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南非总理亨·弗·维沃尔德提出“宏大的种族隔离制”，要“将（种族隔离制）发展为民族拯救的意识形态”，并赋予它高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要使它们成为他们所期望的东西——为白人统治进行道德辩护。”维沃尔德的“宏大的种族隔离制”就是要将南非分成众多的种族和民族同一的地区，成立10个家园或“自治国家”，让300-400万黑人移居新的家园。

维沃尔德以圣经来捍卫这一政策，称之为“分别发展”。“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他在60年代告诫开普敦教会：“我们在南非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地位，我们已得到土地，我们已赢得这个国家，我们有义务以爱的诫律为黑人提供同样的东西。”这一思想构成了他分别发展的思想基础。维沃尔德本来想以道德的东西来维护白人统治，却未能成功，这一政策变得不道德。正如沃登所评论的：“如此大规模地强制迁移是国家权力凌驾于黑人生命权之上的野蛮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被迁移至家园里的人被安置在一些贫瘠地区，找不到工作，甚至难以糊口。种族隔离制的批评者将这些行为等同为种族屠杀。”

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资本的外逃，维沃尔德却得出了一个奇特的结论：“这些事件证明白人同黑人的确不能混杂在一起生活。应当更明确地把他们分开。”

随着专制权力的加强，公民权被不断侵蚀。民主在南非徒有虚名。南非开始成为专制的警察国家。书籍与电影检查制度，不经审讯实施无限期的监禁，未经许可就对非白人搜查和逮捕，取缔报刊、政党，禁止所有的政治抗议，包括有纪律的聚会和消极抵抗；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电话监听和其他形式的警察侦察活动，学校里进行的政治教导；政治引渡，这些成为当时南非每天生活的一部分。