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生比喻成虫子，这种艺术手法其实并不鲜见，然而在叙事内涵上达到共鸣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前不久，韩国制作的电影《寄生虫》算是一个特例，虽说这是一部现代电影，却和100年前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达成了一种跨域时空的呼应，虽然两部作品的故事不尽相同，但都描绘了一种人类“虫化”的生活。

《变形记》内容

在小说《变形记》中，“甲虫”是对人的隐喻，随着世事变迁，这种隐喻已慢慢走出文学的范畴，成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预言，《寄生虫》影片里的主角们，虽然不是甲虫，但却是像“寄生虫”一样苟活的小人物，两部作品都敏锐地察觉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以及内心的痛苦，已经将某些人异化成了非人的“虫”，我们无法忽视这种奇怪的变异，必须正视这种现象。

“甲虫”其实是人的隐喻

《变形记》小说本身的情节很简单，推销员格里高尔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个甲虫什么样，什么品种，作者卡夫卡从来没有细说，因为这只甲虫实际的样子，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当年这本书即将下印时，卡夫卡还特别叮嘱出版社：不要画蛇添足地设计虫子外形。在卡夫卡看来，格里高尔并非甲虫，而是人。

卡夫卡

当格里高尔发觉自己变成甲虫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赶不上火车了，于是他思考如何用虫子的身体打开房门。另外，他还担心打开房门后，如何向家人以及老板解释自己的迟到。虽然小说中确实描写了格里高尔具有甲虫的外貌，但与其说他变成甲虫，不如说甲虫其实是格里高尔一直假装不存在，努力压抑和隐藏的内心状态，这是卡夫卡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寓意。

格里高尔变成了虫

在《寄生虫》中，格里高尔这种难以言喻的状态，恰好就是电影中金氏四人感到的无尽绝望。金氏四人为了获得在朴先生家工作的机会，努力营造出他们都是体面人的假象，同时，他们也幻想借着朴先生的提拔，一家人翻身成功，真的变得富有。在假象和幻想背后，却是他们平常一直压抑的焦虑和恐惧，因为在现实中，他们就像甲虫和蟑螂，必须在被寄生的上流家庭发现前躲往暗处，努力饰演假装的身份。

《寄生虫》剧照

“虫”在《寄生虫》中跟在《变形记》里一样，不只是个隐喻，更是直指一种压抑的状态，即必须一直隐藏，不能被别人揭穿才能存活的心理现实。不管是格里高尔，还是金氏四口人，他们都有被他人嫌弃和鄙视的创伤，这种创伤让他们羞耻，不能示人。

虫子与家庭的矛盾

“虫式生活”的心理现实，有着深刻的产生原因。两部作品中主角都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冲动和愿望。《寄生虫》里金氏四口想要脱离贫穷，活得像个人样。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则是想获得家人的肯定，他要赚钱养家，帮父亲还债，并实现妹妹读音乐学院的愿望。其实，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想要改变困窘的现状，争取做人的尊严，实现生命的价值。不同的地方在于，金氏四口有违道德，且违法，格里高尔既非无德，也不违法。

《变形记》1916版封面

“虫式生活”的心理现实，产生于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变形记》中，变成虫的格里高尔费尽力气打开房门时，看到墙上自己的戎装照，心情复杂，照片中他穿着军服，手按宝剑，脸上挂着光荣而自信的微笑，所有人看到他都有一股敬畏之情。

格里高尔描述看见的照片，就像《寄生虫》里四口人对于富裕之后的生活憧憬，充满了幻想和错觉。两部作品通过描写悲惨的现状和美好的幻想，呈现了一种无情的反差：梦想只是梦想，与梦想相比，现实中的他们只不过是一只虫子。对比人前的雄心壮志，真实的他们卑贱、虚弱、可怜，只能寄生在别人身上，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虫子的现状。

格里高尔在房间中

格里高尔打不开的房间，以及《寄生虫》里阴暗的地下室，其实就是他们难以公开，拒绝展现的内心空间。

《寄生虫》中的地下室，是金氏四口人的庇护所，他们为了维持寄生状态，不想让朴先生知道，所以一直隐瞒不报，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来自自己的家庭内部，而来自与寄生家庭的博弈，但《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他的困境就在自己的家庭中，他费尽力气，勇敢地打开自己的房间，希望家人看到自己“虫化”的窘迫，从而帮助自己脱困。

《寄生虫》剧照

格里高尔认为自己对整个家庭很重要，他过去赚了不少钱，虽然自己很辛苦，但让父亲、母亲和妹妹活得不那么辛苦，也就值了。但当他内心的“甲虫”勇敢地走出房间，暴露自己的真实状态时，他才发现一切都是自己的臆想，他的家人根本不在乎他费了多少力气走出房间，他们只关注格里高尔的虫化外形，家人冷酷无情，父亲甚至握紧拳头，要把格里高尔打回房间。

从此，格里高尔不敢再离开房间，他只能像《寄生虫》中的金氏四口一样，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出来找东西吃。随着格里高尔封闭了自己，他的家人愈发无法容忍他，对父亲母亲来说，儿子无法工作，不能赚钱，比他变成了虫子更让人愤怒。平时承蒙哥哥疼爱的妹妹，因为不得不出去工作，也开始厌恶哥哥，她甚至故意不承认哥哥的身份，说虫子如果是哥哥，早就自己离开了，不应该赖在家中。

《变形记》封面

格里高尔听到妹妹的话，终于放弃了幻想，明白自己永远地失去了家人，他只是一只孤独的虫子，躲藏在经济窘迫的家庭中惶惶不可终日。最终，格里高尔望着黎明的天色，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痛苦地死在了房间中。

《寄生虫》剧照

格里高尔在哀伤中静悄悄地死亡，自己脱离了苦海，他原来的家庭也失去了“包袱”，他跟家庭之间的矛盾也算完结了。相较于《寄生虫》，《变形记》的故事发生于个体和家庭之间，所以叙事平静而内敛，《寄生虫》的故事发生于家庭与社会之间，所以叙事喧嚣而炽烈。

寄生虫与社会的分裂

总结起来说，《变形记》讲述的是由于经济压迫所带来的张力，一个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的故事，家庭中一个无法工作的人，就像是一只干瘪的甲虫，无法得到爱和体谅。《寄生虫》讲述的故事，超越了单个家庭的标本，而是将视角放在了整个社会的分裂上。在《寄生虫》的世界中，主角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始终被一种终生为虫的绝望感所折磨。

《寄生虫》剧照

比起《变形记》，《寄生虫》中人的“虫化”意象更抽象，更隐晦。主角们没有像格里高尔一样，直接变成了甲虫，而是通过人际交往时的互动细节，让观众慢慢体会到潜伏在表层之下，在别人心目中，主角们与生俱来的“虫子”形象。

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气味”细节是最鲜明的隐喻。在跟朴先生相处时，对方总是厌恶地提到一股“气味”，直指金氏四人无法抛弃的虫化身份。即便他们伪装地天衣无缝，跟上流社会的人推杯换盏，甚至有说有笑，称兄道弟，但他们因为“气味”，永远无法融入上流社会的生活。即便变有钱了，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获尊重，而是被视为用钱能收买的“工具人”。

《寄生虫》剧照

在电影中，朴先生一直对金司机强调“不能越线”，虫子就应该待在他该待的地方，不能奢望变成“人”，只有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虫子才可以放肆。然而，金氏四人之所以会想往上爬，想越线，正是希望摆脱虫子的身份，不再一直躲在阴暗地下室。但贫穷让他们产生了一股无法消散的“气味”，彷彿虫子天生下来的甲壳一样，无法伪装。

《寄生虫》剧照

当他们发现自己骗来了想要的东西时，却仍然得不到认可和尊重，所谓的努力不值一提，只是镜花水月而已。原来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只是寄生在巨大城市中的一只焦虑的虫子，他们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想活得更好、更体面，然而总是陷入被否定、被嫌弃的境地。金氏四人在社会中的力争上游，就像格里高尔试图挽回与家人关系的各种尝试一样，只是越来越失落和绝望。最终，他们死的死，逃的逃，活着的人仍然带着虫子的“气味”挣扎求生。

人的异化与反思

格里高尔在死时，虽然满含绝望，但至少他不再是家人的累赘了，所以他自认为有点慷慨赴死的悲剧意味，但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他深爱自己的家人，但死后，家人非但没有表示对他的哀伤，甚至还一块出去游玩，恢复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格里高尔的变形，他的异化是个悲剧，但并不悲壮。他因为自己的状态，无法走出房间，不仅没有得到家人的同情，反而遭到排斥；他因为无法为家里做出贡献，所以想要让家人把他当人一样对待的渴望，在生存压力巨大的现实中，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实现。

《寄生虫》剧照

在《寄生虫》中，失落而又亢奋的主角们，自打出生就带着虫子的“气味”，他们无法获得改变自己的机会，即便通过“非法”手段赢得了翻身的机遇，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仍旧摆脱不掉身份的烙印，他们在别人的目光和压力中，只能在地下室中异化为寄生虫。与格里高尔一死了之的“救赎”方法不同，他们的“自我拯救”是不断幻想，不断臆想，从而让悲惨的生命不至于太过苦涩。

《寄生虫》剧照

《变形记》和《寄生虫》二者的叙事大相径庭，但内涵却高度共鸣，不约而同地控诉了一种人的异化状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确实会无情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向深渊，两部作品揭露了集体意识中的冷酷和冷漠，呼唤我们正视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执着于对社会现象的批判，而是希望通过悲伤和绝望的叙事，唤醒我们的良知，从而出发寻找解决的方法，避免格里高尔和金氏四人的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