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久远的历史中,汉族也自称“华夏”族。那么“华”、“夏”二字究竟代表了什么含义,从而被古人用作区分汉族与中华民族中的其他族群?随烂柯人君一起走进早期文献,共探究竟吧!
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为何以“夏”为国名呢?实际上,郑先生研究得出,“夏”与“华”一样,也有自己的地域指代。夏国的主要区域,主要为今天山西南部的晋南平原。在甲骨卜辞中,经常“华”、“夏”、“河”同时出现,因为华山所在的渭河平原和晋南平原都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但他们被黄河分割。商代有河神劈山的神话,即华山和晋南平原的首山本连在一起。晋代干宝《搜神记》记载“二华之山本一山也,河神巨灵以手劈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而“夏”与“华”恰巧古音相同,可以印证古代这一传说。
总之,从甲骨文看,“华”与“夏”最早都是地域称呼,即中华民族发源的渭河平原和晋南平原。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要华夏连称。那么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的典籍,代表中华文明的“华夏”脱离地域,偏向服章礼乐呢?这与当时的民族关系有密切相关。
二、“华夏”与“蛮、夷、戎、狄”
中国大地上,自古存在着许多部落,部落之间不断兼并扩张,形成了许多民族。华夏民族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出先进的农耕文明,最先建立起国家机制,建立起夏王朝。夏凭借其先进的文明确立了对周边部落的统治地位,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准则是以华夏族利益优先。这渐渐形成华夏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观。
但夏后来被族属于东夷的商所征服,此时这种民族区分与民族优越逐渐淡化。但当来自西部华夏故地的周灭掉商之后,为营造灭商的合法性与强化自身的正统性,又开始以华夏自居,彰显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西周在构建其文明体系时,最核心的是周礼。周礼上至国家礼仪,下至个人发展,都做出了明确规定,用作区分华夏族群与其他周边族群的重要依据。
接受周天子统治与遵循周礼的国家,都被划定进华夏的范围。这些国家,往往都在周原来的发源地与殷商统治的旧地。周人认为,周天子居天下之中,统治“中国”,周边的诸夏一同拱卫周天子,构成一个华夏共同体。而诸夏之外,生活着大量其他族群,周人统称其为四夷。根据地理位置和各族群的生活习惯,周人将他们归类为西戎、东夷、北狄、南蛮。《礼记·王制》对于华夏与蛮夷的区分原因十分明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衣、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四夷被认为是周天子的臣民,所谓“ 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
在这种情况下,诸夏也积极活动起来。首先是诸夏中的大国齐国以“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诸夏各国。齐桓公在位期间,救援被狄人包围的邢国,帮助被狄人灭掉的卫国复国,帮助汉阳诸姬姓国抵御楚国的入侵。这使他赢得很好的名声,最终成为春秋首霸。孔子给予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极高的评价,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是当时少数民族典型的服饰发型,孔子这句话便是说,如果没有管仲,华夏就要变成夷狄了。
也正是此时,儒家主张的“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也闪亮登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华与夷,不完全是一个血缘族属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分野。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没有礼乐文化的地方(夷狄),即便有君主,也比不上没有君主,但保留着完整的礼乐制度的地方(诸夏)。换句话说,孔子认为华夷的根本区别在于礼乐文化,而非是否有君主。
孟子极力倡导华夷之间在文化上的区别,他指出:“吾闻用夏变夷者, 未闻变于夷者”。儒家华夷思想指导下的史学书写中,华夷之辨成为一个重要的准则。儒家的史书《春秋》以及诸家为解释《春秋》的传无疑是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其极力强调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区别。对诸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蛮夷入侵的行为给予极大认同和赞扬;但如果有华夏之国,在政治规范和文化礼仪上如果不符合华夏的准则,会被贬斥其为蛮夷化。
詹鄞鑫:《华夏考》,期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
朱圣明:《现实与思想:再论春秋“华夷之辨”》,期刊《学术月刊》,2015年5月。
秦永洲:《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与华夏正统之争》,期刊《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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