，直接交给日本。

五四爱国运动，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给日本。段祺瑞却鼓吹：中国应依赖日本，必须无隔阂地与日本保持协调一致的行动，中国应在和约上签字。24日，段又通电各省，主张放弃山东主权，无条件签署对德和约。（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

幸亏段祺瑞早早下台，要是段祺瑞统一中国，岂不是变成日本附属国了。

段祺瑞就是一个军阀而已，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利用日本的力量壮大自己，想得挺美“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把国家主权都押上了，异想天开"瞪眼就拉倒"，张作霖忽悠日本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炸了。日本鬼子能被段祺瑞忽悠了吗？要不是北伐成功，段祺瑞下台，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应该庆幸段祺瑞的失败，日本霸占中国的野心才没有实现。

段祺瑞在人生中有两大亮点，一个是派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另一个就是保持晚节，没有投降日本当汉奸。这是应该肯定的。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神话人物，忽悠历史忽悠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